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的二二八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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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將至，台灣面臨加害者後代主持紀念日的尷尬處境，蔣萬安即將主持今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對此被害者家屬宣布不參加蔣萬安出席的活動。面對被害者家屬與後代的「不給面子」，因為去年年底地方大選，藍營的全面得勝而雞犬升天的親藍媒體人紛紛出面緩頰，有的說「誰叫他姓蔣呢？」有的則要被害者家屬「放下仇恨」，因為「愛的力量比仇恨還要大」。

每當看到此情此景，都讓我想起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當看見草坪上奔跑的孩子，由媚俗引起了兩行前後緊密相連的熱淚：第一行眼淚是：看見了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第二行是，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加媚俗』。」在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同時，甚至還可以感動了自己，你不得不感慨這座島嶼上無孔不入的道德腐敗。而這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沈重的負擔。

為何說蔣萬安以及為蔣萬安緩頰的人，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呢？因為國民黨自始至終都沒有真正面對過去的屠殺，而將其「組織性的罪責」（organisierteSchuld）隱沒在職務性質（der Funktionscharakter der Handlungen）或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當中（官逼民反）。從不正面承認對於這場屠殺的責任以及對責任的追究，用納稅人的荷包償還這個政治集團自己犯下的血債。

而蔣萬安靠著姓蔣，承襲蔣介石、蔣經國殺人越貨、戕害人權之下的政治遺產，成功上位，他理所當然要面對他的姓氏與政治集團留下來的負遺產。任何多餘的緩頰，只會顯得這個政黨矯情而從不反省。

不只是族群衝突，更是身為人的堅持

固然政治鬥爭中的勝負從不代表與道德價值的彰顯，但政治鬥爭中的勝敗卻往往會重塑社會的道德認知，例如近日第十一屆共生音樂節的貼文當中，就有許多的留言表示重提二二八是「塔綠班製造族群分裂」，是「消費」、「挑撥分化」與「製造仇恨」。姑且不論定期的紀念本來就是要喚醒人權意識並落實轉型正義「永遠不再」（Nie Wieder）的精神；更讓人深感怪異的是，這些留言者如果遇到的是尋常的殺人事件，一定會堅持緝兇到底，甚至不惜當場「就地正法」。這樣的道德大小眼，不由得讓人感嘆國民黨在台灣行之有年的意識形態宣傳與對歷史記憶的扭曲與抹除。

然而記憶乃至於聲討二二八的屠殺與責任，並非僅僅是某一個特定黨派或者族群的特殊要求，而是基於道德準則的普遍要求，更確切地說，身為人類的基本要求。我們可以允許殺人嗎？可以允許殺人犯不被咎責、招搖度日嗎？相信許多人對此的答覆都是否定的，因為如果允許殺人，則人類社會將不復存在；而如果身為人類的公道是非都無法主持，終日活在朝生暮死的險境當中，那我們將活得人不成人，只是受強權、暴力任意處置、宰割的物品（die Sache）。既然如此，面對曾經大規模殺人的政治集團，就更沒有輕易放過甚或遺忘的道理，這應該是哪怕對一個外國人而言，都是普遍適用的道理。

對道德的堅持，使我們活得像一個人；除此之外，歷史記憶也是使人類有別於動物的重要特徵。哲學家尼采在早期著作《歷史對生命的利弊得失》（Vom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裡提醒我們，只有「不知今昔為何物」的「群畜」（die Herde）才可以活得下一秒忘掉上一秒。而只有為了生命運用過去，並重新將事件串成歷史，人才始成為人（erst durch die Kraft, das Vergangenezum Leben zugebrauchen und aus dem GeschehenenwiederGeschichtezumachen, wird der Mensch zum Menschen）。

如果我們不想活得只是動物，如果我們不想只配活得跟動物一樣，則我們應當記憶過去、使過去有益於我們的生命，鼓舞我們的內心、給予我們教訓。進一步地，我們應當效法尼采，將歷史當作仿效偉大事物的紀念碑、維護己所從來的古董與開創未來的批判武器。我們應當記憶二二八曾經有過的決絕抵抗、了解並珍惜二二八以來艱難維護下來的民主傳統、以及從歷史中覺醒那革除一切冤屈與不正義的決心。

二二八在羞恥心與人性上的意義

許多人在談論極權主義與種族滅絕的相關主題時，總會想到漢娜．鄂蘭及其經典的相關著作。不過除了耳熟能詳的「邪惡的平庸性」，其實筆者認為更具啟發的，是鄂蘭強調身為人類的羞恥心與人性概念的政治效用，在反省種族滅絕惡行時的必要。

鄂蘭在1944年的論文〈組織性的罪責〉（organisierte Schuld）中指出，儘管在納粹的種族屠殺與集中營被公諸於世後，許多德國人總會聲稱「恥為德國人」，但更重要的是要「為自己身為人類感到羞恥」。因為只有意識到做出種族屠殺、同類相食的可怕惡行的，是跟自己一樣的人類，並為此產生基本的羞恥心（die grundsätzlicheScham），我們才能學會為人類犯下的罪行承擔責任。我們才會知道普遍人性是多麽必須嚴正以待的概念，而在政治上避免去迷信有更高種族的存在（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者輕易去相信有誰可以壟斷邪惡（如為了「平亂」、「剿匪」等合理化屠殺）。

更進一步地，鄂蘭認為，唯有對於這種基於「必須為同類的可怕罪行負責」的恐懼，我們才有可能為了避免下一場可怕的罪行（如台灣在不遠的將來興建的再教育營）而起身戰鬥。

總的說，為了不成為任人宰割、擺佈的物品，我們必須藉由追究二二八的真相，來體現身為人類的道德主體性；為了避免淪落為僅求溫飽逸樂、漠然待宰的群畜，我們必須在心底銘刻二二八的歷史過程，證明我們是別於動物、具備記憶能力的人類；最後，我們必須為這場可怕的惡行感到羞恥，並盡可能地阻止重蹈覆徹的未來。正派、能夠記取教訓且具備羞恥心──這些要求與條件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要求滿足當好一個「人」的資格，只是對於某些人而言卻是跨不過去的門檻。

相較於某些人所謂的「蔣萬安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之類的矯情說法，由於政治鬥爭與歷史包袱，不如說二二八成為台灣許多人跨不過去的人性門檻，誰會在這個門檻前摔得鼻青臉腫？誰又會在門檻前編一大堆跨不過去、不想跨過去的理由？以及最重要的，蔣萬安是否會在這個門檻前，喚起身為一個人類的羞恥情感？又或者，這又將是一場四腳朝天、貽笑大方的「大型社死現場」？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得知的，是二二八作為定期試煉人性的門檻，它向我們展現一個又一個精彩的低標（與跌跤）。

作者目前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班。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