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終結，只是我們還沒終結屬於過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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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發生在克里米亞的事對歷史是巨大的諷刺。這一年，基輔獨立廣場上百萬計的抗議者拒絕西方的調停，總統亞努科維奇倉皇逃往俄羅斯。當歡欣鼓舞的烏克蘭人民仍在讚嘆落跑總統的華麗官舍時，普丁迅速在克里米亞展開了一系列反制，先是「獨立」公投，後是請求莫斯科出兵「保護」。這是冷戰結束後第一次，一個「大國」對另一個國家的占領，它發生在克里米亞，二戰期間同盟國達成《聯合國協議》共識的地方，羅斯福總統曾經在此宣告這份文件將「終結一切的戰爭」。

一個現實，兩種主義

現實主義者把烏俄的軍事衝突視為大國對於地緣政治的輕忽，John Mearsheimer不認為普丁的大俄羅斯迷夢是衝突主因，應該負責的是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北約的東擴引起了俄羅斯的緊張與戒心，烏克蘭作為與歐陸強國的緩衝地位是無論哪一個俄羅斯領導人都不會棄守的地緣政治利益，作為大國的俄羅斯更不可能被自由主義原則所說服，不將烏克蘭的歐洲化視為威脅。

當柯林頓政府不認老布希北約不東擴的承諾，當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約峰會開始討論烏克蘭與喬治亞的成員國身份時，歐洲與俄羅斯的衝突就無可避免。在Mearsheimer看來，普丁同年悍然出兵喬治亞的回應，就應該讓西方世界打消任何對俄羅斯決心阻止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的懷疑。

地緣政治經常是一切戰爭發動的萬用解釋，雖然對所謂「戰略緩衝」的闡述往往伸縮自如。某種意義上，大國現實主義很難給現實的大國現實的戰略指引，特別是民主的政治共同體經常無視現實主義者眼中應該放在優先地位的好大一盤棋，例如，烏克蘭人民對於歐洲化的期待更多是因為腐敗的國內政治所致。現實主義熱衷於批判自由主義作為國際互動原則的不現實，但期待人民的民主獨立意志優先考量所謂的地緣政治，可能更不現實。

更何況所謂的「地緣政治」，也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

曾任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出身波蘭貴族的Zbigniew Brzezinski是歐洲公法體系的美洲遺子，威爾遜念茲在茲的民主與市場，在他的權力平衡思想面前同樣沒有特別的優越地位。繼受麥金德「歐亞核心論」，如何防堵大陸島出現橫跨歐亞的陸海大國，是其現實主義戰略核心。為此他不惜讓美國以秘密行動介入中亞，用阿富汗戰爭迫使蘇聯無法兼顧東西兩端。對於因此在中亞造成的混亂情勢，ZB嚴肅的回應確實讓人啞口無言：對於世界歷史，你是要塔利班還是大蘇聯？是要一群狂熱的穆斯林還是終結冷戰？

烏克蘭在ZB的現實主義大棋盤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一個對俄羅斯沒有敵意的烏克蘭領先加入西方，是治療俄羅斯「被侵略妄想恐懼症」的一帖猛藥，反之，如果讓烏克蘭依附俄羅斯，則會助長俄羅斯的歐亞帝國野望。一手主導北約東擴的前國務卿歐布萊特，正是ZB的愛徒。俄羅斯19世紀的思想家Alexander Herzen曾經說他們這些俄羅斯人看著歐洲人，就像外地人看著首都的人一樣，既是羨慕又是自卑，喜歡模仿他們，卻又覺得自己事事不如對方。

ZB的現實主義戰略建議之所以與Mearsheimer截然不同，或許是因為他的東歐出身，讓他自認掌握了俄羅斯從彼得大帝以來對歐洲化的傲驕意識，只要俄羅斯願意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那麼就會放下歐亞大國的執念。無論如何，「不要讓大國心慌」與「徹底讓大國心慌」兩種背道而馳的戰略目標，都被現實主義者各自認為非常現實。

歐洲與俄羅斯

其實，無論哪一種現實主義，都高估了歐洲作為地緣政治要角的政治凝聚力。歐盟中的大國各自心懷鬼胎，英國一方面緊緊追隨美國，另一方面又謀求在歐盟內部的特殊地位，最後搞出脫歐鬧劇；不甘寂寞的法國南下揪集不倫不類的「地中海聯盟」；德國越來越喜歡俾斯麥當年那一套德俄特殊關係把戲，這無可避免讓中歐國家感到驚恐，懇求與美國加強安全聯繫。

而歐盟東西之間，不僅僅是經濟以及對待難民態度的落差，出身保加利亞的Ivan Krastev精闢點出了歐洲東西之間在政治原則的巨大落差。歐盟建立在由對國家制度定義歸屬感的法式民族概念，以及強枝弱幹的德式聯邦國家概念，但中東歐國家的政治信仰卻是完全相反，他們欽佩法國人的中央集權，又欣賞德國人那共同文化與血統鑄就的公民身分。

如果「歐洲人」連自己的政治認同都陷入危機，如何期待俄羅斯人心嚮往之？或者畏懼之？

至於俄羅斯，無論普丁的決斷是胸有成竹的戰爭理性還是身居高位的孤獨感性，某種程度上，俄羅斯如今的境地，可能是俄羅斯這個Robert Kaplan稱之為「孤絕的心臟地帶」的歷史宿命輪迴，它總是反覆自我膨脹，又自體崩潰，從基輔羅斯到莫斯科公國，從羅曼諾夫王朝到蘇聯帝國；也無論普丁到底多大程度相信他振振有詞的大俄羅斯美夢，事實上，就像ZB所說，俄羅斯人的歐亞大國夢只是被巨大地理疆界迷惑的結果，實際上那些地方都是渺無人煙的曠野。

也不管現實主義者如何說項，沒有人認為俄羅斯發動的戰爭是「理性」的，因為即使普丁打下烏克蘭，光是豢養烏東，對已經千瘡百孔的帝國來說是雪上加霜，更別提要徹底將烏克蘭從西方切斷所要付出的開銷。所有人都知道，普丁的最佳解應該是維持親俄派的影響力，對親俄派偶爾與布魯塞爾的眉來眼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像是之前對待亞努科維奇那樣。其實，烏克蘭一直都是事大主義與戰略三角的忠實執行者，至少，在俄羅斯軍隊進軍基輔之前。

烏克蘭是後冷戰自由世界的縮影

烏克蘭的國家命運在某個面向上是後冷戰自由世界的縮影，其實也是台灣的雙生體。當莫斯科1991年發生未遂政變，獨立的時刻真的來臨時，烏克蘭並沒有像波羅的海諸國那樣迎來民族獨立的熱潮，Leonid Kravchuk發現，原來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以脫離帝國，自己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領袖，而他還可以繼續運作共產國家遺留的政治體制，作為曾經的共產黨意識形態主管，他大方換上烏克蘭農民的傳統襯衫，此前他曾經將這樣穿著的人當作「法西斯分子」送進大牢，一個蘇聯時期的共產主義者到底要如何毫無心理障礙變成民族主義者？他的回應是我的行為是例外嗎？一個曾經跟體制配合無間的人得到機會取代體制，歷史上不是大把大把的例子嗎？

烏克蘭在蘇聯解體時以媲美台灣的「寧靜革命」贏得民主，卻從2014年開始發現，想讓民主繼續存活，說說話與上街頭已經都不夠，終究得拿起武器，不管是要驅逐僭主還是守衛家園。2014年以後，烏克蘭人民推倒了五百多座列寧銅像，像是電影《再見列寧》那樣，但座落在基輔的「祖國之母」像，仍舊倖存下來，它是烏克蘭與紅軍一起從納粹手中奪回基輔時死亡戰士的紀念碑，面向西方的政治象徵不言而喻。烏克蘭人這尊「俄羅斯媽媽」雕像落成於1980年，是蘇聯那垂垂衰朽的布里茲涅夫政權嘗試重建愛國激情所造。

基輔另一座Bohdan Khmelnytsky紀念碑，紀念17世紀的哥薩克勇武國王。他將波蘭人逐出西烏克蘭，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烏克蘭哥薩克王國，但最後自己臣服於莫斯科公國。這些基輔的國家象徵都象徵了烏克蘭事大主義的矛盾，一方面既奮起反抗壓迫，另一方面又隨時接受大莫斯科的束縛。

對於承擔獨立自主命運扭扭捏捏的民族，兜兜轉轉遲早還是要面對。

普丁的侵略戰爭是注定失敗的。儘管大俄羅斯與血濃於水的政治宣傳對部分烏克蘭人有吸引力，但絕大多數烏克蘭人民終究不願放棄已經自己掌握命運的政治自由；新世界的大地法早就捨棄了格老秀斯「強權即公理，占領即正當」的國際法信條，將一切國家對國家的戰爭非法化；緊密的全球經濟連結將讓俄羅斯很難承受戰爭與占領的開銷，即便沒有國際制裁，重建烏克蘭也足以讓俄羅斯再度陷入暴起暴落的宿命輪迴；普丁文告中的「泛化帝國」早就已經是人類淘汰的政治想像，不可能取代民族國家。

但義戰的血與淚仍是遲到的代價，這是烏克蘭如今的體認，也是「自由世界」應該要有的體認。索忍尼辛在蘇聯解體時曾經說，「現在該是俄羅斯到了做出抉擇，然後一往無前的時候了，要麼謀求帝國式統治，讓自己繼續成為受害者；要麼實現人民心靈與身體上的救贖」。

畢竟，當年柏林圍牆的倒塌與蘇聯的瓦解是一個戲劇性意外，人類社會第一次在沒有大國衝突的狀況下見證了新國際秩序的到來，冷戰的結束太過猝不及防，來不及讓大國折衝出類似維也納體系的國際體制信念，後冷戰的世代憑空贏得三十多年的和平歲月，但只要懷念舊時榮光的大國依舊在，永久的和平就是一紙空話。

其實歷史已經終結，只是我們還沒終結屬於過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