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凱因斯：長期來說，我們都不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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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整個世界正值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德國的希特勒已在納粹黨內取得絕對領導權，大戰的種子正悄悄在歐陸埋下。這一年凱因斯大膽預言未來的人類「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時，每週工時只需十五小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將讓整體的生活水準提升八倍，人類將擺脫為勞動所苦的命運，不用擔心戶頭存款，不會再把累積財富當作重要的事，人類將進入前所未有的價值革命，前所未有的閒暇將讓人類無比重視文化休閒娛樂，而那些「不喜歡運用金錢享受與實踐生活」的守財奴，將被「交給精神病專家處理」。

即便當時世界正處於大蕭條的深淵，凱因斯依然大膽宣稱，稀缺將終結，經濟困頓的徹底終結即將到來。

凱因斯並非信口胡謅，至少後來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不得不肯定他的預言。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2008年全球的經濟產量足以讓地球的男女老幼生活在貧窮線以上；另一位得主梭羅（Robert Solow）則表示儘管全球數度陷入衰退與大戰，不過凱因斯所預測的數字「都對得上」。

大預言家凱因斯

凱因斯的預言不由得讓人想起青年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於後共產革命「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上做文藝批判」人類生活的暢想。差別是馬克思的革命需要徹底推翻資本主義，而對凱因斯來說，資本主義只需要一點點調整，就能既收穫資本主義的巨大生產力，同時避免其剝削。凱因斯對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好感，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接近胡說八道，而工會是他在政治上最討厭的東西。

至於為什麼凱因斯預言的烏托邦社會至今仍未到來？答案顯而易見，依然是不平等。上世紀經濟上的巨幅增長，絕大部分都被社會中的一小撮人壟斷，以至於我們大家的經濟處境都跟上個世紀初相距不遠，現代人的平均工時甚至還多過二次戰時的納粹德國。

如果一個人不是堅持不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就一直都是凱因斯式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混亂與騷動依舊是現代社會的惡夢，儘管如此，人們仍相信資本主義的「一點點」調整，可以讓人們重拾經濟的幸福。而其實現在人們應付經濟危機的舉措，也沒有偏離凱因斯的構想太多。

在這個意義上，包括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內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某種程度上是凱因斯主義者，凱因斯主義不得不是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眾人著力維護避免崩潰的政治基礎。

凱因斯的機敏睿智早在青年時期就被肯定，他的同窗回憶不論爭論什麼主題都會被他徹底擊潰，他也是維根斯坦少數看得起的人，但凱因斯並沒有天才慣有的孤僻，善良又善於社交的性格是他往後悠遊於產官學界的最大本錢。凱因斯鍾愛理論，他深信思想與理念的力量不容低估，即使其影響力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才能完全展現出來，他始終堅信「聰明的理論最終會碾壓愚蠢的理論」，所以認定他的學說將活得比馬克思主義更久。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凱因斯並不憂慮，因為它們一點都不可怕，主要是因為愚蠢，既然不可能成功實現，所以沒什麼好怕的。他更憂慮囿於成見的死忠教條派，以及錯判現實的不理性情緒，《和約的經濟後果》是凱因斯最放肆情緒的作品，因為他在巴黎見證了死忠教條與不理性情緒的結合，當時他已經預言災難的到來：

若我們蓄意陷中歐於貧困，我敢預言其報復絕不會手軟，屆時我們將再也無法攔阻反動勢力與絕望反彈的革命浪潮決一死戰。剛結束的戰爭儘管可怕，和這場死戰相比不算什麼。不論最終誰勝誰敗，文明與我們這個世代的進步都將毀於一旦。

凱因斯的大預言家天分此時已經顯露無疑。

左派都無能為力的凱因斯

左派對凱因斯有著複雜的情緒。原因部分是如傅柯所說，左派沒有自己的治理理據。凱因斯不是開口雲裡霧裡的「理論家」，他對數字的異常敏銳，以及治理幹才，讓他活躍於大英帝國的廟堂之上。左派學者Geoff Mann曾經想寫一本從左派立場批判凱因斯的著作，不過寫就以後，他在結尾自承自己不甘願的成了凱因斯主義者，雖然他相信，也許左派可以保留凱因斯主義核心的激進的民主意涵以推進左派的政治議程，不過，他還是不知道這在政治實踐上意味著什麼。

於是，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像是列寧當然痛斥的懦夫，懦夫才會不要共產革命要凱因斯主義。

義大利的奈格理（Antonio Negri）是少數願意正視凱因斯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高度評價凱因斯，認為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有力的保守派政治宣言，當下的經濟蕭條與對於未來的焦慮被凱因斯結合，反倒促成了「沒有革命的革命」，解消了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對抗性。奈格理後來把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法權學說，視為對於社會勞動的組織與控制，而馬克思則揭露其中無可避免的矛盾與衝突，看起來凱因斯像是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復仇，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無能為力。

並不知道凱因斯是否讀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不過，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凱因斯指出一次戰前所謂的黃金時代，是建立在一個「富庶但不可能根除貧困」的社會不平等條件之上，這是一個「只有少數人享受安逸，卻積累巨量財富的社會」，而過去維持資本主義富庶的殖民地，也將伴隨帝國的瓦解而消失。讀者都可以在《法哲學原理》找到類似的診斷。

奈格理後來弱弱的說凱因斯主義還是促成了勞動的社會化，從而醞釀了新一波雜眾革命的潛能，不過這聽起來像是吹哨壯膽。左派對凱因斯無能為力的主因，很難說不是因為他的務實，這幾乎是所有左派倡議者缺乏的政治品格。

凱因斯既是出色的政策專家，也是能一筆橫掃千軍的論戰者，還是精力定期組織文學讀書會，堪稱20世紀最後的博雅通才，甚至可能是唯一一個。凱因斯也熱衷於投機，賭馬與投資股市都是他的愛好，後者更讓他大賺一筆，他以此為樂，甚至宣稱如果這世界上所有人都能感受小贏一筆的愉悅，生活會開心很多。不過顯然不是所有賭徒都有他的自制力以及精準目光。

謝謝你，凱因斯

凱因斯對投機遊戲的熱衷，讓他對於人類與渾沌世界的交往有務實的體會，投機與務實兩種看似互斥的性格在凱因斯身上渾然雜揉。對凱因斯來說，人的經濟行為基本上跟政治行為沒有差別，同樣很容易被帶風向，多年在股市殺進殺出的經驗讓他發現，人們其實不是根據個別企業的價值，而是根據其他投機客的判斷來下注，在他那本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他的比喻是一群人從一百張照片中投票選出最好看的六張，這時候大家真正選的不是自己覺得最好看的臉，而是會自行棄保，選出自己覺得也最可能贏得其他選民的臉。

凱因斯早從戰前倫敦的擠兌危機中發現，市場的起起伏伏，所反映的從來都不是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學說所說的理性自利行為者的集體智慧，而是思考有盲點的人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時所做出的判斷。比起對供需自體平衡的不切實際期待，市場的穩定更有賴於政治的介入，以維持正當性、秩序與信心的政治力。而貨幣則是最有力的政治工具，凱因斯歷久彌新的洞見是，貨幣從來不是市場交易、衡量財貨與服務的便宜工具，還是一種政府可以利用的有力工具。在《貨幣論》中他指出自古以來，國家就會運用各種貨幣政策來進行市場調節，《貨幣論》徹底瓦解了自由放任學說的根基，不只「放棄眼前消費的決定」與「預備未來消費的決定」之間沒有任何連結，而且，資本主義本身就需要政府主動調控、監管貨幣與債務。

如果要讓資本主義維持在正軌，那得先要靠政府造出正軌。

人們不一定完全認同凱因斯，但「凱因斯主義」已經深植人心，即便是抨擊凱因斯最力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也不得不部分接受貨幣主義，以至於海耶克說他分不清楚凱因斯與弗利曼。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主張「長期來說」通貨的膨脹與緊縮的衝擊終將消退，凱因斯知名的嘲諷是「長期來說，我們都死了」，自由民主體制的政治治理不能放任市場自體運作的矯正，主要是社會承受不起這種代價，如果承受不起，最後將會衝擊自由民主體制。

說戰後的自由民主體制是靠凱因斯主義而續命，並不為過，其實，就自由主義的生命力與倖存來說，凱因斯的重要性遠遠超越羅爾斯，主要原因是凱因斯問對了問題。

謝謝凱因斯，因為他，我們找到了長期來說都不會死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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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和平的代價：貨幣、民主與凱因斯的一生》
作者：查克里．卡特（Zachary D. Carter）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