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移工處境」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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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幾波變化對世界各國的公衛體系都帶來新挑戰。2021年5月15日，衛福部宣布台北都會區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19日擴大至全國。6月，京元電子竹南廠爆發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事件。為了因應突發的疫情，中央與各縣市政府採取了緊急措施，其中包括苗栗縣政府針對移工所發布備受爭議的「禁足令」。

在這次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中，我與1095文史工作室共同籌組「疫情下的移工處境」這個論壇，邀請了幾個在疫情中協助移工的團體一起來分享，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可以蒐集疫情下移工的真實處境，凝聚不同團體，並一同構思政策上的調整。

這次參與論壇的團隊包括2021年5月疫情爆發後，每日都有新的疫情資訊與疫調足跡，疲於奔命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無暇顧及移工的掌握，使得龐大的疫情資訊只有中文版本，我所服務的東海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在地組織1095文史工作室和移落心境 x WanderLand，一起合作將台中市政府一周所公布的疫調足跡與疫情資訊，彙整後翻譯成四國語言並製作成易讀易懂的圖卡。

一方面擷取、彙整台中市政府的防疫資訊，一方面看到桃園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與桃園市政府的完美搭配，桃園市政府在每日記者會前，將彙整好的疫調足跡與相關政策轉發給新住民文化會館，進行翻譯與圖卡製作，省去將資料再次彙整的重複動作，值得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參考，因此這次特別邀請他們來分享。

另外也邀請到，在6月苗栗京元電子廠發生移工群聚感染後，曾多次到場關心移工處境的天主教陳智仁神父（Fr. Joy）。而同樣在新竹地區協助菲律賓移工的陳心瑀，透過「樂學華語」的華語課程，也一起來分享在這段時間協助移工註冊登記疫苗施打所遇到的問題。最後是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Taoyuan），透過他們所做的調查，更清楚瞭解家庭看護工在疫情下的工作與休假狀況、疫情了解程度與薪資變化，以及工會對於移工爭取勞動權益的影響。

從這幾個單位在這段期間的努力，除了長久以來移工權益的問題，還可以看到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疫情與防疫資訊的多語翻譯，讓東南亞移民移工都能在第一時間充分掌握正確的疫情資訊。其次是移工宿舍與管理的問題。苗栗與新竹科技廠在經過2021年6、7月避免移工宿舍過度擁擠的緊急處理後，目前一切又回歸原本的情況。新的Omicron變異株來勢洶洶，我們能否從上次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及早因應，而不是等到疫情爆發後再採取看似不得不的做法。

官安妮：負責人／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官安妮指出，在移工所簽署的休假同意書中載明：「如因休假在外吃飯、聊天…而被匡列在名單，我會自行付費：核酸檢定快篩費用9000元，如確診需到飯店自行隔離，隔離所需總費用會全部自行負擔。…另外若是因為確診無法履行合約義務，我亦同意終止合約並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事實上在台灣不會有人因為被匡列或染疫而須自行負擔費用，所有費用皆由疾管署支付。

6月苗栗電子廠發生群聚感染之後，移工向1095反映篩檢、隔離等資訊不齊全，權益模糊等問題。而且在實體中文課暫停後，原本互相支持的系統被迫中斷，透過線上課程才逐漸重新串起。疫情爆發下，中央與地方政府都缺乏疫情資訊的多語翻譯，因此自5月20日起與其他台中在地組織移落心境、東海大學人社計畫，共同發起「台中多語疫情資訊行動」（越南語、菲律賓語、泰語、印尼語），定期整理並翻譯確診者足跡資訊、地方政府公告、中央公告，並在1095粉專、母語社團發布。

再者，醫護現場通譯人員不足，非一線醫護私訊粉專疫調翻譯問題，1095在印尼Rumahku志工團的協助下，取得新加坡的醫療字卡，參考修改與翻譯成台灣版本的多語字卡，提供醫護和移工在檢查過程，較為清晰互動，了解相關流程，而不只是被迫的接受檢查。從6月13日移工開始可以接受疫苗施打後到7月底，是翻譯資訊嚴重空窗期，許多資料都無官方翻譯版，包括各類疫苗副作用、接種假、薪資，以及篩檢、隔離、醫療期間休假與薪資權益。多數翻譯版本都由民間團體或從仲介公司自行翻譯，翻譯內容正確度有待考證。

張瑜庭：副執行長／桃園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在疫情期間，新住民對於如何正確掌握疫情資訊感到焦慮，尤其是如果新住民朋友的中文不夠好，要如何正確掌握疫情資訊？以及對於疫調足跡的快速與正確性的需求。因此便由新住民文化會館中的通譯人員，翻譯市府所發布的疫調足跡與疫情資訊。從5月15日到九月多，製作多國語言圖卡共600多張。

另外在疫情期間，許多新住民所開設的店家生意變差，從7月初開始，提供會館的網路流量和版面給新住民朋友推銷自己的料理，回饋給受到疫情影響的新住民店家。最後是協助大家申請紓困急難救助，尤其是設籍前新住民的急難救助。疫情期間共提供申請補助案共140案，補助新台幣共189萬安家食物銀行提供民生用品、食品計105人次。

陳心瑀：華語教師／樂學華語

心瑀分享了移工在疫情資訊上所遇到的困難：1直到目前為止，竹南都還沒有疫情資訊與確診足跡的英文版本，更遑論多語翻譯。2資訊不平等。因為缺乏官方的多語疫情資訊，三級警戒被雇主與仲介轉譯為Lock down（封城），除了上班與採購物資外，皆不能外出。對照當時台灣人只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如保持距離與戴口罩，即可外出。3因為缺乏疫情多語資訊，疫苗副作用的都市傳說也在移工間流傳，例如打了疫苗變成殭屍，讓許多移工對於施打疫苗感到害怕。

4疫苗註冊平台操作複雜，雖然有逐漸改善，但到了很後期才有英文版本。但如同前面1095所分享的，進入到預約地點時只有中文版本，需要逐一幫移工翻譯確認，但等到移工回覆時，卻又往往已經錯過預約機會。5幫忙確認後，心瑀會附上施打地點的Google Map，並提醒移工事先填寫施打前的表單，以免在現場無人協助。在京元電子廠爆發群聚感染之後，移工反映：1還沒篩檢的移工和結束隔離回來的移工被安排在同一房間休息。2有些移工被遊覽車倉卒載到高雄、台南等地方，直到下車才知道自己到了哪裡。即使被搬遷到竹南，也未被充分告知。

陳智仁：神父／潭子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堂

神父表示，原本主辦單位希望他能邀請在苗栗或竹南的電子廠移工來分享，一開始這些移工答應了，但後來聽到是像這樣研討會的形式，會被錄下來，他們都拒絕了。即使跟他們擔保不會顯示他們的姓名、長相，他們還是擔心身在某處的某人還是可能認出他們，因而被遣返或遭遇霸凌等問題。

神父首先感謝前面幾個團體對移工的協助與關注。其次，京元電子廠的事件，移工所遭遇的問題，真正的問題不是因為COVID-19新冠疫情，而是長久以來仲介安排的宿舍過度擁擠的問題！在那段期間，不是幾天而已，而是持續好幾個禮拜，移工被任意的移動，塞到某個空間。但三個月過去，媒體不再關注了，移工的宿舍安排依然照舊。

另外是在移工施打疫苗的部分，不論是疫苗種類，或是1922提供英語協助，都有不少改善。台灣是民主與重視人權的，但京元電子廠的例子卻向我們展現，這樣的人權是有條件的。如果你是台灣人、白人，你可以享有人權，但如果你是移工，你的人權就不是那麼重要。

陳多佳：研究員／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omestic Caretakers Union Taoyuan，DCU）

DCU執行「全球公衛事件下的家事移工—以在台菲律賓家事移工為例」調查，希望透過疫情的社會放大鏡，綜觀性的調查疫情期間家事移工們的生活與勞動處境。整體調查過程訴諸工會本質的集體性，由菲律賓籍幹部、會員與台籍秘書長、專員共同協力完成，旨在透過此次調查不僅對工會內部、也對受訪者進行勞教與培力。

經費與基本問卷架構來自於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IDWF）。IDWF 是第一個會員制的家戶工作者組織，在63個國家／地區擁有81個附屬機構，代表超過590,000名成員。問卷共分為基本資料、就業狀況、工作地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祭出的紓困方案、有關COVID-19疫情的資訊獲取、COVID-19疫情下的經濟與勞動權益衝擊、社會經濟問題、個人應對機轉等七類主題。研究對象為在台菲律賓籍的家事移工，抽樣的樣本數為200人，其中100位為參與工會的移工，另100位則無，檢視「工會會員身分的有無」（unionization）這個因素對各項因素作用之有無。

針對疫情期間「防疫政策」的正確認知，在有正確對錯的題目答題上，工會會員與非工會會員的差異並不顯著，皆有超過八成答對率。而在「疫情期間放假／休假的剝奪」部分也是沒有差別的，亦即既使工人加入工會，既使具有會員身份，休假權利依舊不被保障。「會員身分的有無」唯有在「疫情期間薪資成長的有無」是具有影響力的。工會會員當中在疫情期間有經歷薪資成長者，其漲幅的平均為 6.13%，明顯高於非工會會員當中在疫情期間有經歷薪資成長者漲幅的平均 2.62%。

全球疫情危機出現，嚴格的邊境管制作為防疫手段使國內缺工情況加劇，直接地觸及到了台灣長期存在的產業移工與其他工種的移工（如：外籍看護、家庭幫傭、漁工）待遇不平等的問題。對於看護移工來說，短暫出現了跨工種轉換的轉機，而這樣的轉機，也促成了「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的提升。並且在交涉的過程中，工會會員對比非工會會員議價能力又更高，這是我們可以看到參與工會所帶來的其中一個影響。

此次研究結果發現，家事移工所面臨到的問題並非是疫情下才首次出現，而是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問題：長工時、低薪（基本薪資與受勞基法保障的產業移工相差7000元之譜）、無法自由轉換、被剝奪假日／休假、資訊不透明…等等，在疫情之下更加無情的惡化。奠其於研究結果，工會祭出三項呼籲：⑴調漲家庭看護移巨的基本薪資，至少與其他工種不脫鉤；⑵家戶工作者應納入《勞基法》或另立《家事服務法》；⑶移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陳翰堂：研究員／文史工作室

去年五月疫情爆發，台灣社會將移工治理放在雇主、仲介與勞政單位此三角關係下思考，是以一種雙重邊界的形式。那些未與移工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台灣社會，將移工治理視為前述單位的責任，此為第一重邊界。而移工日常生活需求再生產的實體空間遭到污名化，如同台中第一廣場遭冠上如同外勞殖民地之類，台灣人日漸減少在此活動，這成為第二層邊界。

移工引進是以國家產業穩定的需求為前提，為了讓移工安穩工作，移工的安全保障，不應將其行為特殊化，而是其行為有文化本質的含義，如：移工喜歡群聚，因此限制在宿舍內才能避免染疫等思維，這不對，而是需要從頭檢視移工治理體系。由於長期處在雙重邊界問題，致使除勞政機關外，其他社政、衛政局處將忽視移工同而為人的需求，疫情爆發亦未能共同參與協作，分享相關專業資源，使得防疫左右支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