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是一場永不休止的抗爭：寫在228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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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萬安會見228受害者家屬，然後呢？

身為蔣家後代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會見228受害者家屬，企圖營造（或「消費」）和解氣氛的政治意圖不言可喻。

然而，228事件受難家屬及台灣國家聯盟等單位，宣布拒絕蔣萬安參與今年台北市228紀念活動。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王文宏表示，蔣萬安若真心道歉，應該要先關閉中正紀念堂和兩蔣寢、移除蔣介石銅像，台灣社會才有和解可能。

媒體人黃暐瀚立即以「加害者後代，是加害者嗎？」為題發文，呼籲放下仇恨，刻意模糊焦點，將228的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扭曲成族群對立的問題。這樣的操作令人憤怒，但一點都不意外，充分顯示統派和國民黨長期以來在這些事情上的態度。

台灣社會一直存在一股「檢討被害者」的潮流，黃暐瀚和國民黨不願意承認的是，加害者後代和政黨是不是加害者，要看他們用什麼態度面對歷史，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加害者一方把不寬恕和仇恨歸咎於受害者和追求轉型正義的台灣人。

國民黨鼓吹或偽裝的和解訴求事實上包藏著種族化的族群區分，統治者不論做了什麼都是功大於過，掌控區分寬恕與仇恨的話語權。這樣的統治和話語結構自然也顯現在自家人論文抄襲滿天飛視若無睹，卻又持續把林智堅論文案當作政治提款機，殺警、性侵、炒股、賄選、貪污者都可以「同舟共濟」。

一個拒絕寬恕的納粹受害者

不只加害者後代可能是加害者，所有誤信或操作廉價而虛假的寬恕的人，都可能是在延續迫害的創傷結構。想想看，台灣社會還存在多少人會認為「228已經那麼久了，跟我有什麼關係？」廉價而虛假的寬恕和（選擇性的）遺忘幾乎沒有差別，更是一種強化版的（再）壓迫。

曾是納粹集中營囚犯的奧地利哲學家艾莫里（Jean Améry）透過他的餘生證言《在心靈的界限》（At the Mind’s Limits），堅持不寬恕的必要，堅持「一日受害者，終身受害者」。從「主流」社會價值和道德觀來看，似乎艾莫里是活在過去的陰影，無法走出創傷，如同貼在台灣社會堅持轉型正義的人身上的標籤。然而，我們真的只能這樣來看待艾莫里的決定嗎？

在艾莫里所處的戰後德國社會裡，「走出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成為主流的社會氛圍，甚至是道德命令任何與此背道而馳的都將被視為不寬容反社會的道德瑕疵。然而，那對艾莫里而言卻是一種以爲什麼罪過都可以、都已經贖清，再虛假不過的道德幻想。

艾莫里或許是刻意要挑釁或冒犯當時的德國社會，但是從一個比較嚴肅的哲學觀點來說，他之所以堅持不寬恕，主要是要提醒世人如大屠殺那樣的罪過具有不可原諒、不應遺忘的本質，那樣的罪過和受害者所受的苦難都已經超出人世的經驗、理性的思考和語言所能描述、理解和感受。

我們唯有承接那樣的不可能性，對於正義和和解的追求才不會落入虛假甚至壓迫性的道德幻想。總有一些受害者的創傷和苦難還沒有被訴說、哀悼和記得，還埋藏在「進步」、「寬恕」、「和解」的大歷史潮流裡，他們的正義還沒有得到償還，如同一位原住民老翁幾年前才在六張犁亂葬岡找到死於白色恐怖迫害的父親的墓碑。

見證的不可能、《悲情城市》與觀看的教育

在發行超過三十三年之後，復刻版的《悲情城市》於近日上映，時值228紀念日前夕，成為一個引起熱烈迴響的「影像事件」，影片對於台灣歷史的意義也再次引發討論。

首先筆者必須強調，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電影或藝術創作都有其美學獨立與自律性，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任何立場或觀點做宣傳。《悲情城市》引起熱烈迴響並不只是因為它以228為題材，而在於美學技術層次上的表現，包括選景、角色安排、鏡頭運用、敘述觀點等等。這些表現也已經獲得國際肯定，相關的影評和研究也不少，筆者無需在此贅言。

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在「被消失」前一刻和親人合照，巧妙地（也頗令人感傷）揭示我在這裡談的「見證的不可能」。從帶有解構哲學色彩的角度來說，在按下照相機快門的那個片刻，就注定了被拍攝的人事物與經驗的消逝或不在場，成為追憶與悼念的對象。

我們也是透過這樣的追憶與悼念，讓那些不在場的一張臉、一種感覺、一段往事以痕跡或鬼魂的方式纏繞著我們，召喚我們的情感，為它們承擔必要的（記憶與正義）倫理責任。

有人說《悲情城市》是台灣人不可不看的電影，筆者認為影片積極的意義在於給予台灣人一種「觀看的教育」。它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再現了歷史事實，倒不如說是透過電影美學技術，拉開電影／歷史的長鏡頭，讓觀眾沈浸在某種回憶和悼念的情感氛圍之中。這種觀看的教育對於身處在假訊息不斷襲擊、年輕世代生活離不開抖音短影片、感知與記憶普遍碎裂化的時代別具意義。

228是「紀念日」，不是「節日」

228這一天不用上班上課，在日曆上的正式名稱是「和平紀念日」，但是在電視和社群媒體上，特別是一些商品和旅遊廣告，竟然成了「假日」或「節日」，別有居心的人甚至會用「慶祝」來描述。

這些錯誤的命名是出自於無知或惡意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一個如228的這樣重大的事件和日子，並不會因為它已經成為「紀念日」，也不會因為已經有了紀念館和紀念活動，就必然成為被保存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台灣人還活在一個包藏惡意的假訊息無所不在、年輕世代「抖音化」、獨裁者後代和加害者政黨都還掌控強勢的話語權和政治權力的時代，甚至連蛋價都可以用不實訊息鋪天蓋地炒作成舉國關注的焦點，台灣社會的內在外在環境還有各種力量正在扭曲台灣人的現實感和清洗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悲情城市》所召喚的情感和記憶需要再被觀看和記得，歷史記憶是一場與不休止的抗爭，對個人和集體來說都是如此。記得什麼和不記得什麼，悼念什麼，被迫遺忘什麼，是一場永不休止的抗爭。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