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檢視反共不反中有無問題

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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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動烏克蘭戰爭以來,許多人將普丁與習近平並列,彷若兩位都還是共產集團成員。但事實是,蘇聯早在30年前就已解體,俄羅斯在解體後其實已經跟共產集團沒有關係,甚至總統是由人民直選,但仍舊發動戰爭,走上與前蘇聯相似道路。國內常有人認為共黨垮台後,台灣將可安全。但若共黨垮台後,中國地緣政治的利益、民心其實不變,或許會錯解「反共不反中」對台灣的安全風險。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在《強權者的道德:從小羅斯福到川普,十四位美國總統如何影響世界》一書中,分析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以及其道德正當性時,提到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就曾被詬病,道德外交的開創性的願景不足,對俄羅斯的民主化轉型支持力度不夠。筆者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就學期間,曾修過Steven Fish教授的課,他專攻俄羅斯研究,著有:《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在課堂上提到威權民主轉型時,俄羅斯在遇到蘇聯崩潰之後,他曾到當地多次觀察,確實發現俄國對美國有極高的期待,但卻也失望得很快。因為美國政府確實對於俄羅斯的援助保持高度疑慮,種下俄羅斯無法成為民主國家的因素之一。

但也正因為俄羅斯的民主走得艱辛,最後遇到強人普丁執政,恢復往日蘇聯榮景,便成為俄羅斯政治很重要的走向之一。普丁確實成功操作民主外衣,遂行其擴張的慾望,並且走出不同於共產專制的道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達成其政治野心,甚至一定程度上獲得俄羅斯的民意支持。而這正是我們最擔心,未來中國政治的轉型方式。

中國政治未來的走向,許多樂觀主義者認為,當中國共產黨垮台之後,理所當然的就會變成如同台灣的民主國家,而台灣就會更加安全,台獨也就能水到渠成。但其實這有三個嚴格的前提條件:

第一,中國必須徹底的民主轉型,而且必須由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領政,該人及其政黨還必須有高度民主信仰。目前中國內部,並無政黨組織形式的反對者,故若中共垮台之後,接手的政權只是前中共官僚,那中國民主很難樂觀。

第二,中國必須要有強烈的壓力,必須蛻變為真正民主國家。台灣過去是有美國壓力,但美國經歷了過去50年試圖改造中共失敗,是否還有餘力去監督中國的民主轉型,讓人存疑。

第三,中國人民必須渴望民主,不可懷念中共的宣傳年代,若中國人民認誰執政都差不多,那將是威權復辟的最佳養分。

但筆者認為,最為嚴酷的還不是中國的民主轉型失敗,而是民主化後的中國,若在民意的強力支持下,仍執意併吞台灣,政治領袖因此做成侵台決定,那台灣的命運,恐與中共執政與否毫無關聯。屆時,台灣與中國將是兩個民主國家的衝突,國際聲援將同情哪方?就算支持台灣,力道是否比中共執政時更具正當性?令人擔憂。

美國政治研究巨擘、前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分析剛解體的蘇聯時,就曾提及烏克蘭的獨立性問題,將讓俄羅斯芒刺在背。該書完成時尚為1997年,當時他就認為烏克蘭早晚仍是危機,而俄羅斯對於自身與美國關係的敵友定位,將會影響美國看待俄羅斯的關鍵。

25年後來看,俄羅斯與美國終究為敵,而中國若民主轉型後,是否仍會與美同盟,也讓人相當懷疑。更讓人擔心的是,烏克蘭之於俄羅斯,台灣之於中國,中共垮台後,台灣在地緣上的戰略地位,中國恐仍感芒刺在背。畢竟,現今中共對台灣的武統理由,實際上已不單是國共內戰遺緒,地緣風險也是關鍵,而這問題也仍將伴隨著中國。若未來是民主化的反美中國政權,對上親美台灣政權,兩邊的對抗衝突,恐不下當前的兩岸關係。

不可否認的是,反共是基於普世民主價值,是奠基於人性關懷角度,希望中國人民能脫離極權專制的生活。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假使民主化後,中國經濟發展及政治制度出現問題,台灣的角色是該伸出援手嗎?不少美國學者曾撰文批判,台灣在1990年代初期,當全球在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經濟制裁,最先投資中國的卻是台商,也因為台商穩定了經濟秩序,讓外資放心之後,中國後續經濟起飛才有穩固根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John J. Mearsheimer在〈Say Goodbye to Taiwan〉直言,台灣是助長中國崛起的關鍵,卻被崛起的中國反噬。

已有這段前車之鑑,若中共垮台後,台灣的責任與角色,屆時勢必會在台灣內部引起爭論。但若回到前文所提的安全問題,中國縱使民主化後,成為立穩根基的成熟民主國家,當國內民意反對台灣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台灣處境恐與當前並無差異。

從台灣的主權獨立地位,以及安全風險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轉型。反省當前的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同時,我們需要重新檢視:「反共不反中」是否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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