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世代貧窮：跨世代必須共解的難題

451

台灣的青年的低薪、月光族、就業困難，或通稱的「青年貧窮」現象已行之有年；然而，青年貧窮在台灣之論述，也從一開始的政治議題轉化為跨黨派的「世代議題」或社會議題，說明了青年貧窮問題之起源甚為複雜，也因此歷任政府雖意識到此一議題之重要性，但能否積極處理，乃在於主政者對於青年議題之認知、社會大眾之重視、政策過程之互動而有差異。

在落幕沒有多久的九合一地方大選中，即有輿論認為地方層級的選舉中，經濟民生議題的重要性較被凸顯，而台灣長年無法解決的高房價、青年勞動貧窮等問題導致青年族群投票率低落，顯見當前青年政策並未切實解決青年世代貧窮問題。據此，台灣智庫、台灣青年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等民間團體於3月29日發佈「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透過民調方式，剖析社會大眾對於青年議題的認知。

根據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的分析結果，高達9成3的民眾同意青年政策制度應進行跨世代溝通，有7成的民眾同意青年政策主管機關應該升級，以及定期召開青年國是會議。顯見台灣社會各界對於青年發展具有集體共識，而這分調查中，受訪者對於「青年世代貧窮」、「青年就業與創業」等相關議題的迫切性評分高達7.89與7.80分，即使交叉比對民進黨、國民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黨、台灣民眾黨等不同政黨傾向支持者的立場，選擇8-10分以上的受訪者也是跨黨派的多數，顯見青年世代貧窮議題之嚴重性實乃全民共識。

台灣青年貧窮現象的共通與獨特性

台灣的青年世代貧窮現象具有共通性與獨特性兩面向。就前者而言，世代貧窮是一個全球性現象，近20年來，世界各經濟體即使表現亮眼持續成長，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全球化之下，在克服所得落差與提升青年就業上均面臨重大的困難。

以美國而言，在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以後，青年世代對於大企業以金錢影響國會運作與富人貪婪的極度不滿，2011年9月起動抗議者在紐約的金融中心華爾街發起集會，要求美國總統歐巴馬成立總統委員會，終結金錢對國會議員的影響，表達對於財產最富有的 1% 精英層在政策制定上享有的特權之反感。抗議者將自身描繪為 99% 在經濟成長遭到剝奪者的訴求立即獲得各種不同部門勞動者的廣大迴響，示威活動蔓延至舊金山、芝加哥、洛杉磯、西雅圖、波士頓、丹佛等城市，造成美國社會的高度對立。

甚至在中東經濟表現亮眼的以色列也因2005年以後無法在維持經濟持續成長和社會正義取得平衡，青年因為無法面對嚴重的房價與物價以及衍生的低薪、育兒、醫療等問題，在2011年國內多個城市也仿效美國爆發了「帳篷革命」，抗議福利縮減與財富高度集中的惡化現象。

在亞洲而言，以終身僱用制與年功序列而締造長期經濟奇蹟的日本，在1990年代以後也出現了新自由主義體系的轉型，非正式僱用制、能力主義、成果主義等追求效率的企業改革造就所得落差惡化與失業率飆高的苦果，2025年作家三浦展甚至提出「下流社會」的主張，認為所得降低造就中產階層減縮，甚至出現向下流動現象，導致之後台灣也出現的「少子化」與「超高齡化」社會。

台灣「崩世代」難題

台灣的青年世代貧窮問題雖然未如歐美出現占領抗議，但卻出現了類似日本青年世代的靜默抵抗，以描述財團獲利、勞動條件惡化、青年世代貧窮、少子化所構成的「崩世代」約在十年前逐漸流行。而導致崩世代流行的最大關鍵，實為兩岸經貿開放以後台灣資本西進。自1990年政府開放台灣資本投資中國市場以來，企業獲利與就業率改善就逐漸脫勾，在2000年中國與台灣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台灣企業赴中投資加速，受僱者薪資報酬佔GDP的比例持續下滑，大量勞力密集產業關廠導致失業率提高，再加上服務業的彈性僱用，導致實質薪資下滑，大學生的失業率與平均起薪倒退，流風所及，青年因為看不見未來而成為了「厭世代」，拋棄了愛情、婚姻與生育的三拋世代成為普遍現象，台灣當前結婚率與生育率共同下滑，少子化問題位居世界前矛，再再說明青年世代貧窮問題已嚴重斲傷社會的未來。

正因為台灣的青年世代貧窮問題已上升至國安層級，2016年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上，直言「改變年輕人的處境，就是改變國家的處境。一個國家的年輕人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必定沒有未來」，成為首位在就職演說坦承青年貧窮嚴重性的總統。而在蔡總統任內，每月基本工資亦具體由22K調升為26,400元，漲幅超過15%，具體提升青年起薪。然而，在物價上漲與多數勞工漲薪有限的情形下，基本工資的調漲常被認為「無感」；易言之，青年貧窮問題的解決顯然必須透過找出結構問題才能有效解決。

解決青年貧窮化必須跨領域處理

首先，青年世代貧窮在結構上與兩岸市場整合高度相關，而在國內因素上又受制於資本外移、勞動體制、薪資結構、物價水準等複合成因，這使得青年世代貧窮問題所具有的跨領域與跨部門屬性，必須透過專責單位負責以倡議「青年主流化」，然而當前我國並未有此一組織，即使性質最接近的「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亦於2013年改制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要推動青創、社會參與、志工服務、青年旅遊。

但青年發展署此一建制實難推動更高層級的跨部會議程，更大的可能是青年相關議題被打散於不同部會而難以發揮綜效，導致應該是政策對象的青年族群在缺乏單一窗口與溝通管道的情形下，難以感受青年政策之推動。根據「台灣青年政策意向調查」的調查中，高達74%的受訪者支持青年政策主管機關應該升級調整，顯見行政機關組織改造與專責預算有所必要。

其次、根據國發會於2019年針對台灣青年勞工低薪原因探討的分析，主張國內薪資成長停滯，主要有國內產業升級面臨瓶頸、台灣企業外移、教育並未接軌勞動市場，而如何在技術留台、製造在外的情形下強化學生的就業能力，則必須進一步在青年勞工、社會團體、企業、教育體系之間建立溝通對話平台，以和衷共濟的夥伴精神，建立青年、企業、教育三方共好的制度安排，將青年視為未來社會的資產好好培養，以建立青年友善的職場環境，可持續地解決青年貧窮問題。

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