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視訊會議可否兼顧涉及人權的程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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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肆虐迄今，已超過1億8千7百萬人感染，逾400萬人死亡，縱使已有多家疫苗問世並開始施打，但疫情對全世界的影響似乎仍方興未艾，尤其對人們彼此互動方式、消費型態改變與相關產業營運消長的影響，最明顯而且深遠。

疫情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必因各國政經社情條件差異而有不同，以普遍相對貧困的非洲國家為例，最窘迫的問題便是難以買到被歸類為國家戰略物資的疫苗，所以疫苗施打率遠遠低於其他地區。台灣也是疫苗施打率偏低的國家，但台灣有一特別因素，則是來自中國的干擾，中央社記者林育立12日專電即指出，德國大報《法蘭克福廣訊報》分析直指北京從不放過任何機會製造台灣政府無法照顧台灣人民的印象。所以，原本無論台灣政府如何積極在國際間採購疫苗，效果始終非常有限，直到日本與美國積極捐贈並介入協調，加上有護國神山之譽的台積電積極進行跨國「設廠外交」，情況才開始好轉。這部分相信台灣政府與人民都點滴在心頭。

數位落差凸顯的是城鄉、貧富差距

受疫情影響的，絕非僅只疫苗施打問題而已，其它頗為重要的，還有為了防疫讓學生不用到學校上課而實施遠距教學所產生的「數位落差」。「數位落差」是目前國際間普遍客套用語，其實說穿了就是數位資訊或設備的不平等。

以這一年多來防疫成效相對好很多的台灣而言，自5月疫情突然變為嚴峻後，學校停課改採視訊教學，曾一度傳出筆電、視訊設備賣到缺貨，同時也傳出中低收入家庭根本無力添購這些視訊設備的窘況。此外，日本、美國捐贈的疫苗抵台後，開始讓75歲以上年長者先行施打，台北市、彰化縣、花蓮縣、台東縣等一開始採取上網預約的縣市，紛紛傳出行為模式與數位時代較有隔閡的年長者四處求人協助、罵聲不斷的情形。

以上情況，相信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看到了，也很快都有所調整因應，讓那些「數位落差」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快速降至最低，這也是防疫的績效之一，值得肯定，但也同時出現令人不解的情況：為了防疫，是否無論什麼會議都適合用視訊會議取代？

先說《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司法院於今年6月1日提出草案，立法院快速於6月18日三讀通過，條例賦予視訊開庭的法律依據，立意良善，但實際運作起來仍有些問題（不同法官間做法不一），例如一案有許多被告與辯護律師的刑事案件（如被告在押更麻煩），又或原被告各有許多訴訟當事人或代理人的民事或行政訴訟案件，在法院裡的「延伸法庭」或走廊開庭等候區，動不動就超過5人，而且原本法庭內的訴訟程序進行與指揮，在在需要司法程序使用者一起摸索、溝通解決。

視訊會議過於頻繁，有必要嗎？會否侵犯人民權益？

至於沒有法源的視訊會議，如單純機關內部會議，像是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司法院法官評鑑委員會與環保署空汙基金管理委員會等，制度設計上本來就沒有或無須民眾參與的會議，只要事先與須出席會者溝通好，視訊會議確實是疫情下非常好的便宜措施。

筆者目前亦有擔任由律師公會派至官方委員會的委員或官方直接遴聘的諮詢委員，由於無涉民眾權益，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都運作得頗為順暢，唯一困擾是不同部會機關所使用的會議軟體經常不同，讓類似筆者這樣經常參與政府會議之人，要同時下載與學習多個會議軟體的操作，而這些軟體經常過度要求授權索取使用者個資，令人頗為困擾，行政院可否要求中央各部會使用統一的線上會議軟體？

最後，則是一些會直接涉及人民居住權、健康權與財產權事項的會議，其法令規範通常都訂有民眾參與機制，目的是要讓這些基本權可能會因會議結論而受影響的民眾有機會陳述意見，以便委員會委員或官員的決策者可以得到更多面向的完整與正確資訊，以利做出正確妥適的決策。

因此，這類型會議，例如內政部的徵收與都市計畫審議、環保署與各縣市的環評審查會議、各縣市的都市更新與市地重劃審議會議，如無法提供想要陳述意見的民眾、公民團體可及性高而且簡易操作工具，以確保他們透過程序參與來保護基本人權的機制不被剝奪或遭到不當限制時，就不應為了表面拍板定案快速的行政效率或開發期程，而快馬加鞭地安排視訊會議予以通過，埋下未來抗爭升高或程序不正義導致訴訟敗訴的因子。

可惜的是，就筆者長期關注的環評與徵收審議會議而言，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內政部主管的徵收與都市計畫審議視訊會議，原本有清楚註明如有民眾要陳述意見，即暫緩安排視訊會議，以兼顧人民權益，值得肯定；但在有眾多居民反對且積極想要陳述意見的桃園航空城徵收審議一案，內政部徵收審議小組原本排定6月23日審議，經反應曾予以取消，但很快地又排在7月7日審議，當天即有近20名民眾陳述意見（但已與實體會議動輒30人以上少掉許多），當日會議即通過航空城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第一期之其他搬遷區地上改良物的徵收；此外，9日也通過橋頭科學園區的區段徵收案，明顯與其揭示的排會原則不符。

環保署的線上會議問題特多

環保署則更誇張，自6月17日第1次實驗「線上環評會議」後，截至7月12日，已經開了23場線上環評會議，而且以往每2周舉行1次環評大會，未來1周竟已排定3場環評大會，而所排審議如高雄市捷運黃線、興達電廠更新改建等政府重大建設計畫，也都與當地居民居住、財產與健康息息相關，如再加上攸關台積電2奈米以下研發基地的竹科擴建案等專案小組初審會議，1周之內即有11個環評案進行線上會議審議。環保署為配合開發需求如此急行軍，可有絲毫兼顧人民權益之心？

尤其環保署又指定了非常冷門的視訊會議系統「Avaya Scopia」，必須環保署提供代碼才能加入線上會議，對偏鄉地區民眾、老年人及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族群，等同築起一道「數位高牆」，嚴重限制了民眾參與的機會。而一直以來，縱使外界對環評公信力與效率不彰多有批評，但對於環評制度裡的民眾參與機制，始終譽為各部會最佳，如今卻將一併葬送。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日前公開大讚陳時中部長率領的防疫團隊比其他國家多守了500多天，這是一個奇蹟；當爆發本土疫情後，只用2個月時間，就把單日約700個新增確診降到30個左右，又是另一個奇蹟。以上這段話被熱烈分享，但筆者藉引用要講的是，如果一位外國記者能看得這麼透徹，對台灣的防疫能力這麼肯定，作為中央執政團隊一員的內政部與環保署，為何反而沒有信心？

為何無法將政府在國際間所受不公平對待的委屈心情，將心比心反饋來善待自己的人民？對於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的相關審議會議，為什麼不能再多等1、2個月疫情舒緩後（目前情勢已經很明顯），再以實體會議方式來開，以完備民眾參與的規範要求？這不僅是愛民與保障憲法人民基本權的表現，也是政府機關遵守程序正義確保決策（行政處分）合法性的安全閥，筆者實在無法理解環保署與內政部究竟在急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