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胡言亂語,這個時代或許更需要歐威爾式的正直

蕭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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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威爾與他那家喻戶曉的《1984》有著奇特的復興。2017年歐威爾紀念基金會舉辦了一場《1984》的朗讀會,將近60位的各界人士,用超過十三小時的時間,馬拉松式讀完這本據說別具當代意義的作品。據籌劃人所說,這個活動構想源自2016英國脫歐公投底定之後,而接下來川普的勝選更堅定了籌劃人的信念。因為,世界充滿謊言,而且始終黑暗。

不過,川普政府並沒有因此避諱歐威爾,2018年因為中國要求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准將台灣香港與其他國家並列,對於這種這輩子沒見過的要求,白宮公開直斥為「歐威爾式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

《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為歐威爾的傳世作品,而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歐威爾主義」、「歐威爾式的」等新詞,甚至成為日常通用語彙。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大家都愛「歐威爾式大衣」

有一個都市傳說是,當政府「公然說謊」的時候,《1984》的銷量就會上升。例如,2017年川普的競選經理康威用「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為白宮發言人關於總統就職典禮人數的發言辯護時。無論這個都市傳說是否為真,與歐威爾基金會擔憂充滿謊言的黑暗世界一樣,焦慮的自由派憂心的是,當政客毫不掩飾公然說謊時,我們的世界就很有可能落入《1984》中所描繪的荒唐境地。

但是,不管川普如何肆無忌憚,他怎麼看都不像是「老大哥」。焦慮的自由派幾乎不談,「老大哥」在《1984》中是從未現身的,與那老是在社群媒體言之夸夸的川普顯然不同。正如《星期日郵報》(The Mail on Sunday)的專欄作家,曾經得到歐威爾新聞獎的Peter Hitchens所說,川普沒有秘密警察,沒有秘密監控,也沒有清洗過去歷史記憶的打算,更沒有打算在人民身上強加一套「新語」。即便川普滿口謊言的指控為真,但是,明顯為數不少人並不相信那些話,所以,如果以為買下《1984》就能針砭時代困境,可能是「傻了」(daft)。

不過川普的白宮指控中國正在「歐威爾式胡說八道」可能也沒什麼道理。老大哥的大洋國確實提出各種繁複的辯證,告訴人民「戰爭即和平」、「自由是奴役」以及「無知就是力量」等等用常識就可以反駁的命題。但是,白宮畢竟不是大洋國中那因為被老大哥看著,因而要在「兩分鐘仇恨會」上歇斯底里的人民。

更適格指控中國政府正在「歐威爾式胡說八道」的,應該是中國人民才是。

由於歐威爾本人不太顯明站邊的政治傾向,乃至於小說中過於奇幻又直接的情節,以至於所有人在「送出他的幽靈出征時都能同時披上一件歐威爾式大衣」,記者Paul Gray嘲諷著說。看起來,《1984》是如此令人敬畏,以至於它的作者已死。

公然謊言與文字遊戲事實上都不是《1984》的核心主題,至少,歐威爾自陳不是。歐威爾堅持,《1984》所要討論的是,當整個世界被分割成「勢力範圍」時,它所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涵?也就是說,構成小說背景的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的對峙,可能才正是《1984》的核心。

早在戰時,歐威爾就沒有懷疑過希特勒的納粹體制將土崩瓦解,極權體制不允許也不可能賦予個人任何自由,但是它不僅限於德國、俄羅斯與義大利,歐威爾提醒「必須面對這種現象將在全球蔓延的風險」。他最憂心的是全球戰後局勢發展成極權大國集團之間的對抗,「我害怕的那種世界將要降臨,在那個世界裡三個超級大國相互無法征服,只要領袖想要,二乘以二可以等於五」。

集團之間因為原子彈的關係無法征服彼此,而內部的極權體制,實際上是為了彼此敵對,因而不得不需要「依靠完全與外界隔絕,以及虛構與敵國的持久戰來維持必要的心理氛圍」所打造出來的階層體制,所謂的極權體制不過「是遮掩新形式階級特權的偽裝」,一如小說中的老大哥、核心黨、外圍黨與普羅人民的階層結構。

人人皆鼠的極權體制

所以,公然的謊言也好,胡說八道的政治宣傳也好,都服務於一種赤裸直接的暴力。小說中的核心內黨成員歐布朗曾經要主角溫斯頓想像一下未來,那是一種「永永遠遠把腳踩在人的臉上」的感覺。就是這種活生生的暴力感覺。歐布朗因為老派的穿著與和藹的作派,讓溫斯頓心生好感,產生了「這種感情比友誼更深厚,他們是至交」的錯覺,因而感覺他也是被迫屈服體制而心有不甘的同路人。但是,其實歐布朗看待世界,對待周遭人等的角度本質上仍是暴力式的,表面的姿態不過是為了更容易將人踩在腳下的掩飾。

人際關係如此,所謂的「大國政治」也是如此。歐威爾式胡說八道的精髓實際上是用中性的詞彙,來表述與掩飾極端的暴力。如歐威爾所說,「綏靖」就是「轟炸不設防的村莊、把居民趕到荒郊野外、以機關槍掃射牛隻、用燃燒彈焚燬田舍」等等;「邊境整頓」就是強迫人民帶著隨身行李長途跋涉;「消除不可靠因素」不過就是「讓人民無故入獄多年,或從後腦杓將他們槍決,或是把他們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等。

不只核心內黨歐布朗,歐威爾更聳動的暗示其實是,生活在極權體制下的人,即便有意反抗,不免還是受到這種暴力世界觀所影響。歐威爾一開始為《1984》所起的書名是「歐洲的最後一人」,似乎指那個想努力想起過去,對於體制由衷感到厭惡的主角溫斯頓,是歐洲淪陷於極權體制後僅存的「最後一人」。但是,當他在「兩分鐘仇恨會」再見茱莉亞時,他的想法卻是「想用膠棍把她打死」,想「脫光她的衣服縛在刑柱上」,索性「強姦她算了」,然後「在高潮時給她喉頭抹上一刀」。

很少人特別注意這個在小說開場,歐威爾用了一整段毫不掩飾描寫的性暴力幻想場景。溫斯頓在初遇茱莉亞時,因為懷疑對方可能是思想警察而畏畏縮縮,這個強烈的對比提示了極權體制中赤裸裸的暴力:如果茱莉亞是思想警察,我就只能屈服,讓她踩住我的臉也無所謂;但如果她只是一個女人,我將肆無忌憚強暴與殺死她。

在一個極權國家,妄想就會變得正常。

歐威爾的小說中不時出現對老鼠的恐懼,《1984》也不例外。小說中的老鼠彷彿具有驚人的智力,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是無助的,專門襲擊老弱殘病,因此婦女不敢把嬰兒獨自留在家中。

在極權體制中,人人都是老鼠,都擁有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往對方踩下去,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畏縮躲起來的「智力」,無論身處哪個階層都是老鼠。

歐威爾式正直

歐威爾對於大洋國中的普羅大眾抵抗極權的能動性更有期待,理由不是什麼左派的無產階級理論,單純是他們與極權體制的距離最遠,最不受體制的暴力思維污染。

眾所周知,歐威爾對「知識分子」沒有好感,例如某些搬弄玄異學說的知識分子,比如他對「內在自由」的嘲諷,「拿著手提輕機槍的警察來回走來走去,領袖那四英尺寬的臉在每塊廣告牌上發著光;但閣樓上那政權的秘密敵人可以完全自由記錄下自己的思想」。歐威爾曾經說他覺得腦中沒有奇怪理論的工人,比知識分子更容易抵抗極權的誘惑,這裡明指的是彼時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知識分子。

這些所謂的「左派」對蘇聯政權有一種難以言明的寬容,「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原諒,因為他們是『我們這邊的』」。他相信如果要重振歐洲的社會主義,首要之務是摧毀「蘇聯神話」。他毫不遲疑的相信,如果今天還想捍衛「知識分子的自由」,那所要面對的就是「共產主義者及其歐洲『同路人』」。

無論是《動物農莊》還是《1984》,讀者再怎麼粗心都會發現是在影射蘇聯。歐威爾說他這些書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很直接的暴力場景,他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趕著一匹拉車的大馬,只要馬沒有直行,小男孩就會用皮鞭抽打牠。歐威爾倒是完全沒有掩飾,不管這些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用上多少花俏的理論詞彙,實際上蘇聯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暴力體制,像是小男孩鞭打馬一樣。而歐洲同情蘇聯的左派對於他們自己的「史達林情結」卻完全沒有意識。

歐威爾主張好的寫作要像透明的玻璃窗,讀者可以從它清楚看見外面的景象,人們不免好奇為什麼不乾脆拿掉玻璃窗就好?歐威爾的意思或許是,那些胡亂拼湊混淆試聽的花俏玻璃窗實在太多。在自陳為什麼自己要寫作時,歐威爾說自己單純只是想揭穿某些事實,喚起人們注意。他堅信接受極權主義信條跟糟糕的寫作之間,有著直接的關連,在他眼中,歐洲左派知識分子因為同情史達林而精心炮製的「哲學寫作」,其實跟《1984》中的真理部並沒有兩樣。

相較於溫斯頓,那但憑心意行事的茱莉亞更像是「歐洲的最後一人」。

歐威爾或許不是一個好的預言家,雖然戰後形成了兩大集團的冷戰對抗,但他擔憂的極權大國集團對抗並沒有出現,當然,如果你要堅持美國也是極權國家,那歐威爾無疑就成了先知;如果他的作品仍有什麼值得的教誨,其實也很淺白,極權體制就是人踩人,就是人人皆鼠,強說其他都是歐威爾式胡言亂語,歐威爾與鄂蘭都認定抗拒極權最好的思想武器其實就是常識。

而常識需要正直,指出極權就是極權,壓迫就是壓迫,侵略就是侵略的正直。依然有所謂的「左派」認為需要為擺在眼前的侵略「提供不同於西方主流的視角」,主張「平行時空之必要」,其實歐威爾當年的回應也很直接,單純就是「道德敗壞與純粹愚蠢」而已。

比起胡言亂語,這個時代或許更需要歐威爾式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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