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事件與全球奴隸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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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奧期間意外爆發的徐州豐縣八孩事件，引起輿論關注。事件中那個至今未知其名與身分的女子，被據說是「丈夫」的董志明以狗鏈鎖在正房旁的破屋中，影片原本的主題是一位拉拔八孩不言苦的農村爸爸，正能量的拍攝卻因為這個意外曝光的情節，而引起輿論關注。各級政府的官方回應並沒有平息輿論公憤，部分說詞，諸如牙齒被拔光是因為牙周病更是匪夷所思。

這起事件也讓中國的人口拐賣問題從電影文本中走入現實，2007年李楊所執導的《盲山》描述一位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大學生，被誘騙迷昏然後「嫁入」農村的故事，女大學生雪梅多次逃離未果。電影讓人憤慨的不只是拐賣情節，還有盲山中盲目共同體的道德觀。

「盲山」的道德經濟

阻止雪梅逃離盲山不只是「夫家」，幾乎還是整個村莊的所有人。電影中雪梅最後一次的獨力逃脫，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她靠著出賣肉體換得金錢，已經逃到了鄰近的縣城，並坐上了公車，但電影並沒有迎來轉折，雪梅的「丈夫」帶領村民攔下來了公車，並以「這是我老婆」以及「她有神經病」為由，硬生生將雪梅帶走。

「是個神經病」看來是個遂行人身控制的不敗說詞，無論對黨國維穩還是盲山道德都是。

雖然不一定有這麼戲劇性的情節，但事件中的楊某俠、小花梅甚至網友推測的「李瑩」，肯定也嘗試了好幾次脫逃，而逃離未果的原因，也無疑不只是董志明一家，村裡的「盲山式道德」肯定也贊上一手，最起碼，顯然大家都早就知道她的存在。

在中國的人口拐賣問題中，刑罰過輕是一個立即被檢視的面向。收買被拐賣婦女或兒童者，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如果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者，還可以從輕處罰。輕罪的懲罰或許是人口拐賣問題始終無法在中國根絕的法律因素。確實，對比失去親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顯然是太輕微了，2014年陳可辛執導的電影《親愛的》即是以兒童拐賣為主題。

人口拐賣經常被認為是一種前現代現象，是舊社會的殘餘，城鄉的巨大差距造成現代化的城鎮人口「無法想像」這類情事。封閉且貧窮的農村社會，以及由此而生的「盲山道德」都是人口拐賣的幫凶。沒有能力走出家鄉，又無法負擔正常婚嫁的男丁，只能透過人口拐賣產業「延續香火」，一旦下了「重金討到老婆」，又等於繼續被困鎖在村中，因為根本無法帶著老婆到城裡討生活。這些男丁很清楚他們的「婚姻關係」實質上是建立在整個村莊同為共犯的人身限制自由之上。

被拐賣到農村的婦女，唯一的任務就是生育，生育同時也是讓人質徹底死心的方法，正如《盲山》中所說「早點生個娃，她就安心了」，而在盲山式的道德經濟中，女孩是「賠錢貨」，電影中會直接毀掉女娃。豐縣事件中的八個小孩俱為男丁，無疑暗示另一個驚悚的情節。

然而，把人口拐賣單純視為刑罰過輕與舊社會共同產物，卻忽略這類人形牲口的存在，其實並沒有從這個星球絕跡。甚至它往往以「合法」的外貌，偽裝成自由的契約勞動。作為貸款抵押或者繼承親屬債務，而被迫賣身為奴的債務奴工（bonded labor），表面上與被誘騙拐賣，「嫁入」農村的少女不同，實際上，造成他們終身為奴的唯一手段就只是暴力，以及地方鄉里與治安的人身控制。

新奴隸體制中的債務奴工

獨立調查記者Amelia Pang在《中國製造》一書中所講述的是中國境內的強迫勞動壓迫。這本書有一個戲劇性的起源，一名居住在奧勒岡州波特蘭郊區的婦女，在萬聖節裝飾品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用英文寫著「如果您碰巧購買此產品，請將此信轉寄給世界人權組織」，這個紙條是遠在中國工廠的孫毅所留，他因為修練法輪功而被送入勞動改造營，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折紙蘑菇，他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並且不論傷痛都必須完成配額的數量，他連作夢都在夢見自己正在折紙蘑菇，勞改營中的其他囚犯也會互相偷竊紙蘑菇來完成規定的配額。孫毅的經歷讓人聯想到集中營倖存者的回憶。

孫毅是以「合法方式」被送入勞改營的，即便那是中國的法律，但他的遭遇，其實與豐縣的李某俠相去不遠，同樣都是暴力與組織支配了他們的人身。

現代「合法」的強制勞動與奴隸體制也不僅僅只在中國發生。巴基斯坦磚窯場的童工往往是原生家庭的債務抵押品，債務不會在可見的未來中清償，反而會以各種名目累積，無法想像中的高額利率只是其中一種方式，直到死亡也會由下一代繼承，世世代代，每多活一天，債務就更深一分。

無止盡的債務被「合法」的契約勞動所掩蓋，被誘騙或者拐賣的泰北農村少女從掮客手上以翻倍的價碼被賣給妓院，這意味著少女的債務也同樣翻倍，而在妓院「住下」的房租、伙食與醫藥費，乃至於被認為不認真「工作」，「讓客人不滿意」的罰款也同樣計入債務中，其中還不包括需要寄回家中的日常支出。

女性並不是人口拐賣的唯一受害性別，但女性的身分以及性壓迫，往往讓她們在壓迫鍊中成為最低端的人口。

在亞馬遜地區開採金礦的鎮上，男人被戴上鎖鍊工作，女人則成為性奴。表面上這些人都是工頭「自由」招募而來的合法雇工，不過其實起源是否合法已經不重要。而一如所有的壓迫系統，妓院的存在都是當然配置，也不愁沒有替補的女孩。一名11歲的女孩在拒絕「交易」後，立刻被斬首，動手的礦工，同樣也是被強迫勞動的債務奴工，高舉起女孩的頭顱向其他礦工炫耀，而他們則報以掌聲與歡呼。

印度貧窮村莊的家庭只能選擇將家中的女孩奉獻給神廟作為聖女，從此一生都在寺廟管理人員的控制之下。在聖女身上發生的理所當然不是什麼奇幻武俠小說才會出現的浪漫情節，所有人都知道少女還得兼負什麼樣的「副業」。在這裡，女娃反倒是有利可圖的生育產品，寺廟管理人員才可以從透過販賣一代一代少女的肉身中謀得鉅利。

可割可棄的奴隸們

這些都不是電影或小說情節，而是Kevin Bales在《那些可割可棄的人：全球經濟中的新奴隸體制》（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中所寫下的真實事件，真實發生在這個星球的事件。根據他的統計，全球這類生活在新奴隸體制下的人約2700萬人，其中將近2000萬屬於債務奴工，這個數目差不多是一整個臺灣的總人口，也遠遠超過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從非洲劫掠的奴隸數目。

所以，如果認為豐縣事件中楊某俠的遭遇只是舊社會的殘餘，可能是錯的。事實是奴隸體制根本就還沒有從這個星球絕跡，反倒伴隨全球化的現代經濟，成為部分地區的常態。我們所穿著的鞋與腳踏的地毯可能正是巴基斯坦的奴隸製造，加勒比地區的奴隸讓你的廚房有糖，小孩有玩具。你的投資組合與養老基金，可能擁有在開發中國家使用奴隸公司的股票，而奴隸制度保證了你的投資會有低成本與高回報。

與過去奴隸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運費。19世紀美國南方的奴隸其實非常昂貴，部分原因是必須千里迢迢從非洲轉運過來。現代新奴隸制的特色之一是便宜，「人力」往往可以從鄰近的地區取得，這也是這些奴隸「可割可棄」（disposable）的主因，人口急遽成長保證了奴隸的源源不絕，而現代化所帶來對貧困區的不對等掠奪，則是成為新奴隸體制的動力。

在這個新奴隸體制中，傳統與舊習俗都不過只是鞏固人身支配用而已，遠遠不是主因。

西方自由主義教父洛克費盡心思區別不正當的政治支配關係「暴政」與有條件正當的「專制性權力」，但這樣的區辨僅僅只是「理論上必要」，就其現實呈現來說，兩者並無差別，在非暴政的正當政治社會關係中，洛克似乎也從未排除專制性關係的存在可能，特別他也認定賣身為奴的猶太人不過是「苦役，而非奴役」，因為「被出賣的人顯然沒有受制於一種絕對、專斷的專制性權力」。

洛克是不是一個隱晦的奴隸制擁護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能意外發現了暴政與專制最終是無法分別的人身支配關係。正如要在當代這個新的奴隸體制中，區別正當與非法，強迫與自願，其實都沒有太大意義，畢竟，最終支配他們的都是直接的肢體暴力。

能夠模糊合法與非法，倒是更能有效維護新奴隸制。即便在中國，使人為奴同樣都是非法的，現代世界不再有任何地方的人擁有合法奴役人類的權利，當人們「購買」奴隸時，不會再需要收據與所有權憑證，然而他們確實得到通過暴力控制奴隸的「權利」，正因為沒有合法正當與否的問題，控制奴隸的人反倒可以收穫所有權的全部好處。

豐縣事件不是電影情節，而這個真實遭遇並不獨在中國，也並非單純舊社會的殘餘，它只是當代全球奴隸體制的一個片段，是現代化社會的常態性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