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沒有受限,但為何理性討論政策的空間越來越小?

林雨蒼
724 人閱讀

最近網紅Cheap一番「批評民進黨會被抄家」的言論引發了許多人的討論。他在文章中提到,「我覺得現在的氛圍是,罵民進黨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可能會被抄家、會被調查祖宗十八代,更多更兇的是他們義勇軍、他們側翼媒體」,另一個網紅呱吉則稱,「老實說我沒想過自己會面對言論緊縮的一天,這是一個比二十年前更加不自由的年代」,引發了許多的討論。

言論自由猶在,祇是理性縮減

首先,台灣的言論有比以前更不自由嗎?我想應該是否定的。言論自由的定義,是指在發言之前不會遭到國家的政治審查,很明顯,台灣並不是在言論自由下縮限。在台灣,目前沒有人像中國那樣,僅因立場不同就遭到國家機器侵害人身自由,或傷害到家人。但是,近幾年的言論市場是否有所改變?我想,這是有的,而且很明顯,理性討論政策的空間正在逐步限縮。這指的不是說錯話會被批判,而是斷章取義、紮稻草人等糟糕的討論風氣大行其道,讓理性思辨的空間縮小。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猶記得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當時社群平台FB剛開始有許多人使用,在上面常有許多長篇大論對於民主的討論。當時,許多人總寄望著數位技術能讓選民得到更多資訊,能有更為良善的民主。當時蔡榮峰一篇有名的文章〈鍵盤參戰-淺談「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還曾稱,網路適合有批判性跟自我思考傾向較高的「求證型公民」,不利於「政治宣傳」(Propaganda) 的散佈。但到了今天,回顧網路的環境,很明顯並非如此,而且在各種因素的推波助瀾上,網路還成了更為極化、仇恨言論更多的地方,而以前那些會發長文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卻逐漸消聲匿跡。

為什麼如此?其實有很多因素可以細細拆解。

我們先來探討網路酸民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都可能是網路酸民〉一文中,Julia Shaw博士指出,在負面情緒或負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有68%的參與者會回以謾罵貼文,幾乎是在正面情緒或正面內容後發文的參與者的2倍之多(35% ),這表示人們在負面情緒下更容易留下酸溜溜的話語;而在這些文字後面留言的人,也更容易留下酸文,讓酸文的出現機率大增。

酸文吸睛特強,溫和力量退場

不過,王宏恩在〈網路製造了酸民,還是放大了酸民?〉一文中則引用了丹麥Aarhus University的兩位政治學教授,於2022年在政治科學領域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的論文〈The psychology of online political hostility: A comprehensive,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mismatch hypothesis〉指出,網路讓比較溫和的選民更為沉默,因此用比例來看網路上就有更高比例的仇恨言論;同時,民眾因為在網路上更常碰到不認識的人,也更覺得那些仇恨言論來自於不認識的人,這些結果共同造就了人們對於網路負面言論的印象。王宏恩在文章中下結論指出,網路並沒有創造或放大酸民,而是縮小了溫和的其他選民。

但無論如何,相較溫和的文章,酸文更容易觸發人們的情緒,也更容易引發更多人的關注與討論。

同時,在網路平台逐漸引入廣告作為收益來源之後,留住使用者、增加廣告收益,才能帶來更多企業的利潤,這使平台有動力引入演算法,留住人們。這些演算法無法分辨言論的好壞,誤以為這些情緒激動的文字比其他文字更為吸引人,就容易把這些文字推到人們的眼前,一方面讓人們接觸到極端的文字,另一方面又讓人們更難碰到不同的意見。這使人們誤以為自己的意見就是正確的,也讓人們逐步極化。

在情緒之外,討論政策本身也存在門檻。在許多議題越來越專業的今天,政策背後的論述也比以往更為複雜。但在達克效應下,人們卻容易誤以為自己Google以後,就可以評論政策;但在同時,要把政策背後的專業講清楚,卻需要更多篇幅與閱聽人的耐心。而在短影音盛行的今天,由於人們的注意力比以往更為短暫,這樣的文章又更難搏得人們的眼球。

理性討論需要門檻、時間、超然

連翊婷在〈「公民理性論政」是可能的嗎?從實驗政治科學文獻看社群媒體時代的公眾討論〉一文中也整理了三個要重要的要素:一,理性論政需要大量吸收資訊,但是一般人難有時間,或是需要娛樂,難有時間吸收到理性論證所需要的資訊。再來,人們容易進入「動機性推理」的狀況,把資訊拿來建構符合自己政黨傾向的論述。第三個問題,則是在假消息氾濫的今天,會影響到公民對政策事實的認識。

演算法在這件事情上也推了一把。為了把人們留在平台上,許多平台開始降低站外連結的觸擊率。過往許多好文都在知名的部落格平台,如天下獨立評論、想想論壇,或是菜市場政治學等,未必在社群平台上。當這些文章的觸擊率降低,也讓人們更難有機會碰到長文及長文承載的知識。

最後,則是網軍與假帳號。為了讓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推廣特定推文,不肖的公關業者創立了大量的假帳號。一方面這些假帳號可以在粉專下大量留言,增加粉專的分享與觸擊率,影響演算法的判斷;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政治文章下大量留言洗風向,或是霸凌反對者,讓反對者陷入沉默螺旋進而噤聲。

在網軍大行其道之下,就讓過往許多以長文著稱的公共知識分子逐漸隱退。一方面這些公共知識分子發文需要更多知識脈絡,不如網軍斷章取義、亂貼標籤來的容易;另一方面,這些人發文通常不是為了盈利,而是在工作之餘發文抒發心情;但是網軍的上班就是在發文。這兩邊的驅動力無法相比,也難怪網路會逐漸被假帳號的言論淹沒。

在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社群平台就成了極化與大亂鬥的地方,反而縮限了理性討論政策的空間,進而傷害到民主的公眾輿論空間。

應該對超大型平台課予相對責任

社群平台上的討論空間承載的並非只是單純的網路討論,更可能是民主思辨的場域。對於這些市佔達一定比例的超大型平台,我們應該透過法律要求他們負起一些責任,比如強化平台的透明度,讓人們可以看見廣告背後的資金來源,或是影片的贊助資金來源,這也是《數位中介服務法》本來要規範的平台義務。進一步,或許我們也能要求平台善盡「民主基礎設施」的義務,但也讓國家可以支付平台維護討論空間的費用,如同維護公共空間需要費用一樣。

另一方面,極權國家也正在濫用民主國家的言論空間,極權國家的代理人反串成一般人,大喊著言論自由,但其卻坐擁極權國家龐大的資源挹注,且背後根本只是為了極權國家的利益。透過境外勢力影響力透明化法,我們可以揭露公關公司背後是否有來自極權國家的資金,進而揭露惡質網軍。

社群平台上的理性思辨空間,影響的是民主的品質與未來。若這樣的空間逐漸縮限,大家越來越少在平台上討論政策,就會讓假消息與網軍在平台上橫行無阻。要打造這樣的民主基礎設施,需要以法治為基礎,讓平台業者負起責任,也需要每個人一起審視自己的偏誤與人性。

作者為自由軟體工作者、公民記者。

留言評論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