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的人口健康問題:勞動與職場健康面向

鄭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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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瞬息萬變,歷史的發展像是驚濤駭浪之中前行的船舶,要預測未來十年的人口健康發展並非易事。試問,誰料得到在2019年年底竟然爆發一場席捲全球的COVID-19世紀大疫,在短短兩年已奪走全球近六百萬人口。誰又能預測病毒的變異演化,即使在現在仍難以捉摸。不過除了重大傳染病,許多人口健康問題的發展其實有其前因後果,仍可從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看見未來。

展望2032年,有幾個顯著影響人口健康的趨勢值得關注,包括老化、數位化,以及就業關係的脆弱化。這些趨勢都牽涉勞動與職場安全健康,也都與整體族群的健康不平等息息相關,有必要即早因應。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1.老化:長照體系的發展與勞動者保護

「總生育率」反映的是女性在其一生中預期生育的總子女數,一般而言必須維持在2.1,才能維持人口結構的恆定。台灣在1950-1960年間,總生育率年年高於6,但在1956年達到高峰後便一路急降,至1984年跌破2.1,至2020年更降至0.99,創下歷史新低。最近十年來,台灣一直是全球數一數二的低生育率國家,少子女化現象嚴重,而由於1950-60年代出生的世代人數眾多,這個世代的人在十年後將邁入72到82歲。相較於生育率原本就偏低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台灣的人口老化速度快速,到2032年,全國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將超過50歲。

高齡化社會,勢必伴隨著退化性疾病與長期失能的快速增加,包括癌症、心腦血管疾病、失智等好發於老年人的慢性疾病,不但對既有的醫療與照顧體系帶來龐大負荷,也將衝擊家庭,尤其是照顧功能日益薄弱的脆弱家庭。目前已在日本與南韓出現的老人貧窮、獨居,甚至孤獨死等現象,可能也會是台灣社會的重要問題。

回應人口老化趨勢,建立健全的長期照顧體系乃是當務之急。我國自《長照服務法》在2015年立法通過並於2017年施行以來,長照體系在服務對象、服務範圍、人員訓練與服務提供等諸多面向均有許多進展。然而,照顧服務員的勞動條件與薪資福利不佳,以女性佔多數的照服員的勞動價值仍未被社會大眾尊重,導致人員流失率居高不下。

根據職安連線整理,照服員的工作內容相當龐雜,在高體力勞動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肌肉骨骼傷害與其他職業傷病;照顧工作也常有情緒負荷,容易遭受病患或家屬的不合理對待而產生身心壓力疾病;在疫情期間,照服員更承受了失業、染疫風險與社會汙名。這些問題理應都能被預防。不論是透過輔具設備的提供、人員的培訓、立法規範或是財源籌措,均需要積極的社會行動與政策作為。社會大眾也必須更重視勞動者的勞動權益,才能讓長照體系永續經營。

國人偏好聘用外籍看護工,一直是本國籍居服員勞動條件難以提昇的原因之一。過去十年間,台灣的社福外勞人數穩定上升,至今已達23.5萬人。勞動部日前宣布將研議修法,讓具一定技術能力且在台工作達一定年資的外勞,得以申請永久居留並能攜眷來台。從人權角度來看,以移民方式接納外勞,確實較能保障勞動者權益。不過移民政策一旦開放,勢必大幅改變長照體系的勞動生態。如何保障外勞、移民勞工與本國籍勞工權益,確保平等待遇,將是重要的政策議題。

2.數位化:數位資本主義下的優勝劣敗與社會不平等

另一個重要趨勢是數位革命。台灣的資訊通訊科技發達,網路涵蓋率高,產業自動化程度相當進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演算法(algorithm)等新興科技不斷推陳出新。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職場的數位轉型更加快速。在許多國家,遠距工作(telework)、平臺工作(platform work)、虛擬辦公室(virtual office)、線上會議等工作模式大幅成長,未來即使疫情趨緩,也將成為主要工作模式。

在醫療與照顧場域,遠距醫療(telemedicine)、行動監測、遠距照顧等技術在不少先進國家被廣泛應用,台灣雖有法規限制,但未來很可能在趨勢之下逐漸放寬。可想見的是,醫療、生物技術與資訊科技的結盟,將成為下個十年產業發展的重要驅力。

全球性的數位革命為產業創造龐大商機,帶來許多就業機會,也為人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然而數位革命伴隨的負面影響已然浮現,包括資訊安全、數位監控、數位威權,以及過度仰賴資通訊科技對實體社區、人際互動、資訊傳播,以及個人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例如假訊息、網路成癮、網路虛擬世界對兒童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健康問題、資訊過量造成的疲勞等等。

區域與族群間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也將使既有的社會不平等更為惡化;首先會被排除的族群將是年長者、不善用使用電腦科技的族群,而原本就擁有語文、技術與設備優勢的人,將更能從中獲利。

在勞動場域,產業自動化趨勢,將使低階勞動族群面臨結構性失業威脅。國際勞工組織在2016年出版的報告書便指出,由於產業自動化趨勢,低廉的勞動力對於國際大廠而言已逐漸失去經濟誘因,因此在紡織、成衣、製鞋等勞力密集產業聚集的東協國家,很可能未來二十年出現大規模失業問題。在自動化普遍的職場,人與機器共事,將使勞工處於孤立與原子化的處境,難以形成集體力量;隨著數位監控技術的發展,勞工也將面臨更加綿密的監控。

在數位化趨勢下,勞工也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缺乏數位能力的工作者勢必面臨被淘汰的壓力。不過,自動化並不必然帶來失業。國際勞工組織在2016年出版的另一份報告,便比較歐美幾個工業大國的自動化程度與製造業失業狀況,結果發現這兩者不必然有關,例如德國、芬蘭與丹麥的自動化程度高,但並沒有嚴重失業問題。此報告強調,積極保護勞工與社會的政策,是對抗自動化衝擊的重要機制。

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將「2030雙語國家」列為重要政策,並編列龐大預算來執行。此政策雖然可能提升台灣在全球數位經濟上的國家競爭力,但此政策恐將使英文能力不佳而被排除的落後者產生相對剝奪感,此問題恐難用廣發行動裝置到偏鄉學校來解決。美國近年來民粹政治興起,勞動階層對菁英治理的憤恨而帶來的治理危機,實應作為殷鑑。

台灣長久以來有「高出低進」的現象,意即,高學歷高技術性人力流往高薪資國家,而低階低技術性人力(如產業外勞、社福外勞)大量移入。除了少數例外(如醫師),台灣高階工作者的薪資普遍低落,在國際上並無競爭力。在這樣狀況之下推動雙語化政策,是否反而會加速專業人力的外流,直接挹注高薪國家的人力缺口(例如菲律賓、印度的醫護人力外流至英語系先進國家),或被吸納進入全球跨國企業,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3.就業關係的脆弱化:低薪、過勞、斜槓、零工

台灣在2002年前後受亞洲金融風暴與全球經濟波動影響,失業率大幅攀升,當時過勞猝死案例出現,勞委會在勞工團體的壓力之下,逐步修訂職業病認定指引,使得職業心腦血管疾病案例自2006年以來開始出現,至目前每年均有60─80件。勞動部強化工時方面的勞動檢查,並在2013年修訂《職業安全衛生法》,將預防過勞的雇主責任納入法規;2016年前後《勞動基準法》修法,則發生一例一休爭議。有關過勞問題,法規在過去十幾年來有許多進展,然而工作者低薪、長工時、高負荷的血汗勞動處境,仍是許多職場的普遍現象。

如上述,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造就了「平台經濟」,創造出更多即時性且非典型的工作型態,其中尤以2009年創立於美國舊金山的優步(Uber)最為顯著。Uber開創之初以「共享經濟」為理念,但很快轉變為營利性勞務媒合平台,且快速拓展至全球許多城市。平台工作五花八門,不僅止於可見度高的載客與外送服務,還包括各種勞務工作,以及高技術性工作如網頁設計、程式設計、金融行銷、翻譯、客服、商業管理、諮詢、教學、心理諮商等等,未來將有更多實體工作會被線上工作取代。

平台工作的共同點是就業的不安定,包括勞雇關係的不穩定甚至消失、經濟收入不穩定、缺乏勞工集體力量、缺乏勞動權益與社會安全網的保護。平台工作的零工型態,讓工作者必須在片段與臨時性的工作任務之間轉換,長期的不安定感本身即是一種身心壓力來源。平台經濟下的就業不安定,以及伴隨的過勞、工作貧窮、身心健康風險,也將是未來十年可預期的職場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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