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當世界席捲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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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一戰」百年：歷史與警示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歐美思想界的報刊紛紛刊載文章，回顧反思現代歷史的這一重大事件，其中有兩個傾向格外突出。首先，學術界對這場戰爭的歷史研究仍然活躍；其次，回顧對比百年前的大戰，許多學者告誡當今世界潛藏著相似的危險。

一九一八年以來，圍繞「一戰」研究的專著與論文源源不斷，大約有兩萬五千種（篇）之多，相關的學術爭論也幾乎沒有停止。《經濟學人》在三月發表長篇書評，回顧了百年來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論以及主流觀點的變遷。在新近的研究中，有兩部巨著（都長達七百多頁）格外值得重視，即牛津大學史學家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的《那場終結和平的戰爭：通向一九一四年的道路》（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以及劍橋大學「歷史學欽定講座教授」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夢遊者：一九一四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麥克米蘭將紛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緊張格局與當時流行的思想觀念（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起來，以此分析導致戰爭的各種決策，生動地重現了一九一四年的歐洲由和平走向戰爭的道路。克拉克從浩瀚的史料中梳理了戰爭緣起的多種因素及其複雜的關聯機制，挑戰了「德國罪責論」這一主流觀點，認為不能將這場戰爭看作「罪行」並歸咎於某個特定的國家，而應當視為一場「悲劇」，由歐洲多國的政要、外交官和軍人們共同釀成的悲劇。他們都不是戰爭狂人和瘋子，而是被魯莽、狹隘、自負、懦弱和多變的弱點所蒙蔽的「夢遊者」，誤判了局勢與未來，不知不覺地走向了戰爭。這兩部著作都在學界引起了熱烈回響和爭論。《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克拉克的著作對於轉變人們的既有理解最具影響。總體來說，歷史學家們的爭論還在持續，但仍然具有一些基本共識：「在五個參戰國中，德國、奧匈帝國與俄國這三方共同負有開戰的責任（雖然責任並不同等），而德國當時可以有更多和更好的選擇，因此具有最大的錯責。」

人們真的能從歷史教訓中獲益嗎？英國已故歷史學家泰勒（A. J. P. Taylor）在評論拿破崙三世時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數研讀過歷史的人一樣，只是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如何犯下新的錯誤。」然而，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的日子裡，甘迺迪總統正在閱讀關於「一戰」的名著《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由此他警覺到，困惑、猶豫和大國之間缺乏溝通使得歐洲滑向了戰爭，他意識到必須明白無誤地向赫魯雪夫表明立場，才能避免核戰爭的危險。劍橋大學著名史學家伊文思（Richard J. Evans）重提了這段歷史，意在呼籲大國要以史為鑑。他在《新政治家》網站發表以「一九一四年對理解二○一四年有何啟示？」為題的文章（隨後刊登於《新共和》雜誌），指出百年前後的世界格局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彼時作為超級大國的英國遭受德國崛起的挑戰，而今美國的全球優勢正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而意識形態的對壘也有類似之處，尤其是民族主義的高漲。

《大西洋月刊》在八月號推出「『一戰』百年專號」，首篇文章題為「是的，這可能再次發生」。作者指出，在一戰爆發的前幾年，歐洲的緊張局勢已日益明顯，但當時全世界的政治家幾乎都認為大規模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不可想像的事情可能會發生。我們需要重溫這個平凡而永遠有益的看法。」烏克蘭地區的動盪、敘利亞的混亂、南海的衝突，都可能是戰爭的引爆點。尼爾．弗格森在《金融時報》發表的文章也指出，一九一四年伊始，世界各大報刊的評論都認為緊張局勢正在走向緩和。人們正策劃在紐約舉辦一場國際會議，慶賀英語世界的百年和平。的確，「一戰」本身是一場「非常不可能的災難，要有一連串外交和軍事的誤判才會發生」。但今天的世界是否能夠避免類似的災難呢？弗格森認為，聯合國機制、全球化經濟以及核武器的存在都不能真正防止戰爭，重要的在於避免類似的誤判。他認為，「以制裁讓普丁總統在屈服或戰鬥之外別無選擇就是犯了大錯」，只不過代價是由烏克蘭人民來承擔。弗格森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多位讀者的批評回應。

愛因斯坦曾在一次答問中說過，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使用什麼武器，但他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棍棒和石頭來戰鬥」。

傅柯逝世三十週年：令人意外的新發現

法國思想家傅柯對當代西方學術文化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在他同輩的學者中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在傅柯辭世三十週年之際，相關的學術會議、紀念活動以及報刊媒體的報導評論蜂擁而至。傅柯的一段訪談影片在失落已久之後重見天日，三月二十日在YouTube上公布，「文化理論」等網站紛紛轉載。這是一九一七年傅柯接受荷蘭無政府主義者埃爾德斯（Fons Elders）採訪時錄製的。在長達十五分鐘的影片中，傅柯討論了他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以及與此相關的更大的研究主題。

然而，最具煽動性的新發現來自十一月面世的法文版著作《批判傅柯：一九八○年代與新自由主義的誘惑》，揭示了傅柯在晚年對新自由派思想的奇異青睞。「這位哲學家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態度至少是曖昧的。傅柯先生根本沒有領導一場反對自由市場之思想信條的決定性戰鬥，反而在許多方面似乎迎合了這種信條。」這項國際合作的新研究由比利時青年社會學家薩莫拉（Daniel Zamora）主持，其他參與的五位學者來自美國和法國，包括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法裔美國社會學家華康德（Loïc Wacquant）。此書的英文版將於二○一五年出版。

薩莫拉在十二月接受法國《碎石》（Ballast）雜誌的長篇訪談，討論了這本書「令人著迷的發現」及其對今天左翼政治的意義。美國激進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的網站隨即發布了這篇訪談的英文譯本，題為「我們能批判傅柯嗎？」。

傅柯辭世之後，他的作品成為全世界學院左派的經典。但正如他的友人維尼（Paul Veyne）指出的那樣，傅柯是不可被類別化的：「既不信仰馬克思，也不信仰佛洛伊德、革命或毛主義。他對第三世界、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和美帝國主義都沒有原則性很強的立場。」薩莫拉本人是一名立場鮮明的激進左翼學者，他推崇傅柯的性格與作品，「他總是比同代人領先一步」，為新的領域開闢道路。他知道這本書一定會引發爭議，但他們的研究不是要對傅柯做一種譴責或訴訟式的批判，而是要打破一種關於傅柯的錯誤共識：傅柯在晚年徹底反對新自由主義。這種共識來自對他晚期作品錯誤或片面的闡釋。實際上，傅柯親新自由主義的傾向的文本證據相當充分，但一種尊崇心態遮蔽了人們去批判性地閱讀傅柯的可能：「在部分激進左派當中，傅柯變成了某種不可觸碰的人物，要對他做出批判至少是讓人膽怯的。」

因此，薩莫拉認為有必要深刻反省左翼學派自身的封閉心態。在這方面，他贊同法國哲學家拉加斯納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的觀點，即人們隔絕在學術界慣常的宗派氛圍中，無法在考慮海耶克、貝克和傅利曼的論述時形成任何有啟發性的解讀，而傅柯則不同。「他讓我們去閱讀和理解這些作者，從中發現複雜和具有激發性的思想。他總是費心竭力地去探尋各種不同視域的理論著作，並持續不斷地質疑他自己的思想。」但學院左派很少如此開放，往往陷於「學派」的立場，預先就拒絕了那些出自不同前提的思想和傳統，這是一種有害的態度。薩莫拉高度讚賞拉加斯納里二○一二年出版的著作《傅柯的最後一課》，但不同意他最終的結論。「他看到的是傅柯想要利用新自由主義來重建左派，而我們的看法是，傅柯對此的援用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採納了新自由派的觀點來批判左派。」薩莫拉正是要對此展開批判。

自二十世紀七○年代末馬克思主義衰落之後，傅柯占據了核心地位。在現實中，他提供了一種安適的立場，容許一定程度的顛覆性，卻又不受到學院體制規則的貶損。當時，傅柯逐漸轉向所謂「第二左翼」（法國社會主義中一種具有思想影響力的少數派），實際上他是布萊爾「第三條道路」的先驅者，「將新自由主義的策略整合到社會民主派的軀體之中」。這尤其體現在他晚期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否定立場。在傅柯看來，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障這類機制，與監獄、兵營或學校一樣，都是「現代社會中實施權力的不可或缺的體制」。

在法國，關於社會保障體系的辯論始於一九七四年，由史托勒呂（Lionel Stoléru）引發。他當時是法國（親右翼的）總統季斯卡的技術顧問，傅柯曾與他多次會面。史托勒呂的著作《在富裕國家中征服貧困》中，有一個傅利曼式的論點深深吸引了傅柯：「社會保障體系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追求平等的政策，而（新自由主義的）消除貧困政策則無須挑戰差距。」薩莫拉指出，傅柯不僅攻擊了社會保障體制，而且受到傅利曼提議的所謂的「負所得稅」方案的誘惑。簡單地說，這個方案就是給低於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口發放福利，以此來消除貧困。但薩莫拉強調，社會保障體系不僅要求消除絕對貧困，而且致力於克服相對貧困（收入等級差異），這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規劃。而「負所得稅」方案僅僅應對絕對貧困問題，卻完全無視相對貧困，放任社會經濟等級差異的持續與加劇，這是新自由主義取向的主張。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傅柯明顯背離了左翼政治傳統，滑向了新自由主義。

塔夫茲大學國際政治教授德雷茲納（Daniel W. Drezner）在《華盛頓郵報》的網站上發表了題為「為什麼傅柯是自由放任派最好的朋友」的網誌。文章指出：「從一個保守派的視角來看，傅柯作品的優越之處在於比馬克思更具可塑性，而且在經濟上顛覆性更少。以傅柯思想為根源的學者要遠比老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更能兼容新自由主義。」在他看來，此書代表著一種左翼的努力，試圖要「規訓」傅柯與右翼的調情。他很期待看到學院左派對此書的回應。

菁英大學的神話與現實

焚燒的哈佛校旗印在《新共和》雜誌（七月二十一日一期）的封面上，而當期封面故事的標題同樣具有挑釁性：〈別送你的孩子去常春藤盟校：這個國家的頂尖大學正在把我們的孩子變成殭屍〉。這篇文章即刻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文章作者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和專欄作家，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從本科讀到博士，畢業後在耶魯大學任教十年，這份履歷使他有資格對所謂的頂尖大學提出尖銳的抨擊。首先，大學時代應當是年輕人自由探索和思考的旅程，去發現「什麼才值得追求」，去塑造自己的個性與靈魂。而當下菁英大學被商業精神同化，催促學生完成就業履歷所要求的一個個項目，表面上將他們塑造為「成功人士」，但在相當程度上讓他們陷於「畏懼、焦慮和沮喪，以及空虛、盲目和孤立」，最終變成了目光狹隘、缺乏獨立思考、人生目標迷茫的「殭屍」。所謂的成功實際上是成為「卓越的綿羊」：失去了對人文思想的激情和求知的好奇心，也沒有健全的社會使命感，只是一門心思追逐金錢與特權。其次，為了吸納足夠多的能支付昂貴學費的生源，同時被獲取校友捐贈的動機驅使，大學將自身利益置於它們公開宣稱的公共利益之上。因此，菁英大學的體制從招生錄取到就業導向，都在向富裕階層傾斜。「這個體制正在加劇不平等、阻滯社會流動性、延續特權，造就了一個與社會隔離的菁英階層。」最後，這樣的大學菁英教育也抑制了一個健全社會所要求的文化多元化與人才多樣性。近年來，普林斯頓大學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進入金融行業，哈佛大學有近半數的畢業生從事金融與顧問業。而英語文學正在成為瀕臨滅絕的專業，只有三％的學生以英語（文學）為主修專業（這個比率還不到四十年前的一半）。而經濟學則大行其道，在二十七所一流大學（包括四所常春藤學校）中成為第一熱門的專業。

德雷西維茲的這篇文章節選自他今年出版的新書《優秀的綿羊：美國菁英的錯誤教育與通向有意義生活的道路》。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新共和》又刊發了多篇反駁文章，其中有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平克的長篇回應。平克指出，德雷西維茲的許多指控失實或誇大其詞。人們很容易贊同大學的首要任務是教學生「思考」，但要明白其確切含義則困難得多。德雷西維茲認為，「為獲得商業和專業成功所必須的那些分析和修辭技能」並不意味著思考，但這種對現實世界的傲慢說辭並沒有多少益處。另外，所謂「確立自我」的目標—「成為一個有個性的獨特的存在，一個靈魂」是相當空洞的。現代大學很難幫助學生確立「自我」，錄用人才的標準也無法依靠對「靈魂」的神祕考察來確立。平克主張，大學的主要使命是讓學生掌握清晰寫作和依據材料做出推論的本領，以及學會認識世界，比如物種的歷史、支配物理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原理、各種價值和信仰的體系等。

《新聞週刊》則以「美國恐怖故事之常春藤版」為題，報導了兩位常春藤校友的新著，都是對菁英教育弊端的反思之作。《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作者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辨析了大學教育的三種目標：「商業目的（啟動職業生涯）、平克的認知目標（獲得訊息並學習如何思考），以及德雷西維茲的道德目標（確立一個完整的自我）。」他認為目前的菁英大學仍然在尋求道德目標，但當權者已經不再感到要迫使自己去界定「他們認為道德、情感和精神的成長何以展開……他們不認為這是他們的職責，或如平克所說，他們不認為自己知道答案」。因此，目前的菁英大學只追求前兩種目標，而道德目標和精神成長只能留給個人自己。作者認為，德雷西維茲雖然「嚴重誇大了菁英大學道德衰敗的程度」，但至少提醒我們道德教育處在「被遺棄的荒地」。

《新共和》的劇變

《新共和》是美國聲譽卓著的政治與文化意見雜誌，在二○一四年末迎來了創刊一百週年紀念日。十一月十九日該雜誌在華盛頓舉辦了盛大的慶典活動，前總統柯林頓到場致辭，二十四日推出了「百年紀念專號」，同期還出版了雜誌的精選文集《心靈的叛亂》。但在這榮耀的時刻，分裂的暗流已經湧動，最終演變成一場劇烈的「地震」。十二月四日，雜誌主編佛爾（Franklin Foer）和文化版編輯維塞提爾辭職，次日三分之二的編輯和特約作者集體辭職。雜誌隨即宣布暫停出版，直到二○一五年二月復刊。這場戲劇性的動盪在輿論界引起譁然。

對《新共和》事件最直觀的解讀，是傳統媒體在數位化時代遭遇的轉型陣痛，但背後的原因更為錯綜複雜。《紐約客》刊登長篇特寫，作者利扎（Ryan Lizza）曾在《新共和》工作九年，詳盡透露了事變的內幕故事。《新共和》雜誌長久以來一直在經濟虧損的狀態下運營，到二○一一年財務上已經完全無法維繫。二○一二年三月，臉書的共同創始人休斯（Christ Hughes）購買了《新共和》的主要股權，成為雜誌社的所有者和雇主。當時二十九歲的休斯個人資產高達數億美元，其行事風格完全是矽谷創業者的作風，曾令許多資深編輯憂心忡忡。但休斯告白說，他珍視傳統和文化品質，並提醒人們他是「在哈佛讀過歷史和文學的人」。實際上，此後兩年間休斯與佛爾的合作相當愉快，許多人認為雜誌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休斯也曾在佛爾的生日宴會上表示，他們兩人「將會成為智識同伴而步入下一個十年」。令人不安的轉變始於二○一四年夏季，當時休斯的同性婚姻伴侶參加國會議員的競選，耗費鉅資但最終落敗。休斯從此開始對雜誌的虧損狀態越來越焦躁，最終聘請了雅虎前高階主管維德拉（Guy Vidra）擔任雜誌社的首席執行長。維德拉上任後，宣稱要將《新共和》轉型為一個「垂直整合的數位媒體公司」，此後的一系列舉措嚴重背離了這份雜誌的傳統和價值取向，引起了這場「譁變」。事變發生後，休斯深感震驚，也似乎有悔悟之感，但對於大多數員工而言這已經太遲了。

紐約市立大學的新聞與政治學教授貝納特（Peter Beinart），曾任《新共和》主編長達七年，他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種觀察視角。他認為，《新共和》的特異之處在於開創了一種特殊的自由主義論述，「在整個二十世紀八○和九○年代，站在民主黨菁英的右邊」，這種立場使它在美國內政外交的公共論辯中發出了無可取代的強勁聲音。但近年來美國政治在整體上右轉，民主黨變成中間派，而共和黨的右翼色彩更加極端。於是，《新共和》原有的立場就不再具有可辨識的獨特性。貝納特相信，今天《新共和》留下的空白地帶應當屬左翼菁英。誰能以具有強勁爭辯力的新聞事業來填補這個空間，誰就是《新共和》真正的繼承者。

作者為中國著名思想家、公共知識分子，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學與國際政治理論。

1963年出生於青海，1978年文革落幕之際，入讀上海東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後一面留校教書，一面寫詩、寫影評、辦雜誌，活躍於8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1988年，「中國學者展望二十一世紀」會議上的一次即席發言，讓劉擎踏入思想學術圈，並於1991年赴美轉攻政治學，先後取得馬凱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同時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與《二十一世紀》副主編。

2003年，劉擎回到上海任教，從那時起，他每年發表一篇「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引介歐美最新的公共議題和思想辯論，藉此反思中國現況，形成知識界的熱門話題。近年也積極嘗試不同形式的知識普及，包括擔任辯論節目「奇葩說」導師，在「得到」線上課程平台開設「西方現代思想」。

劉擎被同儕譽為「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存在」。他重視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現代價值，並能化知識為公共討論的資源，積極以學者與公共知識人的雙重身分為中國的進步尋找出路，既能從西方的內部瞭解西方，又能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以外部的眼光豐富中國的自我認識。在新世紀的中西衝突中，帶著清醒的自覺，以堅實的思想工作放眼世界，回應時代。著有《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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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當世界席捲而來》
作者：劉擎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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