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余英時先生,余先生的知識人情懷

李弘祺

提倡用「知識人」來取代「知識分子」

余英時先生提倡用「知識人」來取代「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提法,事實上,我在90年代就也已經偶然開始使用它。希望今後會有更多的人使用它。

余先生是一個最能表現出「知識人」典範的當代中國人。這是我爲什麽從這個詞開始講的原因。傳統中國的統治階層最多是出自受過教育的人,所以從民國以來多數的歷史學者都以「士」來稱呼這種人,士與士大夫略微不同,因爲後者更具體地指一種社會階層。

余先生倒是認爲士就是一種階層,而與西方人所説的intellectual 非常相似。所以他早在新亞讀書的時候,就以士作爲一個知識階層,並全力研究,一生寫了不少這方面的論文。事實上,他的學問是與他自己的認同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什麽最合適的話形容他的話,那就是他一生想要闡述什麽是中國的士,並且希望身體力行,把這樣的士的理想實踐出來。

余英時先生於書齋。圖片來源:廖志峰攝

社會階層以及知識人這兩個詞都是近代西方流行的用語,當然不是余先生的發明,更何況余先生在學術上本來就認爲中國文化有它的獨特性,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不過余先生做學問一向就主張要在中西文化之間格義,所以要以世界的視野來定位自己。他拿「士的知識階層」來與「知識分子」(他早期也沿用「知識分子」這個詞)相互闡述就是一種非常深層而廣闊的慧識。

説起來,西方的intellectual這個字(詞)原來是泛指有知識的人,缺乏强烈的階級意識。在社會上受過教育而又有一定的職位和依附該職位而產生影響力的人,在傳統西方往往是教職人員。這一類的人在法文一般稱爲clerc(直譯是書記官)。法國大革命以後,天主教教職人員的實力衰減,法院的書記官也稱爲clercs。在英文,clerk是相應的字,同樣出自中古拉丁文,但是使用上不如法國那麽普遍,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後,教育漸漸普及(新教地區像英、德及北歐國家比較重視識字),因此就廣泛被用來指識字的人。

到了十九世紀,最有名的clerk 就是狄更斯《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話劇裡面的Bob Cratchit,他是劇中的夥計,依賴自己閲讀計算的能力,維持一家的生計。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紀的法國,很有名的幾個歌劇都出現了一個叫做「教士草地」(Pré aux clercs)的地方,襯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衝突,反映的是教士群居喝酒鬧事或決鬥的地方。但是clercs已經是對識字的人的稱呼了,而真正的clercs 開始被用來指大學生或讀過書的青年。他們最大的關心就是改造社會。

在十九世紀下半,英文和法文也都開始使用intellectual,指識字,而以寫作、出版爲業的人。雖然到了1926年,一本影響法國非常深的《知識人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作者是Julien Benda)仍然使用clercs 這個字來指稱我們可以説是讀書人或知識人的intellectuals。這本書出版之後,洛陽紙貴,所以第二年就有英文譯本,書名就是The Treason of Intellectuals。可見intellectuals 這個字已經逐漸成爲人們稱呼受過教育,與傳統的教士不同的一群人,而在英文裡取代了clerk。十九世紀就像中國的二十世紀一樣,不斷的學生運動反映了所謂知識人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新的一種群體的形成。

台灣的大學生一般也熟悉俄文的intelligentsia這個字。這個字也在十九世紀左右在斯拉夫語系的國家流行。這個字與英文的intellectual都是從中古拉丁文的intelligentia(知識)而來,指的就是知識階層。

大概在十九世紀末,intellectuals已經成了帶有道德使命、要透過改革或甚至於革命來帶領文化上的一群人。他們不算是階級,沒有一定的職業,因此不像教士、也不像勞動階級。如果他們帶有一種階級意識,那麽他們所自詡的階級也是一種理想罷了。就像十八世紀的Pierre Bayle説的,他們屬於「文人的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the Republic of Letters),這是一個存在於心靈的「共同體」。

近代中國出現「知識分子」這個詞大概是在五四運動前後。我所能找到的是1929年12月24日和26日《中央日報》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徐慶譽的〈知識分子與國家〉,另一篇是慎于的〈知識分子應該覺悟了〉(另外還有羅家倫在1931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紀念週的講演,題爲〈國難期間知識分子的責任〉)。這些演講反映了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如何希望讀書人能作為黨國體制下的「份子」。

日本人通常就是用「知識人」來翻譯intellectuals。爲什麽日本人翻譯作「知識人」的intellectual(案,日本人把intelligentsia翻譯為「知識階層」,作爲「知識人」出身的社會「階層」)到了中國人手上卻變成了「知識分子」呢?這麽一改,「知識人」變成了他所屬的全體的「份子」了!作爲「領導社會」的地位和責任都被一筆勾銷。對國民黨而言,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角色和自我認同不正就是這個樣子麽!

余先生起初也用「知識分子」,這是時代的影響,我想他寫第一本書《漢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的時候,對這些語詞的問題大概還沒有完全釐清。不過非常重要的就是五四以後不斷的學生運動不僅再一次把東林已降的中國讀書人的那種「事事關心」的情懷推到了臺前,再加上日本第二度侵華,引發了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非常高漲的參與保護中國文化的決心。

余英時在這段時間長大,自然也逃避不了那樣的情緒。關於他在這個時候的想法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我在這裡做任何進一步的記述,因爲他自己以及那麽多研究他的朋友及學者已經寫得夠多了。我在上面對「知識階層」的分析是一種比較學術性的反省,用來補充爲何一個不是社會階級的「共和國」會是一種「階層」,以及爲什麽他會從漢代寫到明清,不斷地集中探索中國的知識人的道德責任。

這裡不提他對治統和道統這兩者關係的看法。不過重要的就是他是注意到了我在上面提醒大家的一點:「知識階層」不是客觀的社會階級,也不是能用職業、血統、或甚至於地位來定義的一群人。它是存在於受過教育的人心中的一種「共同體」,是一種他們對天下國家前途的一種責任感所展現出來的精神理想。這是規範性的觀念,而不是客觀分析出來的社會單位。他不像教會、俱樂部(會所)、貴族;它也不像科舉的同榜、幫會,甚至於書院或會館。這個規範性的「知識階層」理想是余先生對他自己作爲一個「知識人」的實踐力量的泉源。

爲什麽這麽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共產黨

余先生參與國是或社會建言或批判的各樣實際活動,大家知道的很多了。事實上,如果翻查維基百科,那麽就會看到近十多年來他的許多反共的言論。這些當然不用我覆述。重要的就是他究竟是爲什麽這麽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共產黨。這一點我覺得必須稍稍加以分梳。

我認爲他的反對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來自他對國家暴力的嫌惡,有它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余先生是中國人,他雖然受到錢穆先生的教導,但是不能忘懷親眼看到的共產黨組織傷害人性,抹殺真相,以及控制個人的種種作爲。這樣的經歷不能不讓他反省:中國專制政體和政治哲學中的陰暗面。這樣的經歷與早他一代,受到日本侵略而苦難的錢穆是有一間之隔的。

對於錢穆來説,中國文化容有它的缺點,但還仍然是人類眾文明中臻於極緻、沒有其他文明或宗教可以相比的成就。但是余先生卻能具體地看出中國文明沒有發展到完美的最大困局就是中國的專制。再一次,他借用「知識」的觀念來説明,指出這樣的政治哲學乃是出自「反智思想」(anti-intellectualism)。余先生在台灣成名開始於他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在這一篇文章中,他把規範性的理想和實踐對立了起來,指出聖人所説的金光大道(恕我借用這句浩然的話來形容人對未來理想的盲目憧憬)歷兩千五百年還是有無法實現的陰暗現實。

至於他反對共產主義,這裡反映的是一種世界性的關心,雖然牽扯的依然還是知識的道德性的問題。由於這個議題是比較屬於學術上的選擇,所以我暫時不在這裡談,留待後來討論他的學術時,再做處理。

總之,比較錢穆的著述,余先生固然不遑多讓,但是余先生卻在知識人的實踐上面下更多的努力,表現出他的真誠。他明顯相信在規範性的「知識人」和實踐層面的現實世界裡沒有不能克服的深淵。他對儒家思想的信念是來自中國人所説的誠。就這些方面來看,余先生似乎比錢先生更爲脚踏實地,更爲身體力行。過去很多人指出錢先生對余先生所説的中國反智主義有微詞,我想這大半是來自兩個人對於中國傳統各有不同程度的情懷所致。他們對於現實政治及文化的月旦和品評也因此產生對位的分歧。

民主化的台灣

最後,余先生代表的是中國的士人的傳統,他的中國是支撐這個道德理想的柱石,而他的生命就是要完成這個理想。如果沒有了中國文化,那麽他一生的努力就完全沒有了意義。主張中國文化與其他文明不同的余英時先生,這個相異才是賦予他生命力的根源。

余英時先生於自宅前。圖片來源:廖志峰攝

對於像余先生這樣的人,民主的台灣當然是一個可以認同的社會。但是這裡有一個非常弔詭的現實問題。知識的共和國的知識内容如果只具有中國知識人認同的内容,那麽這麽一個社會如何能能不斷因氣候的瞬息萬變、國際形勢的强弱易勢、科技的不斷汰新而跟著自我調適,不斷隨著改變?余先生是歷史家,他當然知道「變」的意義和真諦,更何況「變」更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的中心課題。他對台灣作爲一個中國文化變成一個知識人所追求的理想國度是有信心的。但是我認爲他對於台灣的認識也是屬於想像的認識。我不能說他所想像的是偏見。但是他見到的卻是不充分的。例如他曾這樣來談論台灣民主的由來:

1949至1960年,第二度五四運動在台灣出現,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雷震與殷海光擔任主要編輯的《自由中國》雜誌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他表示,台灣原本沒有民主觀念,國民黨當時一黨專政,也不容許民主發展。《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後,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理念,胡適與雷震分別提倡普選與反對黨觀念,即使最後因觸怒國民黨當局而停刊,播下的思想種子仍持續發展,促成1980年代反對黨力量出現,1990年代首次總統直選。

這樣說固然不算錯,但是不足。是誰「在虎口」裡把國民黨藉著戒嚴而冰凍的統治機構一一解除的?李登輝和彭明敏該不是從《自由中國》學到民主思想的吧!胡適的時代可以這麽説,因爲它們對台灣的歷史經驗認識不足。是的,台灣本來的確沒有民主體制。但是近代世界發展民主的歷程至少在明治維新以後已經在東亞萌芽,並在二次大戰之後開始開花(至少東北亞如此)。

共產主義確實是這個現代化潮流的敵人,到了現在還沒過去,但是我常常說,被壓迫過的人將會帶領中國人擊敗共產主義。這話説得弔詭,但也可能是真正的弔詭。曾經活過四百年殖民的歷史經驗的島民更可能是「解放」的領頭羊。曾經沉迷並追求共產思想的李登輝,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自己」,不正就是這種弔詭對自己的反撲?

當然,追念余先生,或許不需要在這裡斤斤計較他對台灣史的神話和經驗缺乏瞭解。事實上,他不斷面對挑戰而不曾氣餒的知識人氣質,以及那個餵養他的中國文化終會與台灣因受苦而茁壯,因匱乏而渴求的性格轉相扶持,積跬步而致千里。這樣的努力才是台灣民主化成長的正道,也是祛退中國共產極權政體的劍矢。

──2021年八月九日於紐約華萍澤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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