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生育率低落，經濟學家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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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情局公布全球生育率預測，台灣敬陪末座，使得台灣總生育率低落的老問題再度成為國人熱議的焦點。而且，由於一年來國內游資充沛，房價蠢蠢欲動，許多台男便將「台女不生小孩」一事歸罪為高房價。但低生育率是否真的源自於高房價？這要先看是否有證據支持這個論點。

高房價是否造成低生育率？

一個簡單的想法是：如果高房價造成了低生育率，那麼，當房價上升時，生育率也應該同步下跌；高房價的地區，生育率也應該比較低。然而，根據《今週刊》2018年的調查，以2017年為例，全台房價最高、房貸負擔率也是前三高的台北市、新北市與台中市，其出生率並不是最低的；台南市的房價低，但出生率並不高。若以出生率最高的彰化縣與桃園市來看，其房價相對於所得其實是偏高。

如果看鄉鎮區的資料，以2014年為例，除去離島、原民地區，全台出生率最高的前三個區分別是竹北、林口與內湖，這三區並不是低房價的地區。簡言之，從橫斷面的資料，我們看不到「高房價、低生育率」的證據。

若參照時間序列資料，自1985年起至今的35年間，我國總生育率下降最劇烈的時期主要是2000到2005年間，由1.7人快速下降至1.1人（見表一）。但若參照房價走勢，這段期間卻也是近35年來房價走勢的相對低點；房價偏低，總生育率卻也探底。而在1980年代末與2010年後這兩段房價飆漲的時期，總生育率卻沒有明顯下跌的走勢。總生育率的變動似乎和房價走勢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表一、1985年至2019年間我國總生育率之變動

年分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9
總生育率	1.9	1.8	1.8	1.7	1.1	0.9	1.2	1.1

因此，雖然高房價會造成許多危害，但似乎不包括總生育率低落。台男將生育率低怪罪給高房價，只會變成怪東怪西的理由伯。若認為自有房屋才能生養小孩，只會讓自己落入房屋代銷公司的話術之中。既然高房價不見得是罪魁禍首，那麼，總生育率低落的背後究竟意味著甚麼樣的社會現實？

總生育率低落，主因是結婚人數下降，不是高房價

要理解總生育率低落的原因，首先要先知道甚麼是總生育率。先說重點：我們可以將總生育率拆解成各年齡層的「已婚婦女生育率」和「女性結婚率」。拆解後，我們可以發現，已婚女性的子女數並沒有比以前少。甚至，根據調查，女性期望的子女數，跟過去也相差也不多。也就是說，如果女性找得到人結婚，生小孩的意願並不比以前低，實際生的小孩也依然接近兩個。生育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未婚女性變多了。台女不是「不想生小孩」，而是「不想跟你結婚生小孩」。

茲說明如下：總生育率的定義是「婦女一生中預期的生育子女總數」。在某特定年度，先統計15到49歲間的婦女在該年度的生育率（該年齡的婦女生育數／該年齡的婦女總數）；之後再假設該年15歲的女性，將來也會如她前輩在該年的生育模式，直至49歲；再將該年各年齡層婦女的生育率加總，得到總生育率。

此外，由於台灣非婚生子的情況仍屬罕見，我們還可粗略將各年齡別婦女的生育率拆解成「該年齡婦女有配偶的比率」乘上「有配偶婦女的生育率」，藉由觀察各年度各年齡別婦女此兩項的變動，來理解總生育率變動的來源。

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2007年的分析指出，台灣在2005年探底的總生育率，主要是來自女性有偶率的下跌。若以1985到2005年間的變動為例，在這20年間，尤其是最後5年，總生育率的變動主要是來自20到29歲女性生育率的變動；而由表二中可進一步看出，在這段期間，該年齡層女性生育率的變動，主要是女性有偶率的變動。換言之，總生育下降的重點主要在不婚女性增多；但如果女性進入婚姻關係，現代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並不會較她們的前輩少太多。

表二、1985年至2005年間，20-29歲女性生育率的變動

	20-24歲女性	20-24歲女性	20-24歲女性	25-29歲女性	25-29歲女性	25-29歲女性
期間	生育率變動	有偶婦女生育率變動	女性有偶率變動	生育率變動	有偶婦女生育率變動	女性有偶率變動
1985-1995	-0.215	0.125	-0.126	-0.050	0.215	-0.167
1995-2005	-0.210	0.440	-0.122	-0.345	-0.150	-0.231

表三、各世代有偶婦女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

出生年	調查時年齡	實際生育數	理想子女數
1961-1965	45-49	2.34	2.36
1966-1970	40-44	2.20	2.22
1967-1971	45-49	2.10	2.11
1972-1976	40-44	1.99	2.02
1977-1981	35-39	1.81	1.94

為甚麼女性結婚率下降了？

既然總生育率下降的主因是結婚率下降，我們也可以用年齡分層，檢視各年齡層女性未婚比例劇烈上升的情況。根據駱明慶最新的彙整，自1987到2017年間，40至44歲女性沒有配偶的比例，由2%大幅上升至23.3%；而35至39歲女性沒有配偶的比例，也由4.1%大幅上升至31.2%（請見表四）。在2018年時，我國35至39歲女性，則有27.2%從未結婚過。

表四、各年度35歲至44歲女性無配偶之比例

	35-39歲	35-39歲	40-44歲	40-44歲
調查年	全體	大學以上學歷	全體	大學以上學歷
1987	4.1	14.6	2.0	11.0
1992	5.6	15.5	3.1	11.3
1997	7.2	19.2	4.6	12.6
2002	11.1	22.7	6.3	13.1
2007	17.4	28.7	10.0	21.5
2012	24.6	36.5	15.1	24.0
2017	31.2	38.4	23.3	33.5

既然結婚率下降是總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可能有人認為：提高女性結婚率，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但要提高結婚率，卻遠非易事。她們不只是「找不到結婚對象」，更精確地說，是找不到「理想對象」。

這些年來，台灣女性眼中的「理想對象」，隨著時代有了長足的演進，但台灣男性卻相對沒有追上這個理想標準，因而導致了結婚率的下降。但這可以歸咎為女性「太挑」嗎？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一個人有更好的選擇，他／她不見得要屈就於比較差的選項。

這些年來，總生育率下降，也伴隨著女性高學歷的比例增加（根據2019年內政統計通報，近20年來，女性具有研究所與大學學歷的人數與比例皆大幅增加。女性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年成長率也高於男性。）、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根據2018年勞動統計通報，近20年來，25歲至54歲之各年齡組勞參率提升20個百分點左右。）。這些都是比房價更直接的經濟因素。當女性有了「更好的選擇」，她不再需要藉著不理想的婚姻來保障自己的經濟或生活。

談到這裡，可能會有人主張：那就剝奪女性的「更佳選擇」如就業和學歷，不就能提高生育率了？這樣的主張不但偏激又方向錯誤，也在執行上不可能。學歷的提高，有助於生產力全面性的提高。如果學歷能夠帶來更良好的專業知識與訓練，以更高的學歷擔任母親、秘書、店舖經營、工班工頭，對整個社會都大大有利。

隨著女性自己經濟能力的提高，「理想對象」經濟條件的比重會慢慢降低，其他非經濟條件如平權概念等，會變得更加重要。如果男性沒有追上進步的標準，請男性逐漸追上，會比強制另一性「倒退」來得容易。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出：高房價並非是生育率降低的主因。如果高房價是生育率降低的唯一因素，那麼，高學歷女性的生育率應該比較高、低學歷的女性生育率應該比較低，因為高學歷女性應該更能負擔高房價，但現實數據卻剛好是相反的，女性學歷越高，生育率越低。

如何面對總生育率降低的社會現實？

前面說明了影響總生育率的種種因素，那麼，究竟台灣能夠怎麼辦？這是大家都關心的議題。前面已論證，高房價並非生育率低的主因；數字也顯示，已婚婦女的生育率並未下降太多；而刻板印象以為外籍配偶「很會生」，但根據楊靜利等人的估算，外籍配偶的生育率甚至低於本國籍已婚婦女。因此，這些政策諸如打房、獎助已婚婦女的第二胎、甚至引進外配，對生育率的幫助都微乎其微。

至於政府提供的育兒津貼，是否能有效提高生育率？這就要看這些金錢津貼是否真能讓高學歷者「走入婚姻」了。高學歷者一輩子的總所得也高，根據經濟學的恆常所得假說，若某筆收入能對高學歷者「影響一生的決策」產生顯著影響，那應該不是一個月幾千元的紅包。更何況，目前許多津貼都是針對已婚夫婦、針對第二胎或第三胎，但已婚者的生育率原本就沒有下降太多。如果未婚讀者覺得育兒津貼與你的結婚決策沒有甚麼關聯，那麼，這些金錢津貼對生育率的幫助也就有限。

一個根本的方法，自然是建立一個對育兒友善的社會。每個帶著嬰兒的爸爸或媽媽，都體會過在日常生活中被翻白眼的感覺。如果今天讓帶著幼兒不會成為現代生活裡的麻煩事，生養幼兒能重新成為社會上一件光榮的、四處被歡迎的事實，或許能夠稍微提高育兒的誘因。

而一個育兒的「神隊友」也十分重要，如果某些台男能不再抱怨，擺脫「母豬教」的自怨自艾，重新了解這個社會兩性的新共識，或許能有效促成更多佳偶。而女性如果更加獨立自主、甚至了解到自己也能夠承擔育兒的絕大部分經濟責任、甚至獨身也能育兒，或許能夠拆解「低結婚率＝低生育率」的魔咒，讓多元家庭也能參與育兒大業。這些高調都看似虛無飄渺，但社會風氣的潛移默化，有時的確可以改變事物的相對價格，進而改變大家的行為。

台灣總生育率的降低，是十幾年前已浮現明確跡象的問題，並不是等到美國中情局做了報告，才成為社會焦點。任何社會的長期趨勢，都需要長期的政策引導。如果等到這個趨勢已成為不可逆的事實，或許社會只能學著適應它。 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的適應能力是很樂觀的；不論是短期或長期，透過價格機能，萬事萬物都可以自動調整。如果未來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進行長照，或許我們會看到更廉價的AI長照系統，即使對機器不信任，我們也必須適應。又如果未來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支撐退休年金制度，我們這代就必須提早進行更縝密的理財規劃。讓我們誠實面對問題，然後如實地擁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