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魔鬼?誰的詩篇?

劉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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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西迪與《魔鬼詩篇》爭議

八月中旬,驚傳知名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一場公開演講中,遭現場聽眾衝上台刺殺重傷,儘管已脫離險境,但仍恐將一眼失明。

如此憾事特別令人震驚,實因伊朗政府在對魯西迪下達fatwa全球追殺令10年後,表達無意執行此追殺令。2001年起移民美國紐約的魯西迪,大致已脫離警方嚴密維安保護、匿名躲藏避禍生涯,並且創作不輟,持續對政治、宗教、文學、公共議題提出犀利的批判。未料三十多年後,憾事依然發生。而且兇嫌只有24歲;何梅尼對魯西迪發出Fatwa時,他甚至尚未出生。不禁令人感嘆,因為一本文學作品引爆的仇恨,竟持續如此長久,甚至不惜傳給下一代。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魔鬼詩篇》於1988年出版後,魯西迪本人雖在fatwa的死亡威脅中倖存,全世界卻因《魔鬼詩篇》爭議而付出極慘重的代價。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有大型焚書抗議現場,發生警察與激進派抗議者槍戰,分別造成12人與6人死亡。該書的義文版、日文版譯者與挪威版出版商先後遇刺,日文版譯者甚至因此身亡。土耳其版譯者下榻旅館遭人縱火,造成37人喪生。這還不包括數年來,包括出版《魔鬼詩篇》的企鵝出版社,和西方大都市許多書店遭埋炸彈,或收到死亡威脅的恐嚇事件。

言論自由、身份認同與歷史正義的難題

《魔鬼詩篇》爭議,儼然成為重要分水嶺;此後,「言論自由」相關辯論的議題設定與論述方向,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長期以來,「言論自由」被視為人民對抗政府與宗教權威最重要的利器,唯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像是危及國家或人民生命安全、保護個人隱私、或者涉及不實言論與誹謗,才允許加以限制。即便如此,這些脈絡下限縮言論自由,仍是爭議不斷,近日的《數位中介法》議題即是一例。

《魔鬼詩篇》事件後,西方自由民主世界關於「言論自由」的辯論,卻打開了新的面相:「言論自由是否包括『冒犯宗教信仰(和信徒情感)的自由』?」

知名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便抨擊魯西迪是「危險的投機份子」,「他早該知道他的作品對虔誠穆斯林的情感傷害有多深,」「在文明的社會裡,人人都有道德義務,對自己的作品做一點點自我審查,才能維護我們所信奉的言論自由法則。」諜報小說巨匠勒卡雷(John le Carré)亦表明,「我不認為任何人能對偉大的宗教傲慢侮蔑,卻免於責難。」有趣的是,數年後,勒卡雷抱怨他自己被人質疑為「反猶作家」。對此,魯西迪則回應,「你現在終於能體會『思想審查』是怎麼一回事了吧。」

如此的轉變,有其政治社會背景。1960年代起,西方世界變掀起種族、性別等面向的平權運動風潮,穆斯林移民社群的聲音卻相對微弱而壓抑。一直到1980年代,穆斯林移民社群在西方社會飽受歧視、深感其宗教與文化傳統遭到誤解扭曲和傲慢對待的問題,才開始受到正視。

在2001年發生在紐約的911恐攻事件,引起西方世界「對恐怖主義宣戰」(War on Terror)、2015年初發生在巴黎的《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事件之後,與達爾、勒卡雷相近的主張,在西方社會得到越來越多支持。這項發展必須放進西方世界「後殖民」政治與社會脈絡來理解;對許多西方進步派而言,此一立場可以理解為「並非自我審查,而是為了修正歷史錯誤、弭平歷史傷痕而閉嘴傾聽」。

「下架文化」是否傷害言論自由?

 2013年起,美國發生一系列白人警察錯殺黑人的建制性種族暴力案件,引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BLM)示威運動,在2020年因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達到高峰。英、美等國紛紛拆除多件象徵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歷史的紀念碑,包括多名過去被視為偉人,如今卻被揭露為販奴者的名人雕像。

在這股下架風潮中,美國華納公司的影音串流平台HBO Max宣布停播由普立茲文學獎作品改編的影史經典《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隨後,Netflix、BritBox與BBC iPlayer也先後停播極受歡迎的英國電視喜劇《大英國小人物》(Little Britain)。

為了歷史正義而拆除爭議人物銅像,以宣示政府與公共機構不再為蓄奴者、販奴者、殖民者、屠殺者的歷史觀點背書,尚能被社會大眾接受。然而當下架的對象延伸到藝文作品時,許多人心中「限制言論自由」的警報便再度響起。特別在英語世界的喜劇圈,許多喜劇演員認為,在任何作品或言論都可能旋即引發鄉民出征、串聯抵制行動的社交媒體時代,這種打著「政治正確」大旗的「下架文化」(cancel culture),已造成多名喜劇演員失去演出機會、對創作者形成自我審查的壓力,甚至可能危及喜劇的存續。

今年才發生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暴走事件,便是該辯論的經典案例。主持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因拿光頭做題材大開女星玩笑而遭到掌摑,當下在社交媒體引起正反立場的激烈反應。一方認為「暴力就是不對」,另一方則認為「言語暴力也是暴力」。

在這些辯論之中浮現出一套「笑話潛規則」,就是「不應拿他人的疾病,或個人╱民族的傷痛開玩笑」、「笑話只能用來對抗權勢者,而不能用來對付弱勢者」;以特定弱勢群體為開玩笑的對象,只能限於「該群體的成員彼此間自嘲」。

不料,魯西迪遇刺重傷,卻對這套潛規則提出尖銳的質問:

以《查理週刊》事件為例,不少人認為,法國白人創作者不應該嘲諷、冒犯國內弱勢族群的宗教信仰;黑人社群內部可以使用 N-word 來自嘲、互開玩笑,但白人對黑人使用 N-word 就是種族歧視。

但魯希迪本人就是出生於印度的穆斯林家庭;印度就是他早年生長的故鄉、伊斯蘭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他的作品以虛構角色與情節,對伊斯蘭信仰的道德基礎提出質疑,卻並未被穆斯林社群視為「可被接受的社群成員自嘲╱內部自我批判」。相反地,加諸魯西迪的死亡威脅來自穆斯林社群;印度則是第一個禁止《魔鬼詩篇》出版的國家。

此外,魯希迪和《查理週刊》一樣,作品嘲諷的對象是宗教權威,而不是穆斯林社群。那麼魯西迪的作品所挑戰、冒犯的對象是權勢者,還是弱勢者?

以奧斯卡頒獎典禮風波為例,許多人主張不應對他人的病徵或外表開玩笑,因為沒有人選擇生病,就像一個人無法選擇種族膚色或性別一樣。然而,一個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必然是與生俱來,無法選擇也無從改變嗎?

魯希迪遇刺,可說把當代認同政治下的這套潛規則全打翻了。言論自由的界線該畫在哪裡?誰能嘲諷誰?哪些主題是藝文創作玩笑與嘲諷的禁區?這些問題的複雜,隨著魯西迪的鮮血,在他遇刺的那一刻一併噴發。

冒犯社會的自由

這些問題,每一個都複雜到令人皺眉、尖銳到令人坐立難安,因為每個人對任何議題的觀點和立場,都可能因身份認同位置的差異影響。但同時在日益多元的社會裡,每個人的身份認同也往往隨著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游移,因而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定論。

魯西迪始終堅持,言論自由必須擴及「冒犯宗教信仰」,與「冒犯他人╱社會情感」的自由。「如果你只是在自己的道德框架內部捍衛言論自由,我們稱之為『言論審查』。」他一生的作品,都在探索各種有形無形的邊界──包括認同的邊界、信仰的邊界、言論自由的邊界── 並且透過犀利的筆鋒,一再推動、加速這些邊界的位移,使習於舊框架的人們更加坐立難安。

另一位出身倫敦穆斯林移民社群的英國作家庫瑞什(Hanif Kureishi)也呼應此立論。他認為「真正神聖的不是誰的宗教信仰,而是質疑與批判的力量,以及在權勢面前說出真理的能力。」他並提醒,如果社會因擔心傷害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或文化情感,而容許在言論上自我設限,這不但無法保護穆斯林移民社群,反而一再複製該社群「無法容忍異質聲音」的負面刻板印象。由他編劇的電影《豪華洗衣店》(My Beautiful Laundrette),便被公認為1980年代,第一部忠實呈現倫敦穆斯林移民社群內部的多元與異質性的經典。

魯西迪在《魔鬼詩篇》中的一小段對話,不僅精確地傳達了他對文學創作與公共言論的立場與態度,也(令人遺憾地)預言了這部作品對社會,以及對作者個人的影響:

『詩人的工作,』他答道,是『為無法命名的事物命名、是把筆鋒對準騙子、是選邊站、是引戰、是形塑世界,並阻止世界睡著。』倘使他的詩歌造成傷害,導致血流成河,那麼這些湧出的血水將會成為滋養他的養分。── 引自魯西迪,《魔鬼詩篇》

魯西迪遇刺不僅震驚文壇,也再度攪動觀點座標一再移動的「言論自由」戰場。令人遺憾的是,類似的爭議事件未來仍可能再度發生,並有人為言論自由付出某種代價。如果多年來因《魔鬼詩篇》爭議而流的鮮血能夠滋養我們,它將使社會在一次次的爭議與撕裂中,不斷透過辯證,持續發掘問題的複雜,並從中發展更細緻的觀點,以更豐富的多元視角來「形塑世界,並阻止世界睡著」。這正是「言論自由」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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