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與鄂蘭:此身流亡,此心常在的哲人氣度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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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柏林(Isaiah Berlin)與鄂蘭(Hannah Arendt),這兩位堪稱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人,都說不上是「流亡者」。柏林十歲時就舉家從俄國移居英國,長年的英倫生活讓他即便自我認同猶太人,來到以色列卻尤其不覺得猶太人,晚年他曾經詼諧說自己已經太老,學不了希伯來語,因此沒打算回以色列定居,猶太人的原生身份幾乎不對柏林造成任何困擾,他說自己既不因此驕傲,也不因此羞愧,「作一個猶太人就像有手有腳一樣」。二戰期間在猶太人族群最困頓的時候,輾轉在蘇聯與美國從事外交工作的柏林並沒有感受到切身的壓迫,他坦承他確實為此感到些許羞愧。

柏林(Isaiah Berlin)。圖片來源:翻攝自維基百科

這種自得狀態難免讓人想起鄂蘭對於歐陸「特例」猶太人的批評。功成名就,成為易卜生諷刺的「社會棟梁」,能讓猶太人產生可以豁免於主流社會潛規則,也是可以在異地安穩成家立業的幻想,歷史的教訓是「特例猶太人」無視其他同胞苦難的機會主義很快就會自嚐苦果,納粹的崛起不過再次證明確實如此。當然,相比於歐陸,柏林確實可以說英國的猶太人是特例中的特例,英國畢竟不同於歐陸。

不過即便如此,對特例猶太人的不適以及難民經驗,也都沒有讓鄂蘭產生任何對於原生身份的激情。對她來說,身為猶太人,跟身為女人一樣,都是人生而無法爭辯的事實,是外在所加諸的此身,卻非此身之我,而鄂蘭從來都沒有想過表現「除了我以外什麼樣的人」,這點倒是與柏林頗有共識。

鄂蘭(Hannah Arendt)。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新貴與賤民

對鄂蘭來說,猶太身份的政治寓意更多在於現代民族共同體理念的挫敗,猶太人能被隨意褫奪公民身份的處境,從來都不是個別猶太人族群的命運,「當歐洲最弱勢者被驅逐,被破壞,歐洲人民的斯文也就跟著掃地解體」。20世紀初的猶太人是民族國家的政治秩序在歐洲所創造出來,在一個又一個的難民營與集中營間扔來丟去的「新品種的人」,但是,猶太人成為歐洲最弱勢者畢竟只是歷史偶然。

跟柏林無論在以色列還是在英國的無入不自得相比,鄂蘭完全是另一種極端,無論是在納粹德國還是新大陸,鄂蘭都沒有表現出任何身在家園的自適感,艾希曼事件更表明了她對以色列的疏離。鄂蘭曾經說她的歸屬是德語,是德國思想,但同時強調德語卻「不是德意志人的語言」,是「沒有歸屬的語言」。鄂蘭對於一切「祖國」泛化情感都堅決抗拒,如果沒有故國情懷,永世身處流亡中,可能就很難說上是一般意義上的「流亡者」。

儘管在新大陸過上了安穩且頗孚聲望的生活,鄂蘭對於自由民主美國的態度始終非常微妙,鄂蘭在這段時期的作品不時流露出對於美國末人社會的些許鄙夷,黑人抗爭只為了讓小孩跟白人上一樣的學校,學生佔領講台只是為了聲援響應其他運動,從鄂蘭過去的「歐洲經驗」看來,這些訴求既幸福又微小。

鄂蘭與美國戰後的民權運動非常疏離。在小石城事件,鄂蘭把爭取平等教育權利的黑人父母,當成只是想在既有社會規範中爭取好處的社會新貴(parvenu),歐洲的特例猶太人確實努力迎合主流社會以期成為「新貴」,但顯然民權運動的訴求不是。「賤民」(pariah)因為身處多重邊緣地位,從而可能帶來某種「新人」想像,鄂蘭這個信念,從早年所寫的瓦哈根(Rahel Varnhagen)傳記,至身死都不渝,在鄂蘭看來,有意識的賤民,具有一種敏銳,敏銳體會到他人難處的能力:

「這種敏感是對於每個人尊嚴,一種病態的誇大,是一種特權階層從無法感受的激情。就是這種強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賤民的慈悲心。在一個建立在特權、因出身獲得的驕傲以及由頭銜所賦予的自大之上的社會中,在理智將人的尊嚴當作道德的基礎很久之前,賤民就已經憑直覺發現了人廣泛的尊嚴。」

很少人不為如此修辭動容,但事實證明平權運動的推進,需要的不只是賤民的自我信念。況且,「處於邊緣而感受壓迫」並不一定帶來進步的後果。如果鄂蘭不是不聽醫生勸戒菸,能再多活幾年的話,她就會看到美國社會中靠著「減稅、墮胎與擁槍」三位一體,白人「新賤民」的誕生,他們也跟鄂蘭理想的「有意識的賤民」一樣,都質疑民權運動的成就可能會消滅賤民驕傲的自我認同。

柏林的「猶太人問題」解方

對於「猶太人問題」,柏林則有一個簡單的解方,那就是讓猶太人建國,「讓猶太人能夠像一個民族那樣,像其他民族一樣生活」,全球所有猶太人就能自由選擇回歸「故國」,或者像他這樣他鄉日久亦故鄉。鄂蘭筆下汲汲營營名利的特例猶太人,歸根究柢是身為異鄉人的猶太人「不能和當地人一樣不加分析地看待世界,不能過平常人的日子,經歷平常人都會有的苦難,享受平常人的一般快樂。不能自然而然適應當地社會生活,從而必須時刻反覆審度時勢」。

柏林相信猶太人的建國渴望非常正當,某種程度上不需要訴諸猶太人的千年苦難,歐洲文明所繼承的啟蒙理念就足以證成;他也不認為猶太建國存在更崇高的歷史使命,猶太人更需要的是可以選擇更世俗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不想用自己的一生哀悼六百萬猶太死難者」,年輕一輩「想要擺脫先輩的神經衰弱」,不想「一再重提過去的苦難」。這樣的世俗猶太國,「也許創造不出非常精緻的文化藝術,創造不出驚世駭俗或趣味盎然的文化型態,但是他與同伴活下來了,而且很開心,成為一個民族,這就足夠了」。

已經完全可以想像鄂蘭如果讀到柏林這些文字時的鄙夷。

鄂蘭青年時期曾經短暫投身猶太復國運動,但在她眼中,以色列的建國不啻是讓巴勒斯坦人重蹈猶太人在歐洲的難民命運,猶太人之為猶太人的遠因既然是民族主義中「民族對國家的征服」,從而讓人、公民與民族成員身份再也無法切割,去其一則無其他,那麼,重建一個猶太人的「主權國家」,不過在他地複製猶太人的流亡命運。

跟柏林一樣,鄂蘭也認為猶太復國運動始於理念上的熱忱,但相較於柏林對於兩代猶太建國運動領導人相繼在理念的堅持,與現實巧妙周旋的讚賞,鄂蘭從來都無法妥協,她批評這些領導人「根本沒有想過與其他受到壓迫,雖然歷史境遇有別卻本質上一樣的民族聯合起來」,而是一開始就「將自己出賣給那些掌權者」,與「我們這個時代最邪惡的力量妥協」,利用(主要是大英)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以遂他們所謂的建國夢想。

柏林則對於猶太建國運動的兩代領導人都給予高度評價,儘管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浪漫主義,以及他「理想與目的過於簡單,願景清晰而強烈」的政治性格,讓柏林不由得想起史達林與希特勒;柏林更在出身中歐的魏茨曼(Chaim Weizmann)身上,嗅到了自己同類的味道,魏茨曼就像「他這一代」的中產階級猶太人一樣,「溫和地忠誠於傳統生活方式但不愚忠」,「既非狂熱者也非改革家,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建國單純只是厭倦了猶太人的劣勢地位,更重要的是,不像赫茨爾,魏茨曼從來都「不去過分考慮終極目標或基本原則」,從不「困擾於未來的政府會是什麼或必定要是什麼」這類建國基本教義問題。在柏林眼中,魏茨曼一直都是實用政治家的典範。

此身流亡,此心常在

對於鄂蘭所謂的「特例猶太人」,柏林並非全無意識。他在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英國唯一一位猶太裔首相)以及馬克思身上,都看到因為過於執著猶太人身份而衍生的心病。這個心病讓迪斯雷利與馬克思各自幻想出一個完美的族群,並自視為代言人,迪斯雷利過於浮誇地彰顯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並將之視為大英偉大貴族的現代化身,而馬克思則「認同一個理想化的無產階級」,是「完美人類社會的繼承者」。

對柏林來說,同化本地社會甚至汲汲營營名利從來都不是什麼特例猶太人,他與鄂蘭真正的異議實際上反映了兩人對於理念力量的不同評價。馬克思與迪斯雷利的天生貴族與無產階級,在柏林看來都是將民族理念浪漫化的兩種極端形式,而在鄂蘭看來,迪斯雷利在英國社會崛起,成為「權勢奇才」固然有其個人理念因素,但終究是資產階級地位的變化、種族主義論述崛起以及帝國主義競爭格局種種物質性情勢交疊而成的結果。

柏林一貫深信理念的力量,他的雜文集也以此為名,他不厭其煩反覆強調海涅「是康德造就了羅伯斯比」的警語;儘管不能說鄂蘭完全無視理念的力量,但鄂蘭所見證的是「現時代」(the modern age)政治理念的斬獲,最後全部被引導到極權主義的方向:社會契約被扭曲成層級共同體的建構,康德式的至高道德律令被艾希曼演繹成「供居家小老百姓用的康德」,人天賦不可剝奪的權利最終演變成與公民身份之間無以調解,從而打造出難民的政治難題,在曾經被視為解放契機的左翼思想中,馬克思對勞動「力」的闡述與或許可能被簡化的,作為法則的歷史概念,更簡直是一場災難。

理念的力量是如何被轉化成全面人身宰制的體制的?鄂蘭將此視為不需要質問的現實,柏林認定鄂蘭對理念缺乏基本的尊重,這是他厲色批評鄂蘭「沒有進行論證」,「沒有跡象顯示她有嚴肅的哲學與史學思考」,寫的東西全是「亂七八糟的形而上學大雜燴,句與句之間甚至沒有邏輯上的關連,也沒有合乎理性或可以想像的聯繫」的主因。柏林與鄂蘭看待「理念的力量」的根本歧異在對待義大利啟蒙文人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不同評價上最深刻地展現。

柏林不是流亡者,但他的自我認同中卻存在強烈的外人意識,這是歐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輕慢讓他特別受傷的主因。柏林知名的「狐狸與刺蝟」之辨,本質上其實不是一與多的思想氣質之爭,而是身份認同與危機之解,表述他這樣一隻長於猶太與俄羅斯傳統的狐狸,在面對歐洲時的自信。柏林評論托爾斯泰「生性為狐,卻自信能為刺蝟」,堪稱他的自況,俄羅斯文人赫岑(Alexander Herzen)是柏林心中的楷模,柏林曾自述「正是赫岑讓我愛上社會思想史與政治思想史。這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開端」,而赫岑同樣是一位深具外人意識的知識分子,赫岑一篇批評左批有些文人興趣廣泛卻不專精,右貶有些文人自命專家其實坐井觀天的隨筆,柏林情有獨鍾,不乏是雙重否定式的自我認同:我既非淺薄涉獵,也不賣弄枯燥學識,雖生性為狐,但能為刺蝟。

無論如何,儘管鄂蘭心中沒有祖國,但她的流亡經驗與賤民的自我認同,都讓她對於任何現代國家建制抱持無比的警惕,這讓她不可能擁抱任何「強國夢」;柏林顯然沒有任何賤民意識,他更希望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包括猶太人,都能平凡活下去,異鄉人不需要背負憂患意識,也不需要惴惴不安於其實不存在的壓迫。

對於此身的流亡,鄂蘭與柏林顯然不會有共識;但與值得守護的文明常在的此心,卻都展現了同樣的哲人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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