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為COVID-19的Delta病毒株入侵社區，關於機組人員檢疫的議題又再度躍上媒體版面。對甫有機會脫離警戒管制的臺灣社會而言，又再度陷入疫情擴散的焦慮，對防疫政策或是機組人員也有些言語上的抨擊與不諒解，然而在這個部分，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筆者還是得提醒，防疫政策主要是基於社會安全與個人健康的考量，而在健康上，身體健康外，也應該注意心理上的健康。
去年COVID-19擴散的時候，歐美各國在沒有疫苗與缺乏有效藥物的情形下，紛紛採取邊境管制措施，在機組人員部分，除了也身處於病毒可能感染的第一線外，其心理健康也引起專業社群的注意，以及公共衛生上廣泛的討論。
我們都知道，飛航安全相當重要，因為一旦發生重大意外，往往會造成不可挽回的風險。例如隸屬於漢莎航空的德國之翼，過去曾在2015年3月24日上午10點，從西班牙飛德國的一架班機墜毀在法國境內，當時機上144名乘客跟6名機組人員全數死亡。
除了哀悼以外，後續啟動了相關調查，發現兩個重大問題，一是沒有維持駕駛艙同時有兩人在艙內，正機師離開駕駛艙後，沒有授權其他人協助，艙門被副機長鎖住，接著在不該下降的時間，改為手動操作飛機下降導致撞山，後續的飛安報告認為是「蓄意墜機」；二則是後來媒體披露，副駕駛長期罹患憂鬱症，在案發前醫師已經建議應該要住院了。但公司並未針對機組員工的身心健康有積極的了解。當時媒體就過去的飛航安全事件是否與機師心理健康相關，進行了整理，發現1997年勝安（SilkAir）航空空難、1999年埃及航空空難、2013年納米比亞空難都與機師的心理健康相關。無獨有偶，2019年的尼泊爾空難，在後續調查中，報告也指向機師在執行勤務過程中，工作時數與情緒不穩的問題。
航空業由於壓力大，又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時鐘作息，根據相關研究，機師的憂鬱盛行率最高可以到12.6％，資料庫分析有7.8%曾經有過自殺企圖，4.1％有自殺想法。在風險因子上，年齡造成的體力負荷、藥物酒精濫用、職場罷凌或暴力、長期失眠、工作負荷、健康活動的減少、身心的耗竭與憂鬱、自殺意念相關，但由於精神疾病的汙名化與擔心失去工作，機組人員對於自身身心健康問題，高達八九成會選擇隱藏，甚至會因此拒絕服藥治療，也因此容易造成飛航上安全的疑慮。疫情期間，在需要維持社交距離的同時，往往造成就醫的障壁，更會影響到協助病況穩定的支持系統，以各國經驗論，這段期間憂鬱症的治療與穩定控制，是比過去更加困難，也應該更重視、投入更多資源的。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後帶來的職場環境改變，當然也在這段時間，機組人員的身心健康也被視為是防疫以外，從員工健康到飛航安全的重點。也因此，從各國對於機組人員因應疫情的管制而論，除了國際交通的考量外，在考量到身心健康部分，也有相對應的作法，例如以密集的檢測來取代一部分的強制隔離、健全隔離檢疫的居住環境、辦理身心健康促進活動，或是在非入境區隔出一部分的隔離空間，但在空間內採較寬鬆的作法。
關於此次可能發生的Delta疫情，在加強管制的討論中，還是得注意到身心健康對於個人、職場與安全的影響。是否在沒完沒了的十四天又十四天間，能有更前進的作法，有賴於我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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