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什麼永遠放不下手上好大那把槍?──兩集《捍衛戰士》透露的亞當斯主義外交思想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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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近日來熱鬧的南海與東海上空,中國軍機分別對澳洲與加拿大偵察機進行危險的干擾動作,引來兩國首相強烈的抗議,更帶來一波多方舌戰;同樣講的是空戰,相較之下,《捍衛戰士:獨行俠》(以下簡稱《捍二》)在全球票房的攻城略地,就比這兩則偵察機趕擾事件更引人注目。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一、《捍衛戰士:獨行俠》的廣泛評價

做為商業大片,《捍二》的超高票房,已經證明了它做為續集電影難能可貴的成功。撇除劇情設計、拍攝手法、娛樂效果與全球收益等各式評論,我們單純就社會、政治與文化評論來看,目前英語世界的評論大抵分成五種:

第一、美國例外論:批評《捍二》頌揚愛國英雄主義,實際上是好戰帝國主義,要炸誰就誰。

第二、戰爭洗白論:批評《捍二》跟1986年上映的《捍衛戰士》(以下簡稱《捍一》)一樣,都是洗白戰爭的法西斯電影,缺乏對戰爭殘酷的反思──飾演本片主角獨行俠(Maverick)的湯姆克魯斯自己也在1990年接受訪問時說過,自己之所以不急著拍《捍衛戰士》續集、或甚至抗拒拍續集,就是因為不想讓戰爭電影將戰爭電動化、遊樂場化。

第三、軍娛複合體說(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這個說法通常大量回顧好萊塢戰爭電影與軍方間的關係史,強調《捍一》的成功有劃時代性,將過去軍事電影從二戰的政治宣傳、越戰的政治反思,帶到軍武娛樂化的里程碑,從此開啟好萊塢強檔戰爭片如《世界末日》或《珍珠港》,由軍方提供設備讓片商拍攝,雙方互利共榮的狀態。到了《捍二》,這樣的作法是否仍有浪費納稅人的錢,或是片商是被政府利用、拍攝時是否涉及言論審查、修改劇本等問題。

第四、懷舊男子氣概:批評指出,《捍二》相較《捍一》更脫離現實的劇本描述,更缺乏對現實世界政治的想法與關懷,雖然加入女性飛行員角色,但在2022年帶回男體崇拜或男子氣概競爭,顯然就是一種對當代各式「政治正確」邊界擴張的一種懷舊挑戰。

第五、美國衰弱論:相對於《捍一》時值冷戰末期雷根主義的朝氣蓬勃,以及一種即將迎接後冷戰單一超強的美式樂觀,《捍二》的內容,透露出美國面對新冷戰挑戰者軍事科技搶先,世界逐漸不受美國控制的焦慮。

二、從《捍一》到《捍二》,從冷戰飛到新冷戰

《捍一》於1986上映,是為當年度美國票房冠軍。從相關主題曲、人物造型到日常生活器物皆風靡全球;在 2012 年《捍一》原導演東尼史考特亡故前,就曾有《捍二》頂尖飛行員被無人機所取代的「老兵不死」劇本構想;但《捍一》導演不幸自殺後,《捍二》拍攝計畫延宕,直到2016年製片方才又完成新劇本,並在2017年完成拍攝時,宣布2019 年上映。可2019年底至今,全球面臨COVID疫情干擾,因此又讓《捍二》延到2022年5月底,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方才上映,並造成近日空前迴響。

身為主角「獨行俠」(Maverick)的湯姆克魯斯,在創造時代的《捍二》中已逼近60大關,根本是「人生70才開始」的完美寫照。《捍一》到《捍二》間36年,全球地緣政治環境的變遷與電影情節間的相互對照,或許我們可以說是「青年創造時代,時代考驗『中年』」。因為《捍一》賣座的時代,正是雷根政府推出「星戰計畫」將美蘇冷戰推至最後高峰,甚至最終拖垮蘇聯結束冷戰的時代;也是獨行俠用F14戰鬥機以寡擊眾,打敗米格機的時代。

但《捍二》賣座的時代,卻是川普執政開啟對中「新冷戰」後,拜登政府雖宣稱「無意開啟新冷戰」,卻在對外戰略上,無一不與中國全面競爭的時代;而這個時代裡的獨行俠,無論是劇情的需要(?),或美國實際的政治經濟正面臨外部超趕,苦於各方面落後的狀態下,美國海軍航空隊仍須開著落後敵人一個世代的F18或甚至落後兩個世代、偷來的F14,勉強才能全身而退,也透露了某種潛意識上落後於對手的集體焦慮。

拜登作為一個當了一輩子參議員的冷戰老兵,他對「新冷戰」的認知,或許就是「冷戰」的複製貼上。但當代中國既無意對全球「輸出共產革命」,更不願意脫離全球自由市場這個舒適圈;這與冷戰時代,美蘇兩大陣營依恃意識形態相互拒斥的狀況全然不同。冷戰時期,除了美蘇雙邊不間斷的「代理人戰爭」外,在技術與貿易上,美蘇間的對立而不往來的;相較之下,新冷戰下的美中競爭,卻是在高度互賴的前題下進行。從貿易、產業、科研技術、影視娛樂到軍事部屬,是一種全球性的全面競爭。

所以拜登所謂「無意開啟新冷戰」,其實是指「一個巴掌拍不響」。若是中國沒有要自絕於當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外,那美國自然沒辦法用意識型態對立的冷戰老方法來開啟新冷戰。但若是這個「新冷戰」,指的就是這種既互賴又高度競爭,甚至是對抗邊緣的競爭,那新冷戰的號角,早在川普發動貿易戰後即延續至今。所以從《捍一》到《捍二》,獨行俠駕駛的F14戰鬥機,從冷戰飛到新冷戰,美國面對的主要敵人,也從蘇聯變成了中國。

三、好萊塢電影中的敵人文化

但有趣的是,從《捍一》到《捍二》,F14擊落的米格與蘇愷,雖然製片方都曾坦言其具體的參考對象,但事實是,這些敵對飛行員是甚麼樣態、這些飛機屬於哪個國家,在這兩部作品中從來沒有言明。作為「沒有面孔的對手、沒有名字的敵人」,無論是政治或電影評論者都會用一種「娛樂至死」的觀點來批評兩部《捍衛戰士》。一方面,電影消除了對手的面孔,藉此美化戰爭,讓敵人的毀滅,就像吃掉看不見雞隻形體的雞塊一樣,沒有殺戮的罪惡感;另一方面,沒有名字的敵人,可以讓電影避免任何類型的政治反彈,「讓電影歸電影,政治歸政治」,電影可以單純賣刺激、賣動作、賣情懷。

關於第一種批判,散見於各種對好萊塢娛樂性戰爭片「絞肉不見血」的批評,並非《捍衛戰士》系列獨具;但第二種批判,通常流行於中國崛起後,大舉投資美國電影製作,並讓美國電影修改劇本以符合中共電檢與中國市場期待。但根據本片相關資訊顯示,消失的中華民國與日本背章之所以重返螢幕,就是因為中國騰訊影業退出《捍二》投資方。所以所謂「避免政治反彈」一說,在一部「描述美國軍容壯盛」的影片裡,應該從來不是考量。

有趣的是,英國偏右派雜誌《旁觀者》(the Spectator)曾開玩笑的抱怨,這個沒有名字的敵人,肯定是從歐巴馬到拜登都對之極其禮讓,一直想取得「核協定」的伊朗。所以是礙於這種「過度親伊」的態度,《捍二》才必須對這個沒有名字的敵人「姑隱其名」。

關於這點,《洛杉磯時報》則有較為專業的評論指出,《捍二》中最後出現的高性能第五代戰機,目前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持有,而影片中的敵機,應是基於俄羅斯Su57隱形戰鬥機的官宣外型與能力值進行設定;而濃縮鈾設施的所在地,被冰雪與群山環繞,也可能是上述其中一國。但俄中兩國都早是核大國,核武國家相互保證毀滅的說法,否定了這種直接軍事打擊的劇情設定合理性。

那做為美國明定邪惡軸心與流氓國家的北韓與伊朗呢?從地形到核武開發進度,這兩國確實有可能作為獨行俠的靶子。但據信,兩國目前都沒有第五代戰機(伊朗雖在2013年宣稱已開發自製隱形 戰鬥機IAIO Qaher-313,但軍事專家對該飛機的性能皆表示懷疑)。

現實證據如此莫衷一是,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看「沒有名字的敵人」這件事情。從《捍一》到《捍二》的時代變遷,正好凸顯「敵人」型態的變遷。《捍一》冷戰時代,美國必須面對的,是基於雙方意識形態對立,因此隔離無法接觸,但又無須言說、無所不在的敵人;《捍一》到《捍二》後冷戰時代,美國必須面對的,是區域衝突、邪惡軸心、恐怖主義所構成的敵人;《捍二》新冷戰時代,美國必須面對的,全面接觸、全面競爭,但在商業銀彈壓力下無法言說、無法標示、甚至無法辨明的敵人。

常言「好萊塢的電影史就是美國的戰爭史」,或者我們應該說的更精確是「辨明敵人、定義敵人」的歷史。從二戰時期宣傳片開始打,打完日本人、德國人後,再到全世界去打俄國人、到越戰打越南人;被越南人打垮、又打垮俄國人後,就到全世界去打當地人。就這樣,打完各國人還不夠,又再去打機器人、外星人或怪獸(尤其日本製的怪獸,比日本製的稀少壓縮機還多)。

在上述「辨明敵人、定義敵人」的歷史中,過去總習慣以「政治性的概念」或「製造敵人的文化」,來詮釋這種「敵友區隔」;但要對好萊塢戰爭電影文化的美國價值進行分析時,自後冷戰至新冷戰「無法辨明敵人」或「無法言說敵人」的狀況下,「政治性的概念」或「製造敵人的文化」以「賦予敵人明確身分」作為「國家或文明的敵人」這種模式,其解釋力可能有限。

若從另一種角度來看,在敵人無法辨明時,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假設處處都是敵人」。而這種「對危險世界到處都是敵人的警惕」,正是從《捍衛戰士》系列到整個好萊塢娛樂型戰爭片所透露的世界觀。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其中一支,就將這種世界觀,視為一種「排除秩序」(order of exclusion)。

四、何謂排除秩序

「排除秩序」的概念源於美國國際事務學者Kyle Lascurettes在2022年的新書Orders of Exclusion: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tegic Sources of Found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ascurettes在書中總結過去四個世紀的各式國際秩序強調,歷史上的國際秩序之所以成功,都是以「讓競爭對手失望」,而不以「讓所有人團結起來」為前題。歷來由主導大國設計主導的秩序,目的都在打擊並排除競爭對手與具威脅性的潛在對手。

透過Lascurettes的筆觸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歐洲1648年後的「西發利亞秩序」或1815年的「歐洲協調」,都是一種排除秩序。也就是透過一套規則,懲罰並排除國際社會中的違規者或潛在違規者,以維持秩序穩定,尤其是針對1648年的神聖羅馬帝國與1815年的法國。二戰後美國主導的當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透露這種排除秩序的邏輯。也就是,在冷戰時代,排除在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國家蘇聯,也同時壓制各地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後冷戰時代,排除違背國際秩序的行為者,壓制伊朗北韓核武、顛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空襲南斯拉夫;在新冷戰時代,排除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行為者,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維持南海與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對抗中國。

Lascurettes也強調,是「對敵人的恐懼,而不是對朋友的信任」,構成了每個時代國際秩序的基石。所謂「外部敵人導致內部團結」的邏輯,通行於各個人文學門。社會學裡的「社會認同理論」強調「內外團體動力學」(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政治學裡的「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都將個人對團體內部的忠誠,建立在團體外部的鄙視。

美國塔夫茲大學國際關係學者Michael Beckley認為,要解釋這種「排除秩序」,最好的源頭就是古羅馬史學家薩盧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Sallust)有關「朱古達戰爭」前後的歷史紀錄。薩盧斯特認為,是對強大迦太基的恐懼,使羅馬共和國團結在一起,實踐了共和的政治德性;迦太基滅亡後,羅馬在面對弱小的努米底亞時,反而因為迦太基財富對羅馬產生腐化,因此讓貪財的羅馬政客與將軍,不停的被努米底亞國王朱古達收買,導致戰事長久不下,甚至造成了羅馬強人政治的興起與共和的衰敗。朱古達更曾誇下豪語說:「羅馬就是座待出售的城市,一有買主就會迅速毀滅」。

小結以上,所謂「薩盧斯特定理」(Sallust’s theorem)正是將「共和的強大─定義強大的敵人─保持對強大敵人的恐懼(警惕)(metus hostilis)─制定排除或擊敗強大敵人的國際秩序」四者做出了完整的串聯。

五、薩盧斯特式的美國外交思想:亞當斯主義

若美國的外交政策,如同英國政治家、曾經的駐美大使James Bryce勳爵所言,是愛爾蘭的毒蛇(但愛爾蘭根本沒有蛇)那美國外交思想傳統則如美國知名外交政策公共知識分子Walter Russell Mead所言,應該是抓到了四種蛇:一、以漢彌爾頓主義(重商主義);二、傑佛遜主義(精英主義與孤立主義);三、傑克遜主義(民粹主義與擴張主義);四、威爾遜主義(自由國際主義)。

但這樣看來,Mead可能忽略了一條低調滯伏的執拗毒蛇。1781年5月,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那位曾在法國貴族面前不卑不亢的表示,自己得先致力於政治與戰爭,子孫才有權力追求藝術與哲學的老亞當斯,與另一位開國元勳(the founding fathers)富林克林在法國宮廷因為美法外交執行風格差異大吵一架後,只能透過寫家書「洩憤」。在此信裡,老亞當斯大力要求弱冠即任駐荷蘭美國大使的兒子小亞當斯(美國第七任總統昆西亞當斯),必須嫻熟羅馬歷史學家薩盧斯特的著作。

做為開國元勳仍熟稔拉丁文的啟蒙世代,老亞當斯在家書中強調,練習拉丁文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薩盧斯特、西塞羅、塔西佗和李維的著作陪伴下熟練;其中的語言不僅能讓人習得智慧,更能讓人感受到古羅馬共和美德的薰陶,映照出畸形與恐怖、邪惡和愚蠢。也唯有如此,才能成為好人和有用的公民。

薩盧斯特對兩代亞當斯的影響,就此映照出了美國外交思想傳統的第五條毒蛇。除了上述四條毒蛇外,在《捍衛戰士》系列,以及好萊塢其它各式各樣無時不刻都在尋找新的威脅與敵人的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Mead可能遺漏的第五條毒蛇,也就是繼承自古羅馬史家薩盧斯特延續至今不斷的「亞當斯主義」。

這種亞當斯主義,一方面強調,對外部威脅維持高度的敏感,而這些威脅既可以是另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是不祥的意識形態運動,甚至可以是地心竄出的怪獸、太空來的外星人或是平行宇宙裡的無限可能,並隨時準備好排除各種敵人威脅的方案,這正是《捍衛戰士》系列與多數好萊塢戰爭電影的思想主軸;另一方面,亞當斯主義則闡述了外部敵人存在與內部共和間存亡的連動關係,也是華府菁英建制派某種程度上,壓制國內民粹主義時時反對制定國際規則時的思想泉源。

更重要的是,這種亞當斯主義,正是美國無時不刻手握的那「好大一把槍」。雖然美國正在一個槍擊事件頻傳的時代,更是國內兩黨少數達成共識,限制槍枝的時代,但美國外交思想中這把亞當斯主義的大槍仍是有它跨時代的意義。因為它既是敦促美國人時刻對外部環境保持警惕、積極建構針對破壞秩序者的審慎「排除秩序」;也是要美國人,對國內共和政治可能的分歧與腐敗隨時保持警惕。

對照好萊塢各式戰爭電影中的亞當斯主義,也是這次觀賞《捍二》的重要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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