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下妳渴望自由的身影

劉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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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新生訓導處」眾生相

電影《流麻溝十五號》改編自曹欽榮等人的同名訪談錄,記錄著白色恐怖最肅殺的 1950 年代,被稱為「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思想再教育營的粗暴與殘酷,以及國家暴力之下,光譜上位置各不同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眾生相。

圖片來源:翻攝自湠臺灣電影臉書專頁

本片中唯一一位以真人實名呈現的角色,是因「臺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而在 1956 年遭槍決的丁窈窕。其他角色,特別是三位主角,則是揉合了訪談錄中數名主角與配角的女性思想犯原型。其中,年輕單純,不知「自治」有何錯、更不知自己因何被捕入獄,後在綠島與男性「同學」相戀的「杏子」余幸惠,直接令人想起就讀台中商職高一時,便因參加自治會而被捕,後與同為綠島思想犯的歐陽劍華結婚的張常美阿嬤。

信仰社會主義、關心國內外政治局勢,卻因夫婿參加左翼組織而受牽連入獄;一身知識份子的傲骨,在獄中任憑嚴刑拷打逼供,也絲毫不動搖信念的助產士嚴水霞,則結合了夫婿藍明谷因「基隆市省工委案」而遭槍決,自己也受牽連入獄的助產士藍張阿冬阿嬤,以及新竹女中就讀二年級時因參加讀書會、受「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牽連而被捕入獄,判刑十年,卻在移送保安處後,因看守長突擊檢查該熱水瓶發現與政治犯陳華的通訊紙條,因而移監軍法處改處死刑,槍決時年僅 24 歲的傅如芝。

經常身著豔紅色舞衣,舞姿宛若紅玫瑰綻放的陳萍,則明顯結合了被尊為「台灣現代舞之母」、曾創作舞劇《牢獄與玫瑰》的蔡瑞月女士,以及俗稱「外省人的二二八」的「澎湖七一三事件」中的山東流亡學生。

加害者一端,也同樣呈現了為惡的動機與程度各不一的軍官與監獄看守員:有毫無條件聽從與執行上級指令,「上級說你是匪諜,你就是匪諜」的「王處長」;有國民黨高層惡鬥中欲求明哲保身,同時一面對轄下女性受刑人「權勢性交」,卻也利用權勢給予心儀對象各種特權的「大隊長」;有落水後受女性受刑人相救而活命,因而總在執勤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監獄看守員「羅幹事」;更有因其愛慕的對象鍾情於思想犯,心生妒恨而直接在綠島將該名思想犯倒吊刑求的軍官「王銘」,影射著曾經熱烈追求施水環,卻因施水環聽從丁窈窕建議,與其保持距離,因而心生憤恨,便寄送檢舉信至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告發其為匪諜,終至丁窈窕、施水環雙雙遭槍決的男子王溪清。

如果嚴水霞與王銘在片中分處高貴善良VS.庸俗邪惡的光譜兩端,越到光譜中央,被害者與加害者的界線越模糊。本屬加害者一端的監獄看守員被喚醒良善的一面,而不時暗助受刑人,展現人性中最基本的是非與良知。本屬被害者一端,也有忠貞國民黨員,卻為了急於逃離綠島,不惜要求獄友陳萍自動為大隊長提供性服務的崔儀君。另有入獄時已懷孕,儘管屢受嚴桑照護,卻在脅迫下,為了保全胎兒而出賣恩人的受刑人昭娣,在在顯現人性的脆弱,在極權逼迫下,往往可能為了求取個人生存,或者為了保護至親,而出賣朋友,成為間接的加害者。

一部總長不到兩小時的電影,在極其有限的篇幅下,已是盡其最大的努力,呈現出思想犯與黨國加害者的多元面貌,並對每個在不同位置上,做出不同抉擇的被害者與加害者,報以最大的同理。

火燒島近了,台灣就遠了嗎?

影片伊始,載送女性思想犯的船隻在綠島靠岸後,全片出現的第一句台詞,便是杏子的「火燒島近了,台灣就遠了。」

但,火燒島近了,台灣就真的遠了嗎?

主要功能為再教育、思想改造的「綠島新生訓導處」,關的是思想犯,然而用來改造受刑人思想的主要手段,卻是各種程度不一的身體懲罰與規訓:有倒吊、拷打、灌水、電擊乃至強迫飢餓的酷刑;有「強迫自願」刺青、寫血書,以剝奪個人自由意志,並將黨國口號以刺青的方式銘刻在思想犯身體,或者脅迫以鮮血書寫,成為永生無法洗刷的恥辱印記;更有「總理思想抄寫」、「保密防諜海報」、「反共愛國話劇」,像一張綿密而鋪天蓋地的網,讓人無處脫逃。每一種都是透過對身體的凌虐與規訓,縱使無法改造你,也要你感受到活生生的權力與血淋淋的暴力無所不在。

然而,就算政治犯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完成思想改造,回到台灣後,就能確保不再犯嗎?

當然不能,而能夠保證思想犯在綠島完成改造後,回台灣繼續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保密防諜的思想純度的唯一解方,自然是把台灣變得與綠島毫無二致。

在這意義下,在白色恐怖陰影覆蓋下的台灣,距離綠島一點都不遠。

影片史實背景的 1950 年代,只不過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的開端;儘管 1987 年終於解嚴,然思想罪仍在「二條一」緊箍咒下,緊緊捆綁著島上每一個人,直到 1991 年「獨台會案」逮捕五名青年,調查局甚至在清晨五點,逕行進入學生宿舍拘捕研究生,才引爆累積近半世紀的民怒,終得以通過立法予以廢除。

即便如此,「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軍官與監獄看守人,在台灣民間化身成為教官與職業學生,遍佈校園對師生進行與綠島大同小異的監控與身體規訓:搜查書包信件;升降旗踢正步演唱軍歌;軍訓、三民主義、乃至國文課無所不在的總理/總裁遺訓;連小學生都不放過的「保密防諜海報/演講/朗讀比賽」,在 21 世紀的台灣,依然尾大不掉。往事並不如煙;綠島距離台灣,依然一點都不遠。

「真」VS.「假」的辯證

威權壓迫之下,人間所有真、善、美的化身全部被潑上污水,無一能以純淨、光明正大的面貌見天日──思想必須偷偷摸摸、友情與愛情必須偷偷摸摸、藝術也必須偷偷摸摸。然而,劇中幾名主角,卻是在各種「真」與「假」的衝撞與拉扯之中,才得以打開脫逃的一扇窗。

左翼知識份子嚴水霞在獄中提示單純而好學的杏子,「他們要我們做十分,我們就作八分;剩下兩分力氣,我們用來學習。」以閱讀英文聖經的方式,規避上級嚴密的監控,讓心靈保有一絲絲喘息、療癒的可能。

舞蹈家陳萍在舞蹈表演中,化身為潺潺溪水,滋潤了受刑人的心,特別令杏子大受感動。然而,陳萍卻自嘲是個反共花瓶,「跳得好,就騙騙別人;跳不好,就騙騙自己吧。」善於表演的陳萍,藉著各種真假莫辨的「演戲」,保護的全是別人,沒有一件為的是自己。在「山東流亡學生/澎湖七一三案」中,她為了保護妹妹而甘願自首為共產黨。為了實現對妹妹的「遊覽台灣八景」承諾,她心一橫簽下「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的自願書。在與大隊長真真假假的感情中,她為自私的獄友崔姐請命;她更利用自己「早上當反共花瓶,晚上當妓女」而賺來的「特權」,扮演真假莫辨的隊友/監督者,讓受刑人在反共樣板話劇中,得以偷渡自己的真誠思想。她更利用這個身份,保護了與男性思想犯林耀輝戀愛中的杏子,表面上要求大隊長將杏子關到燕子洞凌虐,實則是藉此讓杏子逃過與嚴桑一同被遣送軍法處的命運。

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經歷,早已重創陳萍對藝術與美的信仰。為了討好上級、為了活命而跳舞,無法傳遞心中的真與善,又如何可能以美來感動人?如紅玫瑰般渾身是刺的陳萍,只有兩度卸下重重假面:一是在得知與妹妹一見實為訣別之後,決定投水一死,卻為了營救不諳水性也要搶救她而溺水的杏子,奮不顧身地活下來。另一次則是在杏子離開燕子洞後,趨前為杏子擦澡、輕柔地擁抱、拍撫身心俱疲的杏子。那一刻的溫柔,與陳萍一貫犬儒世故的氣質有如天壤之別。藝術之於陳萍的意義,只剩下擦脂抹粉的假面;唯有脫下藝術的面具,她才可能體會與妹妹,以及獄友杏子間真摯的情感。無怪乎陳萍在刑期將滿、離開綠島之前,表達她從此再也不想跳舞,因為不願意有人認出她在綠島期間,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戴上的藝術假面。對藝術家來說,這無疑是最大的恥辱。

記下妳渴望自由的身影

全劇裡,真正在藝術中療癒心靈、得到救贖的角色,是愛畫畫的杏子。劇中,杏子三度而畫下友人的肖像:一是陳萍優美感人的舞姿;二是陳萍的妹妹陳果探訪時,畫下陳果嚮往遊歷台灣八景的天真容顏;三則是在山谷間唱歌,「只不過到長老家參加聚會就被抓」的原住民女教師瑪雅,藉歌聲表達思鄉之情的身影。

杏子畫下的,是被舞蹈、歌唱與對台灣土地之美等藝術的真誠而感動的祈願。

以張常美阿嬤為原型的杏子,在劇中的角色設定為單純而不懂世事,更與政治無涉的年輕女子。在當代關於 1950 年代白色恐怖的討論中,不乏有論者質疑,這樣的人物設定,疑似在主流政治氛圍中,過度刻意淡化早年政治犯的左派思想與行動色彩,甚至與共產黨的關係。然而在本劇中,「杏子」這角色不僅代表某一類女性白色恐怖受難者,更成為讓觀者依附的敘事觀點,讓對白色恐怖歷史無知的廣大當代觀眾,也將視角依附在杏子這個角色身上,就像劇中天真無知的杏子般,用純淨不帶偏見的心,設法了解各不同背景、不同理由、不同信念,卻同樣在威權體制壓迫下受苦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加害者。

而作為剛剛起步要補課發生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苦難的觀眾,我們透過電影、透過書寫、透過藝術所做的,也正是像劇中的杏子一樣,在感動中記錄下前輩渴求自由的身影,使他們的故事 —— 也是我們共同的故事 —— 不被遺忘,並在感動中尋求救贖。

【相關活動推薦】

一,關於《流麻溝十五號》的主題事件,「火燒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國家人權博物館目前正展出攝影家謝三泰的 【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攝影展,展期至 2023 年 1 月。

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在景美紀念園區展出由專研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專家,中山大學社會系林傳凱教授策展的【大浪來襲─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直相與平反】特展。展期至 2022/11/15;該特展有線上版,可以直接線上點閱連結。

二,由狂想劇場製作,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劇場作品《非常上訴》,即將在這個週末,11/11(五)~13(日)在國家戲劇院演出。《非常上訴》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先生與陳欽生先生兩位前輩的政治受難經歷為素材,並以「紀錄劇場」為創作形式所完成的作品,並由兩位前輩親自擔綱演出。

楊碧川前輩因1970「飛虹盟事件」被囚禁於綠島,出獄後繼續投入民主運動,並鑽研台灣史與世界歷史。他說,「歷史會重複,就是人們沒有得到教訓。」他也不斷強調:「解釋歷史就是創造歷史。歷史是種運動,是推動思考的運動。」

陳欽生前輩出生於馬來西亞,學生時代來台求學,卻於1971年遭遇誣陷,失去了自由,被剝奪了青春。他在出獄後長年到處演講,也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擔任導覽志工,他說只要他還能講話的一天,就要讓更多人了解曾在這裡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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