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靠向法西斯而翻車，或者即將翻車的左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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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樣的標題，一定會有讀者疑惑：「連標榜共產主義的對岸都把『反法西斯戰爭』這樣的大旗攬在身上了，而且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通常都被看作光譜的兩個極端，這樣的陳述可能為真嗎？」事實上，和法西斯攜手合作，不但是德國共產黨曾經採取的策略，而且還是德國近代史的一大公案，某些歷史學者更將這段不堪回首的史實視為威瑪共和毀滅的成因之一。

曾經，共產黨與法西斯聯手

話說1923年為了效仿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又或者說是第三國際所計劃的「德國十月革命」，德國共產黨（KPD）在漢堡發起了武裝起義（Hamburger Aufstand），襲擊了漢堡當地及周遭的警察局，此次起義造成了十七名警察、二十四名起義人士、以及六十一名民眾死亡，但並沒能成功顛覆威瑪共和。此次失敗以後，德國共產黨總書記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被咎責下台，經兩任任期不長的總書記後，德國共產黨迎來了台爾曼（Ernst Thälmann）的領導。

儘管台爾曼出身於工人階級，其素樸的人格特質很受大眾歡迎，但欠缺理論能力與自主的洞見，只能盲從於莫斯科的指令。不過也由於如此，讓他得以擔任德共總書記長達八年之久，相較於其他創黨初期一年半載就被刺殺身亡、「短命」的總書記們，實屬「長壽」。

1928年七月，第三國際在第六次世界大會上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第三時期」路線，一改之前的與社會各界合作（不排斥次要的資產階級勢力）、積極發展共產勢力的「統一戰線」策略，要求各國的共產黨開始對國內的資產階級勢力進行鬥爭。這樣的路線轉換，於國際層面可能是由於1926年英國大罷工的失敗，以及1927年蔣介石清黨後在中國遇到的挫折，在主導國蘇聯內部則可能是因為史達林準備要鬥爭「右傾」的布哈林（Bukharin）的新經濟計畫，著手以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為核心的「五年計劃」的開端。

總之「第三時期」的路線，在於界定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來到最後的階段，共產黨應該要盡力促成革命的發生，採取積極的鬥爭態勢，任何推遲資本主義崩潰的勢力，在這個時期的共產黨人眼裡都會視為敵人。

共產黨一度以為希特勒只是過度現象

而對於這個時期威瑪德國裡的共產黨來說，推遲資本主義崩潰的首要敵人，不消說就是穆勒（Hermann Müller）主政的社會民主黨（SPD）。因此「社會法西斯論」（Sozialfaschismustheorie）在1929年以後喧囂塵上，社會民主黨成為比起納粹更加可憎的「法西斯敵人」。至於納粹這個「真正」的法西斯，在當時的共產黨看來，不過是獨占金融資本的統治道具而已，不會得到德國民眾真正的支持，就算納粹真的得勢，只要馬上將法西斯的矛盾揭露出來，就很容易用群眾鬥爭的手段加以打倒。

然而儘管因為1929年發生的經濟大蕭條，惡化的環境激怒了選民，確實擴大了共產黨的勢力，並在1930年九月十四日國會的總選舉中獲得了廣為宣傳的勝利（13.1%），共產黨卻隻字不提納粹獲得更大的勝利（18.3%）。此時加上保守黨遺緒的國家人民黨（DNVP）的7%得票，國會的反民主勢力已經逼近過半。

1931年春天，由右翼的國家人民黨主導的鋼盔前線士兵聯盟（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提出解散由社會民主黨佔多數的普魯士自由邦邦議會的要求，除了納粹，共產黨居然也身在其中。德國共產黨公然與法西斯聯手的事蹟，還有1932年十一月的柏林公共運輸公司的罷工事件（Streik bei der Berliner Verkehrsgesellschaft 1932）。

起先由於罷工投票沒有過四分之三，工會並不打算罷工，但共產黨背景的工會成員執意違反工會決定舉行罷工，然而呼應罷工的居然是為了獲得工人選票的納粹，一時之間，柏林出現了褐色軍裝的納粹黨員與舉著紅旗的共產黨員，並肩站在街頭舉著布條的奇景。儘管1932年後半共產黨已經改變策略，與社民黨組成統一戰線，想要對抗「真法西斯」的納粹，但種種跡象都足以證明，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放棄「社會法西斯論」的觀點。

隨後，納粹藉由國會縱火案栽贓、「預防性羈押」共產黨人，宣傳「掃蕩共產黨」的強硬手段以此博取選民的策略成功，於1933年三月五號的國會選舉取得單獨過半的席次（288席，43.9%），並在三月二十一號通過《授權法》確立一黨專政，種種共產黨自掘墳墓的後果，都在三四個月的短時間內完成了。

許多歷史學家，在探討「威瑪共和為何失敗」的歷史謎團中，免不了要從制度、歷史成因與國際關係說起，筆者也在過往的文章中討論到威瑪共和各個政黨本身的問題。

簡單來說，沒有稱職地捍衛民主的政黨，正是葬送威瑪共和的元兇。而共產黨的從中作梗、與納粹一起搞破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後期威瑪共和在經濟蕭條當中，由於人民的普遍不滿，獲得選民支持的共產黨，竟然為了鬥爭執政的社民黨，不起身反抗法西斯已矣，還不惜與納粹站在同一陣線，更是將威瑪共和與民主葬送在希特勒手中的「功臣」。

梳理至此，此情此景，實在難以不讓人聯想到現今的台灣。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朱立倫上台以後，為了向對岸輸誠以表「絕不台獨」的決心，發動罷免、拿「抗中保台」的陳柏惟祭旗，許多在野黨、社運組織等不但袖手旁觀，甚至協助宣傳、罷免成功以後還額手稱慶。年底國民黨為了裹挾民意、發動奪權舉行的四大公投案，儘管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指出，這些公投對台灣的國際經貿關係、國家發展乃至長遠的安全保障不利，卻仍有左派團體隔空唱和，在其宣傳稿中甚至出現親中的《亞洲週刊》對現今政府的蔑稱：「民選獨裁」，並且打著「反獨裁、護民主、拚公投」的口號，與「前獨裁」的國民黨沆瀣一氣，要「行腳」下鄉宣講。實在讓人有置身1932年普魯士自由邦的錯覺。

然而普魯士自由邦已經不復存在，民主台灣儘管自由卻身處危殆。面對對岸的威脅與統一之後真的會實現的「真獨裁」置若罔聞，卻拿著親中勢力既不公允、也不是事實的口號，聯合「前法西斯」與「現任法西斯」打擊政府，這些「進步勢力」意欲何為？是共產國際的指導嗎？可是第三國際早已解散多時，這些人心中的黨中央在北京嗎？

是國族召喚，還是階級為重？

瞧！「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聽起來與「日耳曼民族的偉大榮光」是多麽相似，集中營與再教育營當中發生的人道罪行亦別無二致。蛻變成法西斯的中國共產黨，早已不是任何理想主義者的黨中央。為了圖謀自身的壯大嗎？可是上岸後的解放軍除了將台灣人的靈魂從肉體中「解放」出來，也不會許諾任何「進步」議程的實現。難道台灣比起當年威瑪共和國多出來的籌碼，只剩下近來國際社會的支持、逐漸不再孤立嗎？可是這樣的籌碼，恐怕也將敗在自詡「進步」、「左傾」卻自覺不自覺地策略上無限逼近親中勢力的人手裡。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那個穩坐總書記席位八年的台爾曼，最後在1944年移送其他集中營路上時被親衛隊（SS）處決，當時他的心理是羞愧於低估納粹的實力，還是悔恨於沒能審慎評估政治現實，早點與社會民主黨合作呢？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知道的是，台灣或許還來得及避免同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