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移工處境」側記

陳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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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幾波變化對世界各國的公衛體系都帶來新挑戰。2021年5月15日,衛福部宣布台北都會區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19日擴大至全國。6月,京元電子竹南廠爆發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事件。為了因應突發的疫情,中央與各縣市政府採取了緊急措施,其中包括苗栗縣政府針對移工所發布備受爭議的「禁足令」。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在這次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中,我與1095文史工作室共同籌組「疫情下的移工處境」這個論壇,邀請了幾個在疫情中協助移工的團體一起來分享,希望透過這樣的討論可以蒐集疫情下移工的真實處境,凝聚不同團體,並一同構思政策上的調整。

這次參與論壇的團隊包括2021年5月疫情爆發後,每日都有新的疫情資訊與疫調足跡,疲於奔命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無暇顧及移工的掌握,使得龐大的疫情資訊只有中文版本,我所服務的東海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與在地組織1095文史工作室和移落心境 x WanderLand,一起合作將台中市政府一周所公布的疫調足跡與疫情資訊,彙整後翻譯成四國語言並製作成易讀易懂的圖卡。

一方面擷取、彙整台中市政府的防疫資訊,一方面看到桃園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與桃園市政府的完美搭配,桃園市政府在每日記者會前,將彙整好的疫調足跡與相關政策轉發給新住民文化會館,進行翻譯與圖卡製作,省去將資料再次彙整的重複動作,值得中央與各地方政府參考,因此這次特別邀請他們來分享。

另外也邀請到,在6月苗栗京元電子廠發生移工群聚感染後,曾多次到場關心移工處境的天主教陳智仁神父(Fr. Joy)。而同樣在新竹地區協助菲律賓移工的陳心瑀,透過「樂學華語」的華語課程,也一起來分享在這段時間協助移工註冊登記疫苗施打所遇到的問題。最後是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omestic Caretaker Union Taoyuan),透過他們所做的調查,更清楚瞭解家庭看護工在疫情下的工作與休假狀況、疫情了解程度與薪資變化,以及工會對於移工爭取勞動權益的影響。

從這幾個單位在這段期間的努力,除了長久以來移工權益的問題,還可以看到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疫情與防疫資訊的多語翻譯,讓東南亞移民移工都能在第一時間充分掌握正確的疫情資訊。其次是移工宿舍與管理的問題。苗栗與新竹科技廠在經過2021年6、7月避免移工宿舍過度擁擠的緊急處理後,目前一切又回歸原本的情況。新的Omicron變異株來勢洶洶,我們能否從上次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及早因應,而不是等到疫情爆發後再採取看似不得不的做法。

官安妮:負責人/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官安妮指出,在移工所簽署的休假同意書中載明:「如因休假在外吃飯、聊天…而被匡列在名單,我會自行付費:核酸檢定快篩費用9000元,如確診需到飯店自行隔離,隔離所需總費用會全部自行負擔。…另外若是因為確診無法履行合約義務,我亦同意終止合約並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事實上在台灣不會有人因為被匡列或染疫而須自行負擔費用,所有費用皆由疾管署支付。

6月苗栗電子廠發生群聚感染之後,移工向1095反映篩檢、隔離等資訊不齊全,權益模糊等問題。而且在實體中文課暫停後,原本互相支持的系統被迫中斷,透過線上課程才逐漸重新串起。疫情爆發下,中央與地方政府都缺乏疫情資訊的多語翻譯,因此自5月20日起與其他台中在地組織移落心境、東海大學人社計畫,共同發起「台中多語疫情資訊行動」(越南語、菲律賓語、泰語、印尼語),定期整理並翻譯確診者足跡資訊、地方政府公告、中央公告,並在1095粉專、母語社團發布。

再者,醫護現場通譯人員不足,非一線醫護私訊粉專疫調翻譯問題,1095在印尼Rumahku志工團的協助下,取得新加坡的醫療字卡,參考修改與翻譯成台灣版本的多語字卡,提供醫護和移工在檢查過程,較為清晰互動,了解相關流程,而不只是被迫的接受檢查。從6月13日移工開始可以接受疫苗施打後到7月底,是翻譯資訊嚴重空窗期,許多資料都無官方翻譯版,包括各類疫苗副作用、接種假、薪資,以及篩檢、隔離、醫療期間休假與薪資權益。多數翻譯版本都由民間團體或從仲介公司自行翻譯,翻譯內容正確度有待考證。

張瑜庭:副執行長/桃園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在疫情期間,新住民對於如何正確掌握疫情資訊感到焦慮,尤其是如果新住民朋友的中文不夠好,要如何正確掌握疫情資訊?以及對於疫調足跡的快速與正確性的需求。因此便由新住民文化會館中的通譯人員,翻譯市府所發布的疫調足跡與疫情資訊。從5月15日到九月多,製作多國語言圖卡共600多張。

另外在疫情期間,許多新住民所開設的店家生意變差,從7月初開始,提供會館的網路流量和版面給新住民朋友推銷自己的料理,回饋給受到疫情影響的新住民店家。最後是協助大家申請紓困急難救助,尤其是設籍前新住民的急難救助。疫情期間共提供申請補助案共140案,補助新台幣共189萬安家食物銀行提供民生用品、食品計105人次。

陳心瑀:華語教師/樂學華語

心瑀分享了移工在疫情資訊上所遇到的困難:1直到目前為止,竹南都還沒有疫情資訊與確診足跡的英文版本,更遑論多語翻譯。2資訊不平等。因為缺乏官方的多語疫情資訊,三級警戒被雇主與仲介轉譯為Lock down(封城),除了上班與採購物資外,皆不能外出。對照當時台灣人只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如保持距離與戴口罩,即可外出。3因為缺乏疫情多語資訊,疫苗副作用的都市傳說也在移工間流傳,例如打了疫苗變成殭屍,讓許多移工對於施打疫苗感到害怕。

4疫苗註冊平台操作複雜,雖然有逐漸改善,但到了很後期才有英文版本。但如同前面1095所分享的,進入到預約地點時只有中文版本,需要逐一幫移工翻譯確認,但等到移工回覆時,卻又往往已經錯過預約機會。5幫忙確認後,心瑀會附上施打地點的Google Map,並提醒移工事先填寫施打前的表單,以免在現場無人協助。在京元電子廠爆發群聚感染之後,移工反映:1還沒篩檢的移工和結束隔離回來的移工被安排在同一房間休息。2有些移工被遊覽車倉卒載到高雄、台南等地方,直到下車才知道自己到了哪裡。即使被搬遷到竹南,也未被充分告知。

陳智仁:神父/潭子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堂

神父表示,原本主辦單位希望他能邀請在苗栗或竹南的電子廠移工來分享,一開始這些移工答應了,但後來聽到是像這樣研討會的形式,會被錄下來,他們都拒絕了。即使跟他們擔保不會顯示他們的姓名、長相,他們還是擔心身在某處的某人還是可能認出他們,因而被遣返或遭遇霸凌等問題。

神父首先感謝前面幾個團體對移工的協助與關注。其次,京元電子廠的事件,移工所遭遇的問題,真正的問題不是因為COVID-19新冠疫情,而是長久以來仲介安排的宿舍過度擁擠的問題!在那段期間,不是幾天而已,而是持續好幾個禮拜,移工被任意的移動,塞到某個空間。但三個月過去,媒體不再關注了,移工的宿舍安排依然照舊。

另外是在移工施打疫苗的部分,不論是疫苗種類,或是1922提供英語協助,都有不少改善。台灣是民主與重視人權的,但京元電子廠的例子卻向我們展現,這樣的人權是有條件的。如果你是台灣人、白人,你可以享有人權,但如果你是移工,你的人權就不是那麼重要。

陳多佳:研究員/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omestic Caretakers Union Taoyuan,DCU

DCU執行「全球公衛事件下的家事移工—以在台菲律賓家事移工為例」調查,希望透過疫情的社會放大鏡,綜觀性的調查疫情期間家事移工們的生活與勞動處境。整體調查過程訴諸工會本質的集體性,由菲律賓籍幹部、會員與台籍秘書長、專員共同協力完成,旨在透過此次調查不僅對工會內部、也對受訪者進行勞教與培力。

經費與基本問卷架構來自於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IDWF)。IDWF 是第一個會員制的家戶工作者組織,在63個國家/地區擁有81個附屬機構,代表超過590,000名成員。問卷共分為基本資料、就業狀況、工作地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祭出的紓困方案、有關COVID-19疫情的資訊獲取、COVID-19疫情下的經濟與勞動權益衝擊、社會經濟問題、個人應對機轉等七類主題。研究對象為在台菲律賓籍的家事移工,抽樣的樣本數為200人,其中100位為參與工會的移工,另100位則無,檢視「工會會員身分的有無」(unionization)這個因素對各項因素作用之有無。

針對疫情期間「防疫政策」的正確認知,在有正確對錯的題目答題上,工會會員與非工會會員的差異並不顯著,皆有超過八成答對率。而在「疫情期間放假/休假的剝奪」部分也是沒有差別的,亦即既使工人加入工會,既使具有會員身份,休假權利依舊不被保障。「會員身分的有無」唯有在「疫情期間薪資成長的有無」是具有影響力的。工會會員當中在疫情期間有經歷薪資成長者,其漲幅的平均為 6.13%,明顯高於非工會會員當中在疫情期間有經歷薪資成長者漲幅的平均 2.62%。

全球疫情危機出現,嚴格的邊境管制作為防疫手段使國內缺工情況加劇,直接地觸及到了台灣長期存在的產業移工與其他工種的移工(如:外籍看護、家庭幫傭、漁工)待遇不平等的問題。對於看護移工來說,短暫出現了跨工種轉換的轉機,而這樣的轉機,也促成了「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的提升。並且在交涉的過程中,工會會員對比非工會會員議價能力又更高,這是我們可以看到參與工會所帶來的其中一個影響。

此次研究結果發現,家事移工所面臨到的問題並非是疫情下才首次出現,而是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問題:長工時、低薪(基本薪資與受勞基法保障的產業移工相差7000元之譜)、無法自由轉換、被剝奪假日/休假、資訊不透明…等等,在疫情之下更加無情的惡化。奠其於研究結果,工會祭出三項呼籲:⑴調漲家庭看護移巨的基本薪資,至少與其他工種不脫鉤;⑵家戶工作者應納入《勞基法》或另立《家事服務法》;⑶移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陳翰堂:研究員/文史工作室

去年五月疫情爆發,台灣社會將移工治理放在雇主、仲介與勞政單位此三角關係下思考,是以一種雙重邊界的形式。那些未與移工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台灣社會,將移工治理視為前述單位的責任,此為第一重邊界。而移工日常生活需求再生產的實體空間遭到污名化,如同台中第一廣場遭冠上如同外勞殖民地之類,台灣人日漸減少在此活動,這成為第二層邊界。

移工引進是以國家產業穩定的需求為前提,為了讓移工安穩工作,移工的安全保障,不應將其行為特殊化,而是其行為有文化本質的含義,如:移工喜歡群聚,因此限制在宿舍內才能避免染疫等思維,這不對,而是需要從頭檢視移工治理體系。由於長期處在雙重邊界問題,致使除勞政機關外,其他社政、衛政局處將忽視移工同而為人的需求,疫情爆發亦未能共同參與協作,分享相關專業資源,使得防疫左右支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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