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討厭民進黨」就要「四個都同意」？為何連年輕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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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討厭民進黨」都是部分民眾政治判斷的主導動機，但常限於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身受黨國教育荼毒的世代。曾幾何時，這樣的心態也出現在年輕人身上；何以如此？又何以「討厭民進黨」就要「四個都同意」？

討厭民進黨、討厭泛綠

只要願意尋找統計資料、願意將台灣現況與過去歷史做比較（而非只訴諸不準確的個人感受），就會發現：台灣的治安數據與通貨膨脹率都比上世紀好；本世紀經濟成長率固然不如上世紀（那是在國際分工體系下、以廉價勞力換來的血汗成長），但民進黨執政時的經濟成長率仍優於馬政府時期。同樣的，與世界各國比較，在經濟成長消長（以前五年做比較基準）、社會安全、乃至防疫表現上，也是地球村的佼佼者。

雖然如此，在筆者身邊，就有不少民眾（包括念社會科學的大學畢業生）說「社會越來越亂、經濟不好、物價不穩定」。何以如此？拙作〈蔣經國造就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懷念蔣經國」現象的社會與心理機制〉略有討論，本文將討論另一個面向。

前述的社科大學生，凸顯了一般人對台灣社會狀況缺乏真切宏觀的了解；社會科學專業尚且如此，更遑論自然科學專業（當然有許多例外）。這也難怪，在台灣有瞧不起人文知識的（名言「念人文腦筋清楚的很少見」）首都市長，當然就會有滿口「我沒有意識形態」卻不知意識形態何義的政客乃至大學教授。

另一個例子則是：在陳柏惟台語質詢時，就有許多人無知於《國家語言發展法》已上路，以及語言社會學、語言在民族發展與殖民歷史上的意義…，只知跳針「語言是溝通工具」卻洋洋得意，就像還不懂牛頓力學、卻要否定相對論的活寶。

這樣的現象，當然與社會中瀰漫的「念人文社會學找不到工作」、「家長普遍要求孩子主修自然科學」氣氛有關。而因為台灣教育長期著重紙筆測驗、重視分數，學生們被訓練成「有題目就要猜答案、猜了就要得到分數」的習慣，無法承認自己對某些領域的無知。

缺乏以社會科學認識台灣的能力，卻又不願承認，於是就出現了「以假中立掩飾無知、以姿勢代替知識」的蓋高尚白色柯粉，筆者就偶然發現某研究所學生，本身無知於公投案對國際經貿與供電安全的影響，卻批評朋友的「四個不同意」是盲從。

訴諸感受而非知識、對現狀不滿的情形，在不同年齡層都可以發現。但是，過去因為國民黨長期執政（因此成為不滿現狀的投射對象）、民進黨還能被寄予希望，因此（受黨國洗腦影響較淺的）年輕人能略為免疫於「討厭民進黨」。而一旦民進黨執政日久，失去新鮮感，許多年輕人發現民進黨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卻忽略自己的責任、忽略自己的期待不切實際），因此厭棄泛綠，轉而寄望於（與這些年輕人一樣無知於台灣史與社會科學的）柯文哲／白色力量。

另外，因為對台灣過去歷史／社會結構的膚淺認識，認為「國民黨已經趴在地上了」（這當然不是真的）、並以「永遠的反對者」自許（卻忽略民進黨尚未完全掌握國家機器、而中國黨卻虎視眈眈摧毀民主）：也是部分年輕人討厭民進黨的表面理由。他們並不知道，繼續扮演「永遠的反對者」，台灣可能淪入比香港更不堪的境地，而他們將永遠失去再次反對的機會。

從「討厭民進黨」到「四個都同意」

經過多日來的討論，願意誠實面對公投議題的讀者應該早已發現：公投提案雖然冠冕堂皇，但卻迴避其可能發生在各層面的影響；一旦通過，必將對台灣造成重大危害（可參見「思想坦克」公投相關文章）。此外，拙作〈公投案的理想與現實〉則討論了這種極端理想主義的心理根源；但其實理想主義者只佔公民中的少數，更多民眾不是被提案方話術欺騙，就是因為「討厭民進黨」而支持公投。但為何：討厭民進黨就要不顧後果地支持公投提案？

根據Melanie Klein及其後繼者如Herbert Rosenfeld對嬰兒與精神疾病患者的觀察、以及他們發展出的相關理論得知：初生嬰兒與精神病患的心智世界常處於「妄想－分裂形勢」（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與（真實或想像的）外界則有著「自戀全能客體關係」（narcissistic omnipotent object relations），其後才能逐漸發展進入「憂鬱形勢」（depressive position）。簡述如下：

初生嬰兒因為個體須完全依賴成人才能生存、人我界限尚未確立、真實與幻想未能區分、害怕被遺棄導致的死亡災難…等影響，傾向於把世界中一切善（能力）歸諸自體、把一切惡（無能、恨意）歸諸外界客體（最可能是母親／照顧者）。因為，只要自己是全能的，就不必依賴、不必害怕被遺棄，甚至可以報復未能完全滿足其欲求的客體（或是被投射死亡本能而成為壞客體）。

雖然在真實世界中，母親／照顧者死亡也指向嬰兒本身的死亡；但在想像中，嬰兒可以摧毀壞母親、保留好母親照顧自己，或（更原始的）以為自己全知全能，可以不依賴任何客體而生存、並因此破壞一切關係。

當嬰兒逐漸成長，經歷到了恰到好處的挫折 ──不至於強大到令嬰兒無法承受而退化（optimal frustration，此名詞來自 Heinz Kohut、但許多學者如 D W Winnicott, W R Bion 均有類似主張），個體可以認知到母親／照顧者的獨立存在，也會認知到自己並非全能，會對先前的攻擊（想像中或真實的）有罪惡感，會試圖修復客體與關係（reparation，可與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對照）；此時開始有愛的能力，開始能與客體建立更健康的關係。此即「憂鬱形勢」。

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或嚴重人格違常個案，可能是因為退化、或因為從未完成發展，而經常性地處於「妄想－分裂形勢」。健康的成年人，也可能因為身心壓力或其他因素，而暫時退化、因此與他人／客體有著「自戀全能客體關係」。

引用「自戀全能客體關係」的描述、回頭看前述的「討厭民進黨」乃至「四個都同意」，就可以發現：當民進黨政府表現優秀獲得國際推崇，部分民眾卻不予肯定，正是「將一切善（能力）歸諸自體（人民）」的表現，而「以假中立掩飾無知、以姿勢代替知識」也是如此。認為蔡政府無能且罪大惡極，甚至惡意進口毒豬肉毒害人民，正是「把一切惡（無能、恨意）歸諸外界客體／照顧者」的表現。當部分民眾不顧災難性後果也要同意公投提案，則是「自以為全能不需倚賴外界（經貿、電力）」的表現。

那些討厭民進黨、並「想像可以摧毀壞母親、保留好母親照顧自己」的民眾，可能會選擇支持晚近的時代力量或柯文哲；那些「以為自己全知全能、可以不依賴任何客體而生存（甚至拯救世界），進而破壞一切關係」的少數人口，則成為新一代的的政治明星，備受前者的擁戴。

當然，民進黨並非完美，但考慮到其表現遠遠優於台灣曾有的另一執政黨；如果有人對台灣有更高的期待，合理的行動也是組織／參與「偶有競爭、大部分時候保持合作」的其他政黨，如台灣基進與社民黨。

退化的原因與解方

為何平常生活功能尚可、甚至處世成熟圓融的民眾，卻會在面臨公投／政治議題時如此退化？許多民眾期待政府完美解決一切問題，許多文化都有視統治者如父（甚至是神）的傳統，中國的「父母官」概念可為代表。而台灣／土地常被喻為母親，也的確常讓人讚嘆敬畏其浩瀚的生養能力、一如嬰兒對母親的欽慕～M Klein 常強調母嬰關係的這個面向、並認為這是嬰兒嫉羨／攻擊的誘因之一。因此，面對政府（君父）、面對土地（母土），都可能激發類似（如子女）面對父母一般的感情，並重新活化（re-enact）生命早期的客體關係「自戀全能客體關係」～這或許是「只要討論公共事務、就有許多人退化成巨嬰」的緣由。

蔡總統身為女性，是否有可能因此更牽動部分民眾生命早期的母嬰經驗、再現初生嬰兒般的客體關係？至少就筆者接觸到的少數仇女厭女男性而言，這種關聯性是存在的。

除此之外，中國鋪天蓋地的假訊息操作也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這些假訊息，或許只能成功欺騙少部分民眾，但卻能使更多數民眾陷入迷惑與混亂，不敢再相信任何討論、或甚至拒絕關心社會。這也某種程度再現了「妄想─分裂形勢」，並誘發了類似的退化。

因此，當務之急是盡速訂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曾由台灣基進與林靜儀等民進黨多位立委提出），避免中國的假訊息過分干擾民眾的思考與判斷。此外，落實轉型正義除了能改善黨產造成的不公平競爭，也能讓民眾對普世價值有更堅定的信念、從而除魅「沒有意識形態」「白色力量超越藍綠」等話術，再配合更深入的台灣文史教育、更能讓「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國民黨創造經濟奇蹟」的神話失去信眾。

長遠而言，深化民主實踐、建立更健康的公共討論空間與政策工具，教育改革、讓學生們不再執著於嬰兒般的全能幻想，這些都有助於改善前述的巨嬰現象。更進一步，改善公共托育與其他的育兒支持措施、改善養育下一代的壓力、使父母更能涵容嬰兒的焦慮並護持其健康成長（holding environment & good enough mother, according to D W Winnicott）…則不但能減少政治巨嬰，也將能減少性別暴力家庭暴力等許多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