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海德格也深陷其中的兔子洞：陰謀論如何裹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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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海德格私人的「黑色筆記本」（Schwarzen Hefte）出版，其中露骨的反猶言論，引起知識界譁然。海德格與納粹的牽連，對希特勒的崇拜，都不是新聞，過去，為這位堪稱20世紀最重要哲學家袒護的人，或者主張大哲學家也有政治幼稚的時候，或者提醒偉大思想也有可能助長極權體制。

然而，簡直就是另一個版本《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黑色筆記本」，坐實了海德格確實是一個反猶論者的指控。《錫安長老會紀要》詳述猶太人菁英集團如何操弄政治、經濟與媒體以秘密統治世界的反猶宣傳品成於帝俄時期，希特勒如獲至寶將之推廣。雅斯培回憶，他曾經問海德格對該作的看法，他的回應是「那可真是危險的猶太國際集團」。

大哲學家的兔子洞

「黑色筆記本」保有海德格晚期晦澀的寫作風格，不過，包裝其中的全是不折不扣的反猶陰謀論。有對於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像是「對算計與買賣及其混合頑強的靈活熟練，奠定了猶太人的無世界性，而這是龐然巨物（Riesigen）最深藏，或許也最古老的形式」；對於猶太人所謂的「無根」民族性，「世界猶太主義的角色所涉及的不是種族主義的問題，而是關於人之何以為人的形而上問題，全無依附地承擔將所有存有，自其存在連根拔起歷史使命的問題」。

再偏見不過的陰謀論，可以在華麗晦澀的哲學詞彙的堆砌與包裝下，就成為深刻的「偉大思想」嗎？「黑色筆記本」所涉及的已經不單純只是思想家的個人政治選擇，甚至反猶偏見而已，說「黑色筆記本」幾乎瓦解了海德格的思想權威並不過分，人們將不禁懷疑：海德格過去那些貌似極有深度的作品，是不是也是類似的胡說八道？類似的包裝拼湊？正如某些人對海德格「哲學」的質疑那樣。

海德格並不是第一個如此著迷陰謀論的大哲學家，康德晚年極為擔憂電磁波對人體的傷害，他甚至懷疑這可能是一個國際集團的陰謀。陰謀論所折射的奇異世界是一個難以脫身的「兔子洞」，即使大哲學家也深陷其中。

陰謀集團的好大一盤棋

陰謀論深信某個強大的集團正控制著世界局勢的走向，其力量之強大甚至可以透過精細控制事件細節，在一個小小環節中扭轉情勢，而這一切都是從不宣諸於公的秘密操作。陰謀論的思維傾向無視於事件結構的複雜，誇大所謂「強大集團」的能力，例如堅持相信台灣總統大選的結果是中國「挑選」與隱密扶持的結果。聽起來難以證實，不過難以證實也就難以證偽，難以證偽也就不無可能。陰謀論總是能為特定立場的信仰者提供一個「合理」的簡單說法，又能給予他們先知般的道德優越感。

伴隨戰後自由民主的穩定發展，陰謀論開始走入公眾生活，並影響人們對政治世界的認知。美國在60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醜聞，更加深了公眾的陰謀論懷疑。對美國反智民情傳統深有批判的歷史學者Richard Hofstadter，曾經用「偏執狂」（paranoids）來稱呼那些用陰謀來解釋所有事情的人，「這種思維風格由來已久，也不必然是右派才有。我之所以稱之為偏執狂，僅僅只是因為沒有其他字眼足以喚起某種熱烈的誇大、懷疑與陰謀幻想」。

對於在民主競爭失利的選民來說，陰謀論是最好的慰藉。這點確實沒有政黨分歧。美國的保守派選民傾向相信歐巴馬出生於肯亞；而自由派選擇則堅信川普與普丁勾結。

對輸家來說，陰謀論與其說是對特定事實的解釋，不如說是情感偏執的刻意選擇，為此他們會不厭其煩在簡化的陰謀論中，加入各種複雜的環節。川普的選民相信華盛頓特區不起眼的某處，正是變態民主黨政客藏匿童男童女以供狎玩，如果不在星球披薩店，就證明它已經事先被移轉；自由派的「有識之士」認定，川普在白宮用漢堡跟披薩宴請大學生，是在進行細膩的文化政治符碼操作，目的是將某種美國文化的象徵納入極權體制。

既然大哲學家也跟凡人一樣難以逃出兔子洞，那麼不分黨派與政治傾向的人都相信確實有「好大一盤棋」，也就不讓人意外。

某種意義上，陰謀論反映了人類素樸的好奇與反抗。如果有一天人們發現了整個宇宙的發展與走向，全都控制在三個至高無上時間管理者對「神聖時間線」的維持，以及對於分歧時間支線的「修裁」，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荒唐「真相」，甚至推翻他們的支配，都是人之常情。

正是這種素樸的抵抗情緒，讓陰謀論成為民粹論者的標配話術。

民粹主義就是陰謀論的溫床

民粹主義堅持腐敗政治菁英與素樸純潔人民之間的實然的截然二分與應然的對抗。政治陰謀的存在一方面既為多數人民為何如此無力提供了解釋，而揭露陰謀的陰謀論更為人民的「覺醒」提供了契機。正如Jan-Werner Müller所強調，陰謀論並不是民粹政客的胡說八道，它「起於民粹主義本身，根深蒂固於民粹本身邏輯的論述」。

陰謀論自然也可以為民粹政客的不如意提供「解釋」。正是因為體制存在一個致力打擊他們的秘密集團，所以才導致與人民真心在一起的他們，發展處處受制。這個集團有神秘的首腦，檯面上有集團操控的議員、立委、網紅，還有可資利用的境外勢力，集團外圍更有強大的網路軍團側翼，甚至還可以對對手佈建「臥底」。

前些年，某個時代性政黨爆發內部衝突，主角之一的地方議員戀情隨後曝光，對於活在兔子洞的該黨某些高層與支持者來說，這正好證明存在著某個臥底般的神秘人際網絡，側面證實顛覆本黨的神秘集團確實存在，難怪他們的情緒會是「原來如此」。

其實如果有人談戀愛，單純就是我愛你你愛我，根本沒有什麼神秘的集團人際網絡，一般人沒事也不會對不熟的人高調宣告新戀情。不在兔子洞中的人，很難理解洞裡的人在「原來如此」什麼。人民還是純潔的，正因為純潔，所以容易受騙，容易受到「動得很厲害的國家機器」迷惑而再次沉睡，最後導致真心的政治家只能被迫像馬景濤一樣嘶吼。

怎麼抵抗陰謀論？

並不是說所有深究「陰謀」的理論與行動都不足取。但這樣的深究需要對論述一絲不茍的要求，對證據全盤的蒐羅，以及對所謂「暗處謀畫者」的縝密檢視。伴隨傳播媒體環境的改變，過去這些陰謀論少數可取的美德也近乎全部消失，當前與社群媒體共生的陰謀論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對人際關係的過度誇大，以及「有很多人都這樣說」的含沙射影與口耳相傳。

陰謀論的證成再也不需要證據與推理，只需要反覆，反覆有人這樣說，不惜扭曲現實與常識對信仰的反覆遷就。

本來，民主政治內建有抑制陰謀論的機制。民主的博奕規則是輸家不會永遠是輸家，輸家需要陰謀論撫慰失落的情緒，但輸家如果成了贏家，或許就不需要陰謀論聊以自慰。不過就如政治學者David Runciman的觀察，伴隨媒體環境的改變，社群媒體深入公民日常生活的副作用之一，是簡化一切結構複雜的陰謀論，如今為贏家與輸家所共享。陰謀論不再只是為輸家而設，贏家也一樣相信它們，川普對「深層政府」的指控就是最好的例子。

贏家與輸家共享陰謀論的現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於民主體制的焦慮。焦慮於它會被腐化的官僚菁英掌握，於是傾向相信民主體制中存在某種「惡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一群不知自己所為何事的政治菁英正在騎劫民主體制。陰謀論某種程度上是公民感到無能為力時，手上的最後武器。沒有任何一個陰謀論者會認為自己正在破壞民主，相反，他們都認為自己保衛民主，都相信自己在為拯救民主而戰。正如Runciman所說，「我們時代的核心分裂不是民主與陰謀論之間，而是發生在打著民主旗幟的陰謀論與陰謀論之間」。

陰謀論同時在輸家與贏家之間盛行的現象，也反映人們對民主體制的疏離與不信任，彷彿除了投票以外，再無影響體制的他法。在陰謀論者的世界中，政治博奕就是兩群人，一群人是陰謀集團，天天都在密謀，特別在想辦法偷拐真心的政治家；另一群人是孜孜矻矻不向「舊政治」妥協的真心政治家，背後是相信聲量力量的「我們」，對「新政治」的想像有時候充其量就是戲劇感十足的嗆聲、嘶吼、揭弊、高道德姿態等等。

托克維爾鼓勵公民踴躍參與在地市鎮政府的運作，他將之稱為「自由的初級學校」，理由是民主體制的維持不能只靠動人的口號、抽象的理念以及虛無的「人民覺醒」，它始終需要願意「耐煩」的公民，親身參與體制點滴起造的意願。

當前在自由民主國家中盛行的陰謀論，自然是某種智識怠惰、民粹主義與社群媒體配置混合的產物。但是，陰謀論從來都不只是「陰謀論本身」，它是某種不滿情緒的反映，我們應該良善的相信，沒有人會真的以為陳時中接受了人體實驗，然後像美國隊長活了上百年。任何版本的陰謀論，再如何荒唐，其實都是特定真實民情的誇大反映。

陰謀論的風行，也是人民對民主體制無力的表現，其實它是自由民主的必然伴生。正如托克維爾所觀察，當自由民主如同天命般理所當然時，公民自滿於民主終能解決一切問題，對於民主怎麼就無法立即解決問題的不耐，都是民主天命時代的新問題與「自信的陷阱」。

陰謀論不只是陰謀論本身，人們之所以深困兔子洞不是單純的愚蠢，而是長期的信仰與環境所致。不過，嘲笑與反串只能得到一時的情緒優越，贏下辯論更不會讓陰謀論消失。耐心的理解、細緻的查核與詳盡的說明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心力，有時候成效甚微令人挫折，但「耐煩」既是起造民主制度的必要品德，也是對民主的真誠信仰。

民主體制的積弊沒有速成的解方，破除陰謀論也沒有。托克維爾說民主天命時代的核心問題是「靈魂」的修養，那麼，它的教義應該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