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北市正要選出一位優質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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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北市長侯友宜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面對2024年總統大選參選可能性的提問，鬆口表示「勇於承擔責任、熱於接受挑戰、全力以赴、不計成敗」，對於一個甫即將做完4年任期、正在尋求連任的候選人來說，會在選戰之際做此表態，實屬罕見；之所以相對於候選人一般會積極向選民承諾「做好做滿」，侯市長一邊宣稱「市政優先」，一邊保持曖昧的態度，對手批評他「太貪心」，但除了政治人物逐權力而居的本能以外，分析其原因，或許也透露出他從2010年擔任副市長近8年，到2018年當選市長以來，在新北市政府這個位置「待太久了」的倦勤心理。

小羅斯福總統待太久了

這讓我想到美國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與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差別，總是讓人首先聯想到「換人做做看」的定期改選；既然是透過民主普選多數決選出的總統，不是已經依照選民意志取得認同、授權的正當性了嗎？為何還需要干預選民意願、設下任期限制？這是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辯論的焦點。原本美利堅建國之初的制憲會議並未對總統得被選任幾次設限，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與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兩位開國元勳均僅連任一次就表示不再續任後，同一個人最多擔任兩任美國總統，成為美國憲法史上的不成文慣例。

這個慣例被小羅斯福打破了，他在上個世紀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2年、1936年、1940年、1944年4度當選總統，到他在第4任就職隔年過世前，成為美國史上唯一任期長達13年的總統。儘管他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推出的「新政」有濃厚的計畫經濟色彩，擴大政府介入經濟市場的權力，而被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批評為背離美國自由主義精神的「奴役之路」；但人民願意一而再、再而三投票給他，不也表示對其政績的肯定？

然而在他剛走下人生舞台不久，這個國家卻決定不要再有這二個像他這樣的人出現。1947年3月24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決議通過，任何人不得當選為總統二次以上，以及代理他人為總統兩年以上者連選不得超過一次（因此總統任期最多不超過10年）的規定。

此決議案（整個要批准趕不上1948年選舉通過，因為要有批准程序，所以不是法案，最後美國憲法第22修正案是在1951年得到足夠數量的州批准後生效。）之所以成立，除了共和黨想要打擊民主黨在1952年總統選舉的聲勢外，還有幾個主要理由：首先，在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總統藉由國會通過授權法所行使的緊急命令權，使一般人感覺總統任期過久即流於獨裁的疑慮；其次，總統在職愈久愈容易憑藉其職權，製造派系組織、盤據政府，更甚者操縱人民、破壞民主法治基本原則。第三，在走向集權的趨勢下，業務責任也會愈形繁重，但隨著年齡因素與身心疲累，出現錯誤判斷的機率也因此提高。

小羅斯福犯了不少錯誤

上述疑慮都在小羅斯福身上出現過，例如在他帶著國家走向被海耶克稱為「奴役之路」的計畫經濟時，美國最高法院在許多企業控告政府的案件中，使用「司法審查權」，以政府干預、損害私人權益為由，判決羅斯福政府的《國家復興法》、鋼鐵廠國有化等措施違憲，不得實施；不但最高法院把有關「新政」的法案否決了十幾種，下級聯邦法院也以1,600多項裁決，限制或否決干預自由經濟的新政法案。

高票當選的小羅斯福不滿此結果，打算挾國會優勢和聯邦最高法院那「9個老傢伙」對幹，修法將大法官增加為15名來稀釋反對他的力量，所幸最後連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也不敢通過（這種國家權力機構間的惡鬥，有沒有馬朝末年馬王政爭的既視感XD）。

而小羅斯福在二戰期間因締結雅爾達密約犯下的錯誤，也被認為是任期過久「你累了嗎」的弊端。如果將民主政府比喻為一個龐大的企業，所有權歸屬於人民或股東，各行政首長就是受所有權人委託經營權、執行業務的CEO。那麼，除了證諸歷史，對於CEO的任期應該要多長，也有一些實證研究可供參考。

「這是一個熟悉的循環：執行長上任後，開始吸取知識、累積經驗，很快地推動提升獲利的計畫。時間快轉十年，同樣的這位執行長變得規避風險，適應變化的速度緩慢，而公司的績效步入衰退。」

CEO任期愈久愈容易出錯

2013年3月《哈佛商業評論》上的一篇〈Long CEO Tenure Can Hurt Performance〉如此寫道。他們研究了2000到2010年間356家美國企業中，CEO與兩組利害關係人，也就是員工和顧客的關係。計算在每家CEO的任期中，每年的公司與員工關係強度（方法為衡量退休福利和裁員等項目），以及每年的公司與顧客關係強度（方法為衡量產品品質和安全等項目），發現隨著執行長任期愈長，愈能在組織中與員工形成穩固關係，變得較倚重自己的內部網絡取得資訊，愈來愈不了解市場狀況；也由於他們對企業投注愈多，愈重視避免損失勝於追求利潤，因此會傾向安於現狀，對於消費者喜好的反應變得較不敏銳，因而導致績效衰退。最後，他們計算出CEO的最佳任期長度為4.8年。

研究也追蹤了股東回報與CEO任期之間的關係，發現任期超過10年的CEO表現最差。《金融時報》副主編John Gapper的觀察也呼應了這個研究：「CEO任職時間過長的危險顯而易見」，包括戰略過時、倚賴親信、人才流失、內部鬥爭、市場脫節等缺點，都將容易落入私利大於公利、難以做出正確判斷、趨向威權領導及決策乏力等風險，使公司陷於危機之中。

將這些實證結果與政治現實相對照，當一個治理城市的CEO如《華爾街日報》對奇異（General Electric: GE）前CEO Jeff Immelt的評論，因得不到股市更好的回報而厭倦打拼，而產生另謀高就或做其他生涯規劃的想法時，也許就像Jeff Immelt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所說：

「我開太多戰線了，尤其是任期尾聲。這對奇異董事會並不公平，除了要忙接班規劃，他們還得處理二筆棘手的收購交易、一項大規模的數位計畫，還得面對波動劇烈的股市。也許我應該2015年底就離開奇異的，在奇異資本出脫之後。如果我真的這麼做，我所留下的東西會比較正面一點，這點毫無疑問。」

面對年底即將選出的各縣市連任或新任的CEO，或許這些寶貴的經營管理經驗，會是我們這些擁有任命權的股東們，一個很好的選擇判斷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