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柯文哲有中國特色的「平衡不是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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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邀集美國各主要智庫與大學的台灣及兩岸事務專家，討論近期台灣島內政治情勢與兩岸關係發展。其中，威名顯赫、有豐富實務經驗，並以敢言、直言而聞名的台灣與兩岸研究學者，「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印太研究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就認為，相較於侯友宜，北京與柯文哲交手多年，彼此互動最有經驗、信任度最高，所以北京應該最傾向支持柯文哲。

沒想到，葛來儀這段「北京可能最支持柯文哲」的點評見報後，卻被民眾黨與柯陣營解讀為「葛來儀最支持柯文哲」。我們姑且不論事後葛來儀在Twitter上，近乎「痛斥的」批評「柯文哲就是個缺乏誠信（dishornest）的政客」，聽起來有多麼令人高興或刺耳。

其實真正的重點還是，柯屢次面對有關兩岸政策或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訪問時，都強調一個概念就是「柯文哲是最能跟中、美兩邊溝通的人」。因為「最能溝通」，所以柯文哲掌舵的台灣，最能夠「讓美中之間取得平衡」，台灣在柯的領導下，可以做為「美中溝通的橋梁；而非美中對抗的棋子，美中之間就可以取得平衡」。

魔鬼總在細節裡。我們雖然難以了解柯的「溝通」，到底是怎麼溝通、跟誰溝通。姑且在這邊，我們就先相信他真的最會溝通好了。但這個「溝通取得的平衡」若是對應到學術性的國際關係討論時，卻是一個嶄新的、不同於當代西方論述的說法。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說，這是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學派」說法。

中國平衡之前的西洋平衡

因為，在柯的中文語境裡，所謂「美中對抗的棋子」與「美中溝通的橋梁」對立，其實意在凸顯的，是「美中對抗」與「美中平衡」間的差異。在這套柯氏語言裡，柯認為，他領導的台灣，能夠扮演美中走向「對抗」或「平衡」的關鍵影響力。但若把這套「柯氏力學」放在當代西方發展已久的國際關係理論時，柯的說法是相當弔詭的。因為，對抗（或抗衡）的英文是balancing、平衡的英文則是balance，兩者其實是同樣的意思。也就是透過力量的相互對抗與相互抵銷，因此最終取得一種「動態的平衡」（equilibrium）。

而我們耳熟能詳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就是在表達國與國間，在總體國力（尤其是軍事力量）上的對等，因此取得某種「平衡」，讓彼此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這種權力平衡，正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一派的核心概念。廣義的現實主義者如最近剛滿百歲的季辛吉，或卡特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他們大多相信，任何和平的宣示、保證或規範，在沒有制裁能力的世界政府或最強主權者存在的前提下，都不如權力平衡能夠給予的安全保障來的高。

西洋平衡再進化：威脅平衡

但這種權力平衡概念的發展經過數個世紀，最終遇到一個無法克服的理論瓶頸在於，其實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許多時候，大國與小國間的力量是不平衡的。但這些小國，並沒有因為自身缺乏權力對抗大國，而有很強的不安全感；甚至這些小國，也沒有因為不安全感，去聯合起來結成同盟對抗大國，而是服從於大國的領導，扈從（bandwagoning）於大國的行動。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Stephen Walt為了解釋這種現象，提出了一個「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的概念。Walt認為，安全與否的感受，並不來自大國的軍事力量或總體實力本身；而是來自大國所表現的意圖，以及小國所感受到的、來自大國的敵意與否。

舉例而言，台灣會在美中台三邊關係中扈從於美國，選擇跟中國對抗；是因為台灣感受到來自於中國的敵意，遠大於來自美國的敵意（至少大部分人目前是這麼覺得）。同理，這種威脅平衡概念，也可以透過感受「敵意」的多寡，來解釋為什麼日本會覺得北韓的核武是威脅，但美國的核武卻不是威脅。

西洋平衡轉向中國平衡：關係理論

但在這裡，柯所謂「台灣做為美中溝通橋梁達成的美中平衡」，顯然既不是古典的「權力平衡」，也不是新穎的「威脅平衡」。那這個「柯氏平衡」就只是柯本人的「兄弟個人之創見」嗎？其實頭腦體操一陣後，我們不難發現，柯所謂的「溝通可以達成的平衡」，其實更像是近年北京政學界「中國學派」主張的「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概念。

關係平衡概念源自中國前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所開發的「關係理論」（relational theory）。作為一位訓練全中國外交官學校的校長，秦亞青的關係理論影響力橫跨政學兩界。在他的詮釋裡，每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的生成，都有它的文化脈絡。在西歐主權國家間相互鬥爭的歷史裡，誕生了現實主義理論與權力平衡概念；對應東亞歷史上國家互動生成的理論，更應該是一種看重社群整體連帶，而非孤立個體互動的關係理論與關係平衡概念。

關係理論強調，行為體的身分和角色都是社會關係塑造的，也是在動態互動過程中，不斷改變、重新建構的。基於這種變動性，所以國際關係理論的關懷，應該是「關係本身」而不是「行為體本質」。白話文一點來說，在秦亞青來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認為「理性」或「利益」都是普世的，所以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或文化背景，「偏好」與「行動」邏輯也都差不多。但在東亞歷史上的區域國際關係裡，因為特殊儒家倫理構成的關係情境，讓中國人或甚至其他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人民，都更有用「人際關係」來實踐目標、獲得收益，或甚至維持社會秩序的習慣與傳統。

相對於權力平衡的關係平衡

所以在這個「關係」構成的世界觀裡，國家對外行動的最高原則並不是「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而是國家對外的「關係維繫」與「關係穩定」。在東亞脈絡的關係理論中，相對於「獲得利益」而言，國家更注重「維持關係」；相對於「權力平衡」而言，國家更注重「關係平衡」。

在關係理論與關係平衡的視角下，國家為了維持關係的長遠，可以放棄任何其他實質利益；但若一段關係遭威脅破壞，那國家就有可能不顧利益，採取強硬手段來維持關係。所以，在一個權力平衡的雙邊互動裡，假設兩國權力各為1，那就是一個「1-1=0」的力量相互抵銷狀態；但若是在一個關係平衡的互動裡，假設兩國對維持關係的付出各為1，那就是一個「1+1=2」的總和狀態。若要維持這段關係平衡，其中一方減少，另一方就要增加，才能讓總和一直是2。

對於中國這種注重「關係平衡」多於「權力平衡」的國家而言，對外關係的穩定是國家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只要是中國認定的關係，他就會因為要維持這段關係，做出很多違反理性決策的非利己行為。為了維持全世界各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兩岸關係」，持續「大撒幣」斷絕中華民國邦交國，就是很典型的「關係平衡」例子。

柯式力學：只要有關係就能平衡

所以柯所謂「溝通可以達成的平衡」，其實既不是權力平衡、也不是威脅平衡，而是中國學派所謂的「關係平衡」。也就是以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作為國家利益的保障；並且，透過無論是個人的關係、政黨的關係、城市的關係，來進行溝通，因此最終達成這個關係平衡。

如此看來，柯氏外交幾乎可說是從原始的「強國等距」下，兩邊都不得罪也不親近的陽春版「樞紐戰略」，直接向「中國學派」借用了「關係平衡」概念，進行理論基礎的外掛升級。在這裡，也不得不佩服柯本人或柯團隊的認真用功。畢竟，就算是胡謅，這回也算是下足血本了。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