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的幽靈在台灣上空游蕩──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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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與蔣經國

陳水扁總統任內曾經發生兩件與蔣經國有關的小插曲。2002年游錫堃接替張俊雄組閣，他自詡「戰鬥內閣」，並期待所有閣員都向蔣經國看齊，積極完成國家所規劃的建設。游錫堃出身「黨外」，並與蔣經國主政的威權體制纏鬥多年，最後在民主轉型與政黨輪替後，受命執掌國家最高行政官職，竟以昔日的獨裁領袖勉勵閣員，似乎頗為矛盾；不過，游對內閣「向蔣經國看齊」的期許似乎沒有引起多大的輿論反彈，這相當程度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蔣經國的跨黨派隱微共識。

是的，他確實是個獨裁領袖，但這無損於他「勤政」的政治風格，以及他建設台灣的貢獻。歷年來，對於歷屆總統滿意度的民調，蔣經國也幾無例外高居榜首。

即便是獨派的精神教父李登輝，也從來不諱言他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

另一段插曲發生在2007年，正值台灣解嚴20年。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在接受電視台專訪時，指稱蔣經國是受到台灣國內民主浪潮的進逼，才被迫解嚴，因此，解嚴不能說是蔣的德政與膽識。陳水扁提出的「證據」是解嚴相關公文，都沒有蔣經國的簽署。

與台灣人民在治理政務上對蔣經國的高度正面共識不同，他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顯然爭議的多。不論蔣經國是否「真心」推動解嚴，也不論所出示公文的證據效力程度，陳水扁在這個專訪中還同時細數了蔣經國任內發生的數起政治案件。

如果堅持蔣是台灣的民主化推手，難免無法解釋台灣在1980年代那幾起駭人聽聞的政治疑案。正如學者吳乃德《台灣最好的時刻》中所說，那是一個「政治壓迫不再只是道聽途說，不再只是在暗夜的失蹤，也不再只是不可知、且不可測的疑懼」的時代，針對異議者的大逮捕與大審判就在每日的新聞報紙上，蔣氏特務對無辜婦孺的行刑式屠殺，就在光天化日的鬧區發生。

吳乃德的結論是「讚揚他推動民主，實在是對常識的巨大挑戰」。

蔣經國是在1986年七月接受外媒專訪時，公開宣示他將取消戒嚴，前一年他已經在國民黨內拋出「國家安全法令改革」的風向，同年九月他容忍了民進黨的組黨。解嚴不到半年，蔣經國就猝逝於七海官邸。

去年蔣經國日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公開，讓人們得以窺探他在公開政治文書之外，內心對於民主的態度。學者林孝庭甫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更是結合蔣的日記，以及各國陸續解密的檔案文獻，深入剖析蔣經國及其政治思路，可說是台灣研究不可多得的巨著。下文對蔣經國日記的引述皆轉引自該作。

蔣經國的沉默

1977年的中壢事件是蔣氏政權的轉捩點。蔣經國主政以來吸納台籍菁英的「開明」政治路線因為中壢事件受到挑戰，蔣經國顯然對於民主選舉的不受控感到極大的不安，甚至在日記寫下「生而受辱不如死而求心安」的文字。彼時主導組織工作的李煥因此去職，但對於負責政工工作的王昇，蔣同樣不假辭色，他日記中寫道「李煥和王昇培植多年，到最後來令人失望」，「小氣自私」是蔣在中壢事件對李王兩人的考核評語。

中壢事件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海內外異議分子強勢作為的保守路線抬頭，是為1980年代數起政治案件的脈絡。中壢事件隔年，調查局長阮成章有感於「1800名工作人員難以監控1800萬台灣人民」，因此於社會各場域組織綿密的情報網，有紀錄的「線民」就高達近五萬人，不過五年的時間就花掉10多億預算。

國民黨政權在中壢事件後是如何部署國家機器，以遂行對台灣社會更綿密的滲透？如何以相當體制化的方式對台灣人民進行政治迫害？此一「加害體制圖像」的釐清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細緻探究。

不過，無論公開的政治文書還是私人的日記，蔣經國從來都沒有對此表達過意見。

蔣經國自然不可能對80年代以來國民黨特務一連串的激烈行為完全不知情，他在日記上的沉默也並非難以預見。「領袖」在封閉決策圈中的角色為何，始終都是一個謎，而這也正好是極權主義政體的特徵之一。史學家Ian Kershaw曾經說，納粹政權之所以不同於過去的專制暴政，在於它可以在領袖沒有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依然按照領袖的意志自發運作，體制的追隨者會自行讓領袖的意志「預期性地實現」。

其實，現代極權的殺戮之所以巨大且難解，正在於體制能把它當作純粹的技術問題。確定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並不是正式的官方會議，而只是一個討論如何移送與處置猶太人等等技術性問題的跨部會協調會議，正如阿岡本所說，正因為它純粹只處理這些「技術問題」，所以才能創造如此巨大的殺戮。

針對極權主義體制的殺戮，鄂蘭提出了「惡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說法。不過艾希曼現象之所以駭人，關鍵其實不在罪行與罪感的巨大落差（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問題，不是鄂蘭的問題），而在於封閉的極權體制可以創造出一個責任流通與轉移的循環。壓迫體制中的每一個協力者，都有自認成理的理由，像是「為國家做事」或者「時空環境使然」等等，從艾希曼的自辯到台灣當下，都可以看到類似的修辭。

這些自證的理由讓整個體制可以在領袖沒有明確指示的狀況下依然自行運作，也讓殺戮體制的協力者可以自在轉移責任，要一個人時刻監控自己的朋友，人之常情難以接受，若體制提供了一個讓渡責任的流通迴圈，那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對領袖的擁護有時候也並非出自任何高貴或邪惡的動機，有時候單純出自孜孜矻矻完成任務的敬業精神。忠誠、敬業、奉公等等傳統「美德」，竟在特定的體制責任循環中，成為絕對邪惡（radical evil）的養分。只有獨裁者一人不可能造就如此龐大的壓迫與殺戮，但如果試圖追問獨裁者的「責任」，有很大的機會會遭遇一片空白。

蔣經國對這些政治案件的沉默，不可能是「不知情」的表現，他的沉默是體制能壓迫與殺戮的必要動力，因為如果領袖的意志太明確，追隨者就沒有使之預期性實現的空間了，體制中能無限流通責任的網絡也將短路。

蔣經國的「黨國」政治路線

鄂蘭曾經指出，極權主義的恐怖始於它消滅了真正的敵人之後，開始追捕「客觀敵人」（objective enemies）之時。客觀敵人是由高層的政治路線所決定，而不是由他是否有推翻政權的動機與行為來決定，高層的政治路線決定了體制的特務需要對哪一類人出手。

蔣氏政權用以定調80年代數起案件的政治路線都是「黨外、（海外）台獨與中共」三合一客觀敵人。這個現在看起來完全禁不起檢驗的說法，蔣經國深信不疑，早在中壢事件發生前，蔣經國就在日記批評「共匪所支持之台獨」心計險惡，而對於許信良違紀參選以及黨外的浩大聲勢，蔣經國則將矛頭指向北京「利用國內之反動分子，企圖以合法之選舉活動來達成其反動的非法的目的，即所謂發動『島內革命』」，蔣自我警惕必須妥善應對，「不能使敵人達到其所望」。

有時候蔣經國甚至認為美國是「三合一敵人」的幕後黑手。他堅信「國內反動分子之種種活動」，也「同時受到美國人之支持與鼓勵」，他對「美國人的卑鄙」，深感「可笑亦可恨」。

「三合一加上美國人」的客觀敵人之說始於何處？恐怕已無從考證。蔣經國深信此說，自然與黨國來到台灣初期的政治鬥爭、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海外的活躍、島內民主選舉的不受控、中美建交關係正常化乃至於菲律賓政變等等遠近因有關。

但是，蔣經國不是一介凡夫，作為獨裁領袖，他深信的「政治路線」，影響的是體制特務的「動手」對象。吳乃德與林孝庭都指出，林義雄一家的血案，極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的蓄意報復，報復台獨聯盟在洛杉磯針對王昇之子的炸彈暗殺行動，但顯然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林義雄與當時的台獨聯盟有任何實質往來。黨國特務虐殺婦孺，只為了報復一場沒有成功的暗殺，以及恫嚇台灣人民。作家洪素麗在紀念來不及長大的亮均與亭均的文字中，說這是「一個對幼小者、弱小者兇暴瘋狂的世界」。

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無法接受這個「兇暴瘋狂的世界」，竟是「台灣最好的時代」。

蔣經國與民主

不論蔣經國是否是「民主推手」，他本人對於民主幾無好感卻是事實。他的政治理念始終都是家父長式的黨國訓政，而非眾聲喧嘩的憲政民主。他在閣揆任內批評立委的質詢往往捉小放大，並在日記中自語「這就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方式，把精力時間放在這裡，對國家人民究竟有多少益處，乃很大疑問」。蔣經國也毫不掩飾的質疑「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他始終覺得選舉是「勞民傷財卻又不得不辦」之舉。

而對於許信良的脫黨參選，他的反省是「各種選舉美其名曰民主，或謂為民服務，而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並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政治上最卑鄙和惡劣的方法，可以在各項選舉活動中看得最清楚。可悲！可嘆！」

這類「反民主」言論與思維在當前的台灣與中港都並非陌生。民主時代的心靈鬥爭很大程度上起於領袖龐大兇惡的反動思想，如今卻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日常生活中細微瑣碎的情感勒索與民主暗流。那些苦於無法與韓粉父母對話的年輕世代，當有所感。

蔣經國的「親民」形象至今深入民間，不過這也是史達林與希特勒的拿手把戲，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也已經提示，僭主必須設法讓自己看起來像是慈愛的家父長。

蔣經國確實不可能是民主推手，他的妥協與及時的生死，既讓他的獨裁統治免受「蘇東波」民主浪潮的考驗，也讓他對於解嚴與民主化的真正態度，無從日久見人心。失去獨裁強人的國民黨政權，也被迫提前與台灣本地社會共同摸索新的統治基礎，這些都為日後台灣即將上演的寧靜民主革命布好舞台，台灣寧靜革命的成就舉世讚譽，但也連帶讓蔣氏政權的黨國特務，逃過了全面的除垢清算。

坊間流行對政治人物做「功過論」。其實，只有在獨裁政權才需要透過功過論確定政治繼承的正統系譜，這個說法的投機之處也在於它暗示功過可以相抵。蔣經國已經過世三十餘年，他心心念念護持的「黨國」如今正背叛他終身信守的反共信念；他身前最痛恨的三合一敵人現在大方讚許他的勤政；他的「我也是台灣人」一說如今以「天然台」的包裝重新上市；他的特務體制對台灣人民心靈上的傷害則始終沒能撫平，依然延續至今。

這些都遠遠超出單純的功與過。

書名：《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作者：林孝庭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