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緩慢、遲到的正義

李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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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概念最早出現在戰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大審,戰勝國小心翼翼,不希望正義成為勝利者的正義,重踏一戰後的錯誤,但這個詞要到90年代之後才被普遍使用。例如杭亭頓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並沒有出現這個詞,而這本書寫作於1989與1990年間,正是蘇聯與東歐解體的時刻。杭亭頓雖然在當時沒有用到這個詞,但他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時,清楚觀察到轉型正義是在民主化過程中必然被觸及的議題,也花了不少篇幅比較各國的狀況,相當詳細。

杭廷頓初步為轉型正義作了定義

杭亭頓的基本理論是,「轉型正義」的品質,是由被轉型時刻政治菁英與極權政府裡的武力(也就是軍警特)抗衡出的平衡點所決定。這頗符合直覺,毋庸置疑,但杭亭頓似乎把「轉型正義」放在過於被動的位置,把它當成一個評估轉型成功與否的指標,而不是一個促進轉型積極的作用者,他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平衡點不是靜態的,它將隨社會力的改變而動態調整。畢竟這位大師對這一波民主化的觀察並不夠久,始於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至《第三波》書寫時也只有十五年的時間,南美洲的民主化更只有七、八年的歷史,長久的演進還沒出現,造成杭亭頓當時對「轉型正義」的處理顯然沒有之後的學者深入。

例如阿根廷的轉型正義現在已成典範,但那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的事,杭亭頓寫《第三波》時對阿根廷的轉型正義評價並不高。杭亭頓以希臘的轉型做為比較,指出阿根廷的轉型環境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境,若以他的「平衡點決定論」來看,能做出那樣的成績已經難能可貴了。就好的一面來看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社會菁英與軍政府沒有大量重疊,讓他們在轉型時刻有議價的意願與能力,而追求真相是第一步,阿根廷這點做得相當好。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菲律賓的轉型正義一無是處

對照組是菲律賓的轉型正義,菲律賓的轉型晚阿根廷不到三年,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就任後仿照阿根廷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但菲律賓的真調會只調查警察違法,而不觸及軍方,只因為軍方幫艾奎諾趕走馬可仕,進入艾奎諾的政府。菲律賓的真調會只維持了一年就解散,一事無成,阿根廷的真調會則交出亮眼的成績,超過五萬頁的調查報告成為日後起訴的關鍵參考。菲律賓的馬可仕政權雖被革命推翻,但全無究責,連形式都沒有,流亡的伊美黛沒幾年就返國,重回政壇,兒子則一路由國會議員、省長,到今年選上總統。

然而阿根廷的轉型正義在杭亭頓眼中畢竟是失敗的,政治菁英與軍方對抗的平衡點落在不利轉型正義的一邊。阿根廷軍政府垮台後的第一位民選總統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在六年的總統任內,1983到1989,面臨至少三次軍事政變,雖沒成功,但民主政府隨時處在軍人反撲的恐懼中。阿方辛長年批判軍政府,雖然他的競選政見不以轉型正義為訴求,但就任後立刻撤銷軍政府趕在下台前通過赦免自己的大赦法,將正義之劍指向軍政府。1985年開出轉型正義究責的第一槍,總統下令起訴九名將領,並繞過軍事法庭,交由普通上訴法院審判。原本剛民主化不久的人民半信半疑,並不看好,但審判結果出爐,五人被宣判有罪,其中兩人重判無期徒刑。電影《Argentina, 1985》就是根據這個歷史性的審判改編。

受此鼓舞,1986年再起訴七人,五人被定罪。但這些作為都讓軍方大為不滿,阿方辛終於在軍事政變的威脅下於1986年送請國會通過落日條款《Full Stop》,定出極短的期限,之後不得再追訴軍政府時期的違法行為。1987年再通過法律《Due Obedience》,凡服從軍政府命令的行為不予追究。這兩條法律等於為阿根廷的轉型正義畫下休止符,人民對追求正義的熱情也慢慢消失。1989年主張大和解的總統梅內姆(Carlos Menem )上台後,將上述定罪的將領全部特赦。至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終歸一場空,一事無成。這是杭亭頓眼裡的阿根廷轉型正義。

杭廷頓更不看好台灣的轉型正義

基於這個轉型時刻的平衡點理論,杭亭頓對台灣的轉型正義更不看好,事實上台灣的轉型正義在1990年左右也的確是乏善可陳。主要原因是杭亭頓把國民黨歸類為類共產黨,這一個列寧式政黨主宰台灣超過半世紀之久,不只政治人物由黨栽培,軍頭、高階警察與情治人員,乃至司法高層、學界、文化界,全由國民黨所控制,這是東歐共產國家才有的情況,與南美的軍政府(junta)是不同等級的掌控。南美洲國家的軍頭在80年代前固然週期性政變,但奪權後在政府裡自成一體。儘管軍人挾其武力脅迫整個政府的運作,迫害反對者,但並沒有全面接管人民團體與政黨活動,政治菁英仍然活躍在黨派之間。政府軍殘酷追剿共產黨的武裝游擊隊,濫殺農民與原住民,但都會裡的人權團體與NGO仍然十分活躍,這些NGO成為轉型時的重要推手與談判者。

這樣的環境在台灣並不存在,當李登輝由國民黨內部發動轉型時,國民黨與軍警特完全無法切割,這些獨裁者的鷹犬充斥黨內,不但反對本土化,還反對民主化,他們合理化極權的必要。事實上至90年代初,台灣政治的演變比較像是國民黨內部的政治鬥爭,而不是集權國家的民主轉型。此外,台灣的民主化來自知識界與文化界的奧援也極為稀少,多數仍篤信所謂的「開明獨裁」,對好的政治想像,不出狄托(Josip Broz)式的統治。

台灣的文化知識界多數站在舊黨國一方

其實這個現象並不特殊,阿根廷所謂的裴隆主義者(Peronist)約略等於台灣的「經國學校」畢業生。胡安.裴隆(Juan Peron)這位阿根廷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亦正亦邪,和蔣經國一樣,充滿奇怪的光環,很難解構。唯一的不同是,裴隆至少沒直接參與恐怖統治。台灣對轉型正義的態度就更不用講了,與阿根廷對正義的要求迥異,知識界與文化界除了極少數,幾乎全數站在轉型正義的對立面,他們的道德信念是不該掀開舊傷,大家應該往前看。民進黨在90年代初當然也沒有議價的能力,大老黃信介對李登輝一句「總統英明」,至今聽起來仍十分違和,但持平而言,若對後蔣經國時代初期的轉型正義有所不滿,與其說是李登輝沒收了轉型正義,不如說是虎口下的總統完全沒有推動的空間與社會基礎,平衡點嚴重傾斜。

正義有自己的方法,緩慢地進行

那麼台灣的轉型正義就要因此宣告死亡了嗎?就像杭亭頓認為阿根廷的轉型正義曇花一現,也就這樣了。蔡英文政府的促轉會,成立以來鬧得風風雨雨,今年解散,也就這樣了嗎?回到杭亭頓的理論,他似乎帶著嘲諷引用薩巴托(Ernesto Sabato)的說法:「正義有自己的方法,緩慢地進行,急速的正義只屬於極權與專制的國家。」杭亭頓認為這是錯的,他雖不同意羅馬尼亞那樣的轉型做法,稀哩呼嚕就把前共黨總統夫婦拖出去槍斃,事後證明許多指控是錯的。

但杭亭頓認為正義不應該、也不會遲到,要不很快就來,要不就永遠不會來,這比認為「遲到的正義不算正義」還要悲觀。因此杭亭頓悲觀地認為,阿根廷錯過了轉型時刻的正義,就不用再指望轉型正義了。同樣的邏輯,既然李登輝在開啟民主化的同時,用了所有反轉型正義的共同口號,呼籲大家都往前看,那麼台灣在轉型時刻錯過了正義的機會,這個正義也就永遠消失了。

但我認為未必,我比較同意後來更多轉型正義學者的看法,他們認為杭亭頓過於簡化政治菁英與舊勢力的對立,「轉型正義」在民主化過程中與之後的民主政府中,會持續扮演型塑國家的角色。轉型正義的實踐既然可能退步,它就可能進步,不但政治精英與舊勢力的平衡點是動態的,民主化後的政治領袖如何利用其民意授權的行政權力,超越包括憲政與法律在內不可能的限制,讓正義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民如何永不放棄對真相與正義的追求,才是轉型正義成敗的關鍵,也才能賦予國家的未來是什麼樣的國家的想像。否則台灣不會在解嚴後轉型正義原地踏步了三十年,還能在蔡英文執政後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至少正式處理了國民黨的黨產,還原部分真相,雖不完美,但是第一步。

阿根廷受難家屬和人權團體不斷向國外法院提告

阿根廷的轉變更為戲劇性,如前所述,在軍方政變的威脅下,國會制定兩條法律,《Full Stop》與《Due Obedience》,完全阻絕了追訴軍政府人道罪犯的可能,加上繼任的總統梅內姆特赦轉型之初好不容易被定罪判刑的將領,轉型正義在阿根廷已如明日黃花。但受難者家屬與人權團體不死心,採取一個看似天真的策略:國內不能告,那就到國外的法院提告,遍及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墨西哥等國的法院,紛紛接到對阿根廷軍政府違反人道罪的申告。這樣跨國提告,由別國的司法來追討正義,十分諷刺。原本只是象徵意義,幾無效果,但漸漸地各國的法院與檢調開始注意到這些違反人道罪的情節惡性重大,陸續展開調查,屢屢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要求,甚至逕行判刑,讓阿根廷政府十分難堪。

戲劇性的變化出現在1998年。鄰國智利在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90年下台後開始轉型,但轉型正義的進展也面臨一樣的問題,受難者家屬與人權團體仿效阿根廷的策略,到國外提告。1998年已八十三歲的皮諾契特到英國治病,西班牙法官加爾松(Baltasar Garzon)利用此一機會發動國際刑警在倫敦的醫院逮捕皮諾契特,並向英國政府提出引渡要求。此舉引發軒然大波,成為外交重大事件。首相布萊爾拒絕介入司法,否認有政治動機,但最後還是礙於外交考量,2000年在人權團體的抗議聲中將皮諾契特送回智利,結束英國法院審理期間在倫敦一年多的居家監禁。

由智利起頭,西班牙、阿根廷重燃轉型正義之火

這個國際事件立刻重新燃起各國追求轉型正義的熱情,智利的法院不顧執政者訂出的前總統豁免法律,數度起訴皮諾契特,但皮諾契特以失憶為藉口躲避審判至自然過世。有趣的是,這個西班牙法官引發的他國轉型正義熱潮,也引發西班牙國內自己的轉型正義要求。西班牙同樣有大赦法保護佛朗哥政權的人道罪犯,受難者家屬如法炮製,向阿根廷法院提告,由阿根廷的法院向西班牙提出引渡要求,讓西班牙政府一樣難堪。

阿根廷就是在這樣的國際與國內雙重壓力下,法院重新思考轉型正義的問題,檢察官也紛紛重新起訴軍政府時期的人道罪犯。之前法院持續以《Full Stop》與《Due Obedience》兩法排除任何究責的努力,如今面對高漲的民意,阿根廷最高法院終於在2004年宣布《Full Stop》與《Due Obedience》兩法違憲,開啟了轉型國家最大規模的究責審判。

就在今年七月,阿根廷法院再度傳來對軍政府時期人道罪犯最新的審判結果,宣判時無數的阿根廷人掩面哭泣。法院首先證實傳說中的死亡飛機存在,就是軍政府時期飛機載著政治犯從五月農場起飛,活生生丟下去。五月農場是位於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近郊的軍事基地,軍政府時期人人聞之色變,被抓進去的政治犯只有1% 活著出來,估計有超過六千個異議份子在此消失。這次審判有二十二人被起訴,法院以謀殺、綁架、虐待、搶劫、性侵、暴力毀壞等,宣判十九人犯人道罪,其中十人無期徒刑,九人處四到二十二年不等的徒刑。三人免刑是因為有兩人在審判期間死亡,一人也重病將死,逃過了處罰。這已是超過四十年的痛苦往事了,是掀開舊傷嗎?阿根廷人不這麼想,不割除傷口的爛肉,光看到傷口不會好。

受難者家屬與轉型正義追求者四十年努力有成

這不是民粹式的政治表演,每個判決都得來不易,這是受難者家屬與轉型正義追求者,四十年來日以繼夜的努力成果。光這一案,判決前開過兩千多次庭,傳喚超過七百名證人,檢閱無數的證據、文件,才釐清被這二十二名被告虐待或殺害的受難者,檢察官的起訴書超過一千五百頁,一共有323人受難。檢察官索斯蒂(Gabriela Sosti)在結辯時請法庭以種族屠殺來定被告的罪,她說「不只是因為殺害的數量龐大,還因為被告的意圖是消滅從人口中事先選定的特定族群」。這不就是二二八的屠殺意圖嗎?

據估計,阿根廷軍政府時期有超過三萬人被殺害或「被消失」,上述兩法失效後目前已審判了273個案件,有1058人被定罪。阿根廷其他的問題一籮筐,但沒有阿根廷政治人物敢問,搞這些能壓制100%的通貨膨脹嗎?對40%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民有幫助嗎?當然都沒有幫助,但阿根廷人會繼續追究下去,這不會是最後一次,他們在和時間賽跑。杭亭頓在2008年過世,我們無緣讀到他對阿根廷轉變的分析。在寫《第三波》時,他可能無法想像阿根廷的轉型正義由敗部復活,就像今年在世界盃中的阿根廷足球隊,莫名其妙首敗之後,一路挺進,最後拿到冠軍盃。

前面提到杭亭頓引用的薩巴托( Ernesto Sabato)是何許人也?他是阿根廷的傳奇,由物理學家轉行成為西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阿根廷轉型後被總統阿方辛指派為真相委員會的主席,完成的調查報告以Nunca Mas(Never Again)為名,是超過五萬頁的重要文件,詳細記錄近九千名受難者的案例,成為日後起訴軍政府人道罪犯的依據,「不再發生」(Never Again)也成為追究轉型正義的道德基礎。

薩巴托將這個巨大的報告文件整理成四百頁的摘要,於1986年出版,譯成各種語言,至今仍是阿根廷的暢銷書,已銷售超過七十萬本,這才是阿根廷為轉型正義埋下的七十萬顆種子,在政治現實下沉眠了二十年,在二十一世紀再度甦醒,開花結果。我們必須同意那句曾被杭廷頓否定的薩巴托名言,「正義有自己的方法,緩慢地進行。」

台灣呢?我們不須過於犬儒,台灣的轉型正義不是一事無成,是正義用自己的方法,緩慢地找到出路,迂迴前進。轉型正義的追求,也是一個與過去政權決裂,建立新國家的過程。路還很長,或許緩慢,但我們也沒有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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