有關《戰場日記》的一些影像技術和見證的問題

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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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日記》(Twenty Days in Mariupol)由美聯社影音記者切爾諾夫 (Mstyslav Chernov)執導,作品素材出自切爾諾夫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於烏克蘭東南方城市馬立波期間所捕捉的影像。

切爾諾夫於2022年2月24日和同事進入馬立波,一小時之後俄羅斯軍隊丟下第一枚炸彈,隨即展開殘暴的砲火攻擊和屠殺。切爾諾夫和同事這二十天內和馬立波居民共同經歷俄軍侵略帶來的毀滅和生離死別。切爾諾夫和同事於三月中旬離開馬立波,他們是最後一批撤離的媒體。

本片於今年一月在為獨立製片設立的為美國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首映,並獲得該影展世界紀實電影競賽(World Cinema Documentary Competition),近日於台灣北部包括華山、威秀等電影館上映。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災難影像的技術倫理問題

紀錄片和一般劇情片最大的差別在於直接以真實事件影像作為素材,導演要呈現的真相和表達的理念更為直接,也因此具有更強的傳播效力。紀錄片也因爲它的紀實性使得它比一般劇情片更貼近歷史檔案。

然而,任何一種影像技術都會是影響、制約甚至決定閱聽人的現實認知的框架,《戰場日記》也不例外。雖然即使是紀錄片也一樣有經過後製作剪輯,我們也的確應該理解影像傳播的技術框架,但是不應該因此站在犬儒主義或虛無主義的立場,認定真相都只是觀點的不同或者根本地否定真相的存在,如同俄方指控馬立波圍城和屠殺是烏克蘭政府散佈的假新聞,出現在媒體鏡頭的災民都是臨時演員。

災難影像的拍攝和傳播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課題。攝影師和導演在面臨危急的情境,如何能置身事外繼續拍攝?傷者和死者有同意被拍攝嗎?直接將慘重的死傷畫面血淋淋地呈現在觀眾眼前,算不算讓它們成為被觀看和消費的商品?有傳播學者甚至毫不留情地控訴《戰場日記》將成為媒體傳播教學的負面教材!

有關任何一部作品的討論都值得尊重與珍惜,但重點是不同的詮釋和評價到底是豐富或窄化了作品的意義,啟發或限縮閱聽人的理解。隨著《戰場日記》在台上映以及將來可能走進校園公播之後,勢必會有更多的討論,筆者在此無須過度揣測可能的爭論。

但我必須強調,本片導演不只是那位掌控攝影機鏡頭和影像剪輯生殺大權的技術操控者,他也像是一位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拉近與他所要報導的人事物的距離,而且是和其他居民冒著相似的生命危險。災難和戰爭現場的許多突發事件都是稍縱即逝,導演所截取的影像具有相當程度的偶發性,並不全然是可預期、可控制的。

影像技術能夠捕捉到那些畫面,某種程度上像是打開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視覺潛意識」(the optical unconscious),使得閱聽人能夠身歷其境地感受到馬立波和烏克蘭人民危急的處境。

戰爭屠殺或任何一種災難現場總是慘不忍睹。當作為閱聽人的我們在面對那些畫面的時候,我們還應該或可能堅持合宜與不合宜的畫面區隔嗎?會不會有人選擇嗚住眼睛或撇過頭去,想像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繼續選擇活在「乾淨神話」之中?

例外狀態與裸命

像《戰場日記》這樣的紀錄片以其親臨現場的紀實性,確實更能夠引發閱聽人的情感反應與認同(當然有有可能是抗拒),理解戰爭殘酷的真相。影像總是不離複製和有限的技術框架,但發生在馬立波大屠殺再真實不過,溢出影像複製的技術框架,甚至過於真實,比我們習以為常的真實更真實。

我想也是這種過量的、溢出框架的真實性,使得我在觀看的過程和影片結束的當下陷入一種無語、失語的狀態,那意謂著一種情感和思考的困境,逼迫我(和認真的閱聽人)必須做出回應。

從政治哲學和生命政治理論的角度來定義,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指的是法律賦予主權(者)懸置常態性治理的規範,如同在國家遭遇類似戰爭或大規模傳染病威脅的緊急狀態,限制或暫時取消承平時期的合法權利,生命甚至失去應有的法律保護,成為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

更進一步來看,類似馬立波圍城和屠殺的景象已然是「例外狀態常態化」(normalization of the state of exception),不僅國家治理陷入無政府狀態,人們習以為常的世界也完全變樣,如同影片中的一些馬立波居民再追問的(請讀者容許我稍微爆一下雷),「我們到底做了什麼讓這一切發生?」

任何在難以理解無法想像的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包括婦幼醫院遭受猛烈轟炸、小嬰兒出生沒多久就成為一具冰冷的屍體。大規模的死亡得不到妥善的哀悼與埋葬,成堆的屍體甚至來不及編號和記錄就被淹埋。極端的「例外狀態常態化」因此意謂著生命失去人性的特質或應有的樣態,也是一種非人的情境。

難民的人權困境

面對這種非人的情境,我們不僅需要直視那些殘酷的畫面(這當然需要一些勇氣),更不能停止思考畫面或影像技術框架之外的真相,例如烏克蘭難民的處境。

每一次的戰爭都製造難以估算的難民。在戰爭災難發生的當下,也就是例外狀態常態化的情境下,對於難民提供人道救援顯得格外迫切需要。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理解難民是多麼艱難的一道課題。

不管是哪一種難民的界定,提供難民什麼樣的救援一直以來都很難或甚至無法脫離國家主權架構下的移民法、公民法和庇護法。那些界定和相關的法律規範也是一套公民與非公民的辨識和區分系統,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任何國家或政府毫無保留地提供難民證共同體的權利和保護。

這勢必也帶來人道救援和人權政治的困境。會不會人道救援,即便是必要的,事實上預設了一種不加區分的、被動的大他者,企圖將真正的難民-他者抵擋在「公民/非公民」、「我們/他們」辨識和區分系統之外,還可以讓我們耽溺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愛鄰如己」的普世價值的道德意識形態幻想之中?

從見證的不可能到可能

任何一種影像技術都無法完全捕捉類似馬立波屠殺令人無語失語的非人情境,也因此早就或多或少都是一種淨化過的技術。但是這種非人的情境卻是我們的思考和判斷不可迴避的起點,如果我們真的在乎什麼。

當我說「影像總是脫離不了複製和替代性的真實」、「災難的真相總是溢出影像技術框架」,並不表示一切都只是觀點的不同、沒有最終的真相,更不表示我們什麼事都不用想不用做,有關認同難民和人權政治困境的問題也是如此。

見證的不可能是一種論理思考和行道的起點,我們不因此停止思考和行動,必須有勇氣從不可能走向可能,有勇氣破除我們自以為是、自嗨的人道主義幻想,重新思考應該對災難和難民做出什麼回應。

這樣的任務也像是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她的《旁觀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批判美國越戰新聞影像時提到的,體會「只要我們感到同情,我們就覺得不是造成苦難的共犯。我們的同情宣告了我們的無辜和無能」。

當我們透過相片影片或任何影像影品片觀看他人的痛苦時,我們不應將「我們」的觀看位置視為理所當然,或者以為災難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不應該停止思考「觀看」的技術、歷史、社會、文化、心理等條件。我們也必須追問還,是不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什麼,而忘記、忽略或壓抑了什麼,哪些殘酷的真相沒有被顯示出來。

從馬立波屠殺活下來的居民、《戰場日記》導演和觀眾都是倖存者和見證者。倖存者活下來說故事,而且不得不說。幸存者的見證讓世人知道,不該發生在馬立波的,也不該發生在加薩走廊和世上任何一個地方。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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