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懷疑與困頓中掙扎找出路,徬徨即在前進的路上──《徘徊年代》

林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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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注新住民議題的張騰元導演,在台北電影節國際新導演競賽嶄露頭角,《徘徊年代》(Days Before the Millennium)從國際人口快速流動的1990年代至千禧年探討台灣新移民的故事與境遇,2000年左右,台灣社會有股蠢蠢欲動、大地春蟄般騷動思變的力量。所謂的徘徊,或許是,破繭成蝶、鳳凰涅槃前的蛻化,看似不動不變,過程緩慢而劇痛,想放棄不甘放棄的心情吧?

看完電影,「困」這個字不斷湧入腦海。困到極致,無路可逃,就是奮力一搏、跳躍掙脫的伊始。

圖片來源:傳影互動

待再久,似永難擺脫「外籍新娘」標籤

有很大一批越南女性透過婚姻仲介成為「外籍新娘」,不管她們來了多久,不管已經拿到台灣身分證了、不管已兒女成群、不管台語還是客語都講得比你我還要流利,永遠都是「外籍新娘」。電影中的文慧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不落俗套的」這樣的婚家結構通常在台灣各個縣市最邊陲的漁港、農村、都市邊緣戶,在原本窮困的原生家庭寄望嫁來錢淹腳目的台灣,得以翻身然後有餘裕協助娘家脫貧。

就像許多我們熟知的情節一樣,她們從貧窮之地墜入另一個貧窮,忠銘對現實環境的無力只剩拳頭有力、婆婆唯一的強勢也只能用在監督媳婦的阮肚皮,文慧語言不通的困、來到異國難以適應的困、婚家生活難題的困與這一家人的「困」結成一張張逃脫不掉的網,是早期很多貧困家庭的縮影。

文慧決定逃家,到了庇護中心。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千奇百怪,文慧看見台灣婚姻女性的種種難題,某種程度也淡化了她的國籍隱然的「原罪」;她在最無助時撥打公共電話給同鄉閨蜜無聲掛上電話那一幕,就決定了她與過去的自己告別,而這也是她自立自強的行動起點。

九二一造成的改變

張騰元導演巧妙嵌入文慧的蛻變階段與過去20年台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在庇護中心遇到九二一地震,一群原本弱勢無力需要被庇護的女人,手把手護持彼此逃出,這一刻她們明白,災難面前,沒有誰可以完全仰賴依靠,也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永遠收容誰。即便文慧短暫借助同鄉閨蜜的住所,我隱隱感受,是不是在異鄉與同鄉的情誼,才是真正考驗的戰場?總之,文慧在一個又一個的短暫停留,最後選擇一個人重新開始、學習跳舞、最後成立國內第一支新移民舞團,找到自己安居自立、甚至創業茁壯新移民的方式。

2000年3月18日,台灣民選出第一位民進黨籍台灣人總統,台南農家三級貧戶之子成為政治傳奇,這一天,阮文慧拿到台灣的身分證成為台灣人,象徵台灣的海島文化與身份認同慢慢有了變化,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價值在歷史緩慢的過程中,看似不變,但其實,從一開始的外籍新娘、南洋姊妹到外籍配偶、新移民到新住民,身份認同與族群平權不單單只是名詞的更變,還是全民教育及平權意識的啟蒙。阮文慧拿到身分證那一刻喜極而泣,與當天497萬個選民流下激動的眼淚是一樣的,為「我是台灣人」而泣、也為「成為台灣人」的得來不易而泣,在那一刻,新移民的文慧與本地的台灣人成為「我們」的想像共同體。

千禧世代後的青年,不要說台灣了,在東南亞各國高學歷並非罕見,更多的是透過國際交換、留學考試、旅遊打工等方式來到台灣。2000年左右,社科學界最常論述的就是全球化浪潮、後現代、文化帝國主義、全球在地化、地方學…….各式各樣論辯,在交通網路發達大幅減低知識取得的成本,打破各種菁英壟斷、權威結構,越南籍大學中文系畢業生裴秋蘭就是這樣的新時代。

何以裴秋蘭脫不了困?

那,為什麼從頭到尾背影示人的裴秋蘭卻脫「困」不了呢?第二段大量使用「視覺」的主動性來彰顯這位西裝筆挺、講話幹練俐落不帶情緒的職場人物特質。

裴秋蘭昂首自信、滿懷理想成為社會新鮮人,經過面試成為徵信社探員,除了本份之外,她知道公司想拍微電影所以額外認真收集資料希望爭取表現機會。這間號稱幫助外籍配偶解決家庭問題的東南徵信社,在秋蘭企圖爭取微電影故事方向,台灣籍女性主管一手搶走她費心準備的資料,並暗示這間徵信社的廣告的目的是吸引「在家庭中受害希望耙掘問題以興訟的外配」,而不是讓這些家庭因徵信服務最終取得和諧圓滿,畢竟在商言商,離婚官司有錢賺、家庭圓滿業務就結束了。

裴秋蘭的「困」在於,即使她學歷好、談吐佳、能力優,幹練俐落西裝筆挺,這樣的條件並不是她獲得工作的最重要件,而是,她的「越南籍、諳中文」,讓她得以用這個同胞身分進入各個同鄉組織找尋客源。秋蘭希望這份工作能實際協助同胞解決問題,她的女性主管卻要她看清現實。

徵信社常見的「感情挽回、外遇家暴蒐證」,收集各種感情關係中的不信任證明,探員找出一個個千奇百怪不幸福的家庭,凝視著一道道赤裸裸的傷口。對比著在台灣生活時,面對每一雙異樣、試探、凝視秋蘭(以及每一個異國女子),這種凝視他者的觀看是很暴力的。

這就是為什麼,筆者一直很不喜歡提到新住民或是族群議題時,演講者或撰寫者動輒使用「包容」、「接納」來當一種溫馨大愛的結尾。每每聽到或看到這兩個詞,打從胃的底部油然作嘔。

有趣的是,秋蘭用探員偵查的相機,像拍公路電影那樣開著顯目的紅色轎車,突兀的穿入台灣鄉鎮小路,捕捉、觀看或者是反拍台灣人的面貌。這樣的互文易位,呼應了《徘徊年代》電影社群粉專自陳:「一部重新定義『我們』的電影」,透過相機看似隨興卻刻意捕捉的凝視,好似一雙雙在地人的眼神,不論是善意還是好奇,逡巡觀察的凝視之眼,是台灣這個移民社會裡互相猜忌因而相互理解的過程吧?筆者在一場映後座談現場,導演分享,有位新移民閱眾恍然明白:「看完這齣電影,我比較了解我老公在想什麼了。」坐在銀光幕前看著別人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場探尋答案、短暫脫困的冒險旅程。

秋蘭在職場的不順遂所產生的自我懷疑,毋寧是現實的落差。就像她在酒吧台上拿著麥克風往底下的姊妹們發言一樣,秋蘭和這群同鄉女子儼然兩個世界,她的「困」恐怕是那份身不由己吧?

看起來一樣,卻是每天不一樣

滿有趣的是,就像電影中出現的土地測量師說的「每天測繪的土地看起來都一樣,但每天看起來沒變的其實都有一點點不一樣」,也像是導演透過電影出現的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說的,地質變化就藏在綿密陰暗的地層之中,層層堆疊的地質看起來是一堆土壤結構,地質學家就能夠從不同的岩層、化石或褶皺去分析這幾千萬年以來的島嶼變遷。屢屢提醒閱眾,這些常民百態看起來平凡乏味,台灣幾百萬年來的人文肌理於焉形成,鑲嵌一幅豐饒喧囂的台灣輿圖。

經過20年,社會的進步看起來很快,快到解嚴後17年台灣人就選出台灣人當總統了,快到東南亞移民不一定都是買賣婚姻,也有很多透過留學或商務成為中堅力量。啟蒙很慢、改變很慢,慢到你以為人人平等很理所當然,但沒有穿上西裝講流利中文,就是有人還是把越南來台女性當成弱勢或需要被救援的「群體」,就像酒吧那個男性櫃檯人員輕佻問起超出的酒錢充滿性暗示的問要用甚麼來抵。

裴秋蘭看著《南揚》雜誌中的阮文慧,不論是20多年前婚姻移民來台的阮文慧還是20年後來台灣讀大學的裴秋蘭,誰不是懷著夢想(讓家裡好過/揚眉吐氣/成就探索)來到台灣?SOUTH BOUND《南揚週刊》這個名字亦頗令人玩味,跨越疆界來到台灣生活的移民,台灣與越南兩個截然不同的臉孔,本身就是一道抹不去的邊際線,這道身份的異質性,導演透過不同的畫面比例跟色調去凸顯兩個世代前後來台的越南女性在台灣,看起來疲弱無助的受暴外配以及看起來強勢有主見的職場女性,她們很努力的在這個不得不然的「異質身份」中破繭而出,「越南女性」像是「原罪」使其受困在這個身分,卻因這充滿歧視的原罪身分,她們在破繭的過程也隱然從深沉的幽微的像是地鳴轟隆,進而跳躍脫出的強大生命力。

一個大學畢業的知識女性在台灣,特別能感受到這身分帶來的窒悶,電影後段來到她去找了同鄉閨蜜,藏在心裡多年的愧疚感,看到昔日好友雖然沒有唸大學,來到台灣與丈夫胼手胝足有了穩定事業跟家庭,這樣的安心,使得心裡愧對閨蜜的壓力有了救贖。與其是來和閨蜜道歉,不如是比較起「啊,我唸了大學畢業看了光鮮亮麗當上班族」的自己與平凡生活的閨蜜,終於能夠與心裡的愧疚和解。

這是我為什麼,看完這部電影,腦海裡不斷湧出「困」這個字的原因吧。不過,困並沒有不好,那是衝出突圍之前的一段痛苦時刻,衝出突圍後不一定海闊天空,但大部分的小人物,比如我、比如你、比如大多數的芸芸眾生,都是形成地質景觀的影響分子,我們都在不斷的自我懷疑與困頓中企圖掙扎、找出路,或許不斷的感到徬徨,不過,卻一直是在前進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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