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後的人類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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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幸運的人，當他在1989年夏天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時，大概沒有想到這篇短文竟然預示了蘇聯垮台與東歐劇變，這使他立即成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言人。一直到今天，雖然他的論點受到各種挑戰，但是世界形勢並未和1990年代徹底不同，所以即使他常被認為不斷修正自己最初的看法，只是從這本2021年出版的訪談錄來看，他依舊堅持原先的主張，甚至還因為最近的烏俄戰爭，反倒增強了他的信念。

本書的精彩之處，是訪談者馬蒂爾德．法斯廷下了十足功夫，遍讀福山的大部份著作，從而能透過有系統的對話，深入淺出地挖掘福山的成長歷程與政治觀點，同時準確描繪了他對於世界史至今發展的精闢見解。我還注意到，法斯廷是在德國埃爾福特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獲得經濟思想史的博士學位，這個城市則是韋伯（Max Weber）於1864年的出生地。

福山在訪談中表示，他的第二本書《信任：社會德性與經濟繁榮》（福山著，李宛蓉譯，台北：立緒，2014；原文版1995）比第一本《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福山著，區立遠譯，台北：時報，2020；原文版1992）更成功，而他在序言自承寫作《信任》的題材，乃是受到了他父親福山吉田畢生從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興趣所影響。他還提到，父親將社會科學藏書全交給了他，因此他說如果逛逛他的書架，可以看到許多韋伯的書。（本書頁104）。

福山繼受歐陸哲學脈流

在我看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雖然主要繼受自俄裔學者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詮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但也和韋伯主張現代資本主義代表理性化的成就，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意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歷史終結」這種論證方式，充滿了唯心主義的辯證色彩，完全屬於歐陸哲學傳統，更為抽象和難懂。一般人對於諸如「主奴辯證」、「爭取承認的鬥爭」種種概念相對陌生。因此，福山不能不反覆用相當大的篇幅，來解釋為什麼應用這個違反一般常識的概念，描繪他所斷言的世界史發展趨勢。

一切圍繞著福山的討論，終究是起因於他發表了《歷史的終結？》這篇大膽文章。訪談中他透露了寫作的來龍去脈：原來他在蘭德公司工作時，有一個團隊專門關注蘇聯的國內政策。而他在1987年讀到戈巴契夫總書記的演講稿，將社會主義的本質形容是「競爭」，他立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此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說出：「那麼這就是歷史的終結」這句話，就成了他的立論緣起。（本書頁139）

我們必須承認，即使他表示在智庫的圈子裡，大家都知道有「歷史終結」的說法，但畢竟只有他勇敢地宣揚了此一用語，並開始在演講中強調「西方的勝利」。由此看來，福山並非浪得虛名，是他善於綜合理論訓練與現實經驗，快速地作出了判斷。有趣的是，他多次引用柯耶夫詮釋黑格爾的著作，並轉述柯耶夫宣稱「歷史終結論」是「完全正確」，因此甚至認定哲學家已無事可做，決心轉行去當公務員。

在這個脈絡下，法斯廷追問福山說：你也宣佈了歷史的終結，為什麼沒有做同樣的選擇時，氣氛似乎有些尷尬。（本書頁126）不過，法斯廷隨即替福山解了套，稱福山是為了「知識自由」而繼續保持學者身份，當然就福山本人來說，目前政治學者、知名作家、時事評論者集於一身，應該是他生涯規劃的最佳選擇。

自由民主體制受到重擊

事實上，福山比較無法釋懷的，是他的批評者始終從根本上弄錯了「歷史終結」的哲學和現實意涵。他在訪談發中再一次澄清，這一概念是一個規範性的，而不是實證的陳述。（頁142）不過，這也使得他過幾年便需要以新的著作來表達對批評者的回應，形成了多產作家的動力。他2022年最新的作品是《自由主義及其不滿》（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我們光從書名即可推論，除了「歷史終結」的概念受到誤解之外，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議題，乃是自由民主制度在現實的世界局勢中，真的能夠勝過專制威權體制嗎？雖然福山不斷地為自己1989的論斷辯護，但也不得不同意，不少「民主衰落」和「民主倒退」的現象正在發生，究竟今天的國際形勢有了什麼變化？

這也就是本書編輯法斯廷在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意識：「我沒有想到，在2021年，在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多年後，我們還有必要為民主以及它的基本價值辯護。當前威權主義潮流與基於民族主義的保護主義是否只是短暫現象？…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處理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該怎麼讓它們更有韌性？」（本書頁002）為了回應這一連串的問題，法斯廷設計了環環相扣的章節，來一一檢視福山針對各種現實政策的對應態度。

整體而言，福山個人的政治立場，有點像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形容的「自由飄浮的知識份子」，因為不依附於特定的階級、政黨或利益團體，所以不執著意識形態，可以較為自由地批評時政。在訪談中，福山自稱每次美國總統選舉，他不一定投給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候選人，便是典型的知識份子心態。基本上，福山既不屬於激進左派，又相當討厭民粹右派，對於川普總統更是口誅筆伐，認為他在總統任內，破壞了非常多民主體制的規則，也等於減損了自由民主對於世人的號召力。經歷了川普總統的治理模式，福山對於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有了更深的體會，但仍保持著信心，不曾動搖。

至於福山如何評估全球民主情勢，又如何針砭國家治理能力及經濟、社會政策，在本書的十八章都能夠得到具體的論證。我個人比較好奇的，是福山為何特別關心烏克蘭的政治發展？在談論到烏克蘭時，法斯廷下的小標題是「希望的燈塔」，而福山強調「烏克蘭是對抗專制擴張的戰爭中單一最重要的前線國家」，他基於這樣的認識，多次前往烏克蘭並贊助青年領袖計畫，鼓勵青年世代能實現自由民主制度，同時脫離俄羅斯宰制，成為一個歐洲國家。（頁328-329）

福山在戰前即高度關切烏克蘭

沒想到，就在今年（2022）的2月24日，俄羅斯發動了侵略烏克蘭戰爭，福山不改他的大膽作風，在戰事開始不久的3月12日，便於媒體上發表了「斗膽預言」，第一點即宣稱：俄羅斯在烏克蘭正走向徹底的失敗；接著第七點：普丁不會在他的軍隊被擊敗後倖存下來；最後第十二點：俄羅斯的失敗將使「自由的新生」成為可能，並使我們擺脫對全球民主衰落狀態的迷茫。1989年的精神將繼續存在，這要感謝一群勇敢的烏克蘭人。（引自歐洲之聲）

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福山似乎感受到了發表《歷史的終結？》當時的氛圍，才會如此「不假思索地」下了結論。不過，讓我們回顧福山在訪談中論及烏克蘭時，所說的一段話：「我認為，（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頓巴斯雖然是對國際規範的嚴重違犯，然而弔詭的是，這對烏克蘭的民族認同是有利的。我確實認為，烏克蘭人民最終將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有一些信心，隨著時間的進展，這件事真的會實現。」（本書頁330）

福山的樂觀會是毫無根據嗎？從俄烏戰爭開打以來，北約和全球民主國家聲援不絕，而近期藉助各方提供的最新武器，烏克蘭節節反攻，也反映了福山的預言有可能成真。就在今年的10月，福山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文表示，近一年來的國際形勢變化，凸顯的是俄羅斯、中國及伊朗等極權國家的「弱點」，曝露出獨裁政體缺乏制衡設計，錯誤決策易導救災難性後果。因此，烏俄戰爭的事態發展，反倒更「證實」（proof）了「歷史終結論」的正確性，同時也更強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韌性。

話說回來，先不論他的預言是否有效，為何福山具有如此敏銳的判斷力？就我個人的觀察，他作為黑格爾和柯耶夫的信徒，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還有一個重要的辯證，稱作「理性的狡詐」，意即人類依循各自的理性進行種種策略規劃，試圖滿足自己或群體的欲望，但是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為只是「普遍歷史」，或柯耶夫口中「大寫歷史」的小小片段，最終都被利用來完成更普遍的目的（對黑格爾來說，即是「自由精神」的實現）。所以，過去出現過的「卡理斯瑪型」（韋伯的概念）領袖人物，如與黑格爾同時代的拿破崙，或者今天看似叱吒風雲的普丁、習近平等個人，都只是達到「歷史終結」的工具，自己卻渾然不覺，深陷入狡詐的佈局。

「理性的狡詐」使叱吒風雲的獨裁者渺小化

換言之，在「理性的狡詐」之下，人類實然的歷史充滿曲折和弔詭，當福山認定：弔詭的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頓巴斯，對烏克蘭的民族認同是有利的，不啻反諷了普丁個人的「理性意圖」，也讓他發起的戰爭成為世界史更朝向自由民主勝利的一個註腳。那麼，假設俄羅斯真的失敗，乃至普丁建立的威權政體如蘇聯般再次垮台，這時候，習近平「稱帝」後的中國，將變成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剩下的最大威脅。福山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

事實上，福山和許多西方的學者類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都對於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抱有幻想，認為待中產階級興起，中國政治也將更為民主。我們不妨回過頭去，看看他1992年於《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怎麼說，他寫道：「被承認的欲望就是自由主義經濟與自由主義政治之間那個缺少的環節…正是這種全然非經濟、非物質的動力，才解釋了為什麼西班牙、葡萄牙、南韓、台灣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都不只要求市場經濟，而且也要求民治民享的自由政府。」（前揭書第290頁） 不知道福山今天是否想要修正他的主張？至少在訪談裡，他認為「對歷史終結論唯一最有力的挑戰者就是中國，因為這個國家已經顯示出它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進行現代化，…但它是在專制的條件下做到這些事的。」（本書頁260）

令人感慨的是，期待中國富裕起來後，會追求民主的這種幻覺已經破滅，尤其在2020年中國強加《國家安全法》予香港，大肆逮捕異議人士，並在今年8月對於台灣大規模軍事演習後，西方民主國家不再相信中國「和平崛起」，反而看清楚中國窮兵黷武的真面目，開始佈署各項措施以防堵中國的霸權擴張企圖。

面對全新的國際形勢，福山在針對烏俄戰爭的預言中，用第十點提到了台灣，表示：希望台灣自己醒悟過來，準備好像烏克蘭人那樣戰鬥，恢復徵兵制，我們不要過早地成為失敗主義者。（如前引歐洲之聲）其實不待福山警告，台灣的民眾這次面臨中國展示武力，表現得特別鎮定，內部沒有發生如1996年台海危機時的移民恐慌。在中國的軍演結束後，反而傳出如曹興誠的民間人士捐出鉅資來建構自我防衛體。這彰顯了台灣人的意志力，也讓中國必須從烏俄戰爭中學到教訓，若輕率啟動武統台灣的戰事，恐怕絕非「中國夢」的實現，卻是如福山預言般，受到「理性的狡詐」操縱，完成「歷史終結」的最後一哩路。如此看來，未來的人類命運，全繫於中國能否真正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偉大復興」，從而以「數位威權」挑戰自由民主？不過，從中共開完二十大之後的國際輿論來看，獨裁專制制度勢必無法取代黑格爾心目中實現「自由精神」的民主體制。所以歷史的時間不斷在流變，可是在理念層次，確實很難想像出翻轉歷史進程的可能性，這應該才是福山取義於黑格爾—柯耶夫來評斷現實政治的真正用意。

「歷史終結」後的人世間不會更好

當然，柯耶夫早已提醒過，「歷史終結」之後的世界，並不會就比較美好，人類整天還是要為大小事煩惱，只是制度優劣的全面抗爭不再成為歷史關鍵。其實，因為社會系統複雜性的增加，各種風險愈來愈衝擊既有秩序，不只戰爭和病毒已讓人類疲於應付，其他如氣候變遷、生態浩劫、經濟蕭條…等等威脅可能層出不窮，現實問題的困擾根本「終結」不了。福山曾聲稱自己年輕時想要模仿尼釆的治學方式（本書頁119），這促成他在將《歷史的終結？》文章發展成專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時，便加上了從尼釆擷取來的「最後一人」概念，並發揮了許多想像力，論證現代人類進入到「最後一人」狀態的種種模樣。所以，福山雖然宣稱冷戰結束等同「西方的勝利」，但卻樂觀不起來，反倒蒙上了陰鬱的色彩。

這使我聯想到，韋伯在他1904／05年發表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語中，就寫下了相似的一段話：「對於這一（資本主義）文化所發展的『最後的人物』，下面數語可能是真理：即『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樂人，這樣的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未曾達到的文明階段』。」（引自韋伯著，張漢裕譯，台北：協志，1973，頁77）無論這類警世名言有無產生過實際的效果，這一系列西方思想界的自我反省及批判，的確發人深省。我們可以說，除了市場競爭和民主選舉等機制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保障對現代生活更是重要，這也是「自由精神」為什麼會被黑格爾設想為歷史終極目的的根本原因。或許在黑格爾眼中，沒有自由，歷史只是時間的空轉。

找出更多病徵是為制度更健全

另一方面，順著「最後一人」的邏輯，福山在本書中舉出諸多濫用自由、違背平等的案例，所以人類是否能夠善用「自由平等」的制度設計，的確觸及到了「人性」（或福山愛用的「血性」）深層面向，也構成福山廣泛討論身份認同、生物科技和「後人類未來」的動機所在。未來他應該還會發掘更多自由民主制度的病徵，繼續盡一分知識份子的言責。

最後必須聲明，本書付梓之際，烏俄戰爭似乎勝負未定，尚難印證福山的樂觀斷言，但畢竟理解了「歷史終結論」的真義所在，對於鼓舞世人認同並捍衛自由民主體制，仍有著積極的作用。福山在前述的最新文章結語中，再次強調：懂得自由價值的烏克蘭人正在為我們而戰，也展示出一個看似強國的巨大弱點，這場戰爭是所有人都需要參與的（a battle that all of us need to join）。這顯示了「歷史」始終靠著人類的意志力在驅動，「歷史終結論」更絕非「宿命論」，這樣的誤解或許可以「終結」了。

總之，閱讀完這本福山訪談錄，關注了「大寫歷史」的預言及走向，然而日常的「小寫歷史」也不能忽略，大家就捲起袖子，辛勤地寫自己的歷史、共同鞏固台灣的自由民主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