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斗煥做過哪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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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斗煥死了，韓國人幾乎舉國歡慶，但是對他一直到死對光州大屠殺都沒有一句道歉，則舉國痛罵。年輕世代甚至網路平台很多人都說，應該對這個殺人魔「剖棺斬屍」或「割頸斷頭」，顯示受過民主薰陶的年輕世代對這個「歷史罪人」都是負面的評價。連媒體也是對他全面負評，對他說過的話，在螢幕上打個大大的問號，或是加上一句句的嘲諷或反問。

至於韓國政府決定文在寅總統不去弔唁、不送花籃、不給予國葬的禮遇等，媒體上已經報導了很多，就不再贅述了。

我是全斗煥暴政的見證者

我是1981年到韓國留學，後來擔任媒體駐韓特派員到1988年返國，在韓國的全程就是全斗煥這個政變掌權（軍人叛亂）與「屠殺光州」（內亂殺人）的獨裁政權時期。我自然也是他統治下的受害者，我家的電話被竊聽、我被情報幹員跟監，甚至被列入驅逐出境的黑名單，只不過沒有被拘捕遭刑求對我有過身體傷害。

僅管如此，「國家安全企劃部」（NSP, 前身為「中央情報部」）的幹員，還是經常會約我在明洞的「茶房」喝咖啡聊天，問我最近寫了些什麼新聞，態度還算客氣，這都是當時「警察國家」的慣例，我可以充分理解。

倒是1985年我被派駐韓國時的居留簽證保證人、國會議員金永光，他是執政黨友黨「新韓國黨」的國會議員，當時在全斗煥的高壓暴政下，我認為找一個跟執政黨關係良好的人應該會比較安全。每當我獨家新聞太多，而且都可以用「洩漏軍事機密」論處的時候，他就會打電話給我，叫我跑新聞不要那麼「拼命」，多休息一下。事後我覺得，他應該是在情報當局的壓力下奉命來約束我。

1981年我是拿報社獎學金到韓國留學，當然有義務要對重大事件寫新聞。對我這個「學生記者」寫的中共空軍飛行員吳榮根1982年投奔自由到南韓的新聞，韓國情報當局大概也不知如何處理，但是我相信從此我就被「盯」上了。

1983年5月發生中共民航機被劫機事件，韓國檢方聘請了與情治機關熟稔的中文通譯，在每次開庭時對卓長仁等六名劫機犯的起訴內容，做言詞與文字的翻譯；我則負責把大使館聘請律師的辯護書翻譯成中文，事先與韓籍的通譯交換。事實上，這個拖了一年三個月的事件，每次開庭審理時檢辯雙方都是在演戲，他們都知道我們稱之為「反共義士」的這場劫機審判秀，最後必然是「政治解決」，所以檢辯雙方都是照著劇本演出。

劫機案後，1983年8月又發生了孫天勤駕米格21投奔自由、1984年4月的「亞青盃」籃球賽台灣隊痛哭退賽事件，乃至1985年中共魚雷艇叛變事件等一連串的事件，都不斷地衝擊台韓關係。在這些事件的採訪過程中，安企部對我的密切注意自不待言。

舉辦88年漢城奧運是為轉移焦點

1981年9月30日，在西德巴登巴登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84次會議上，通過1988年夏季奧運會在漢城舉行，南韓舉國歡騰。其實，這是全斗煥在策士獻計下，為了轉移人民對他政變的不合法性以及高壓統治的不滿，所做的伎倆。此後，「一切建設為奧運」並以推動奧運帶動經濟發展，成為南韓全民拼命以赴的目標。隔年，南韓進一步推動職業棒球，藉由發展體育與運動賽事，讓人民的視線投注其中，也意圖藉此讓大學生消耗體力，而無力上街參與反政府的示威抗爭。

全斗煥跟朴正熙都靠政變掌權，但是軍人沒有錢怎麼搞政治？於是他們都把腦筋動到日本這個鄰近的富國，日本因而成為軍事獨裁的「提款機」。1981年五月，全斗煥派他的外交部長盧信永訪問日本，交涉借款一百億美元，把日本嚇壞了，問南韓何以需要這麼大筆錢？韓方的答覆是「南韓在第一線防衛日本免於受到蘇聯與中國的侵略」，讓日本感到啼笑皆非。保障日本安全的是駐日與駐韓美軍，怎麼會是南韓呢？談判破裂的南韓外長盧信永竟然怒氣沖沖拂袖而去，來借錢的人比被借錢的還兇，讓日本大開了眼界。

後來的談判韓方自動降價為六十億美元，最後到1983年總算以四十億美元成交。這段歷史現在南韓的年輕世代幾乎完全不知道，因為南韓官方與教科書刻意隱瞞這段史實。因為當時我是「學生記者」寫過好幾次新聞，所以對這段歷史很清楚。後來又讀了日本前駐韓大使小倉和夫2013年出版的《秘錄．日韓一兆円資金》，更加了解談判過程的細節。

為了答謝日本願意借款，1983年一月南韓邀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韓，全斗煥在國宴上還與中曾根合唱〈情人的黃襯衫〉（原為韓文歌，後來有日文版與中文版歌詞），兩人擁抱交杯合唱，為歷來僅見的日韓融洽。隔年九月，全斗煥報聘回訪日本，因而成為「唯一訪日的南韓大統領」，真正的原因就在於「借錢成功」。

尋親活動是為「北方外交」鋪路

然後在1983年六月南韓由公營的KBS電視台推動「一千萬離散家屬尋親轉播活動」，時間長達半年之久。起初只能在國內為離散家屬尋親，後來進一步擴大到尋找流落在北韓的親屬，於是在1985年就以人道主義為由，南北韓同意舉行「紅十字會談」，後來又有「經濟會談」、「體育會談」等。我駐韓第一年幾乎幾個月就要去板門店採訪一次紅十字會談的「實務會談」，真的是疲於奔命。

全斗煥政權的「尋親運動」，其實也是精心策畫的「一石多鳥」策略。北韓當時也配合南韓的演出，當年五月，南北韓還舉辦了離散家屬互訪故鄉的活動，各組了150人家屬團到對方首都訪問三夜四天。當然雙方各懷鬼胎都把互訪活動當作政治工具在操弄，離散家屬只能在公開場合會面一個小時，隔天就要打道回府，如此的樣板探親反而更加深了離愁與思念之情；可能幾個月之後，就會接到從日本轉來的信函說「某某的親人已經辭世」，或是日本轉來的骨灰罈。這樣的政治操弄實在太殘忍了。

流落在北韓的親屬能找的都找到了之後，接下來就是尋找在中國東北與蘇聯遠東地區的離散家屬了。至此，尋親運動已經成為南韓「北方外交」（與蘇聯中國建立邦交）的工具了，為了人道主義的尋親，南韓必須尋求與中蘇的紅十字會等非官方機構的協助，儘管這只被視為民間層次的交流，但後來逐步擴大到「半官方」與「官方」的接觸。

所以稱讚全斗煥促成南北韓的第一次談判，實在太過牽強。這跟爭取主辦漢城奧運一樣，都是在權謀策士的獻計下所規劃的。

再來談全斗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這也是他最得意的政績，事實真相果真如此嗎？其實大錯特錯！先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李明博當總統時，曾經把幾位當時仍在世的前總統邀請到青瓦台共進午餐，全斗煥遇到金泳三時譏笑他說：「不會搞經濟也能當總統啊？」（金泳三任期最後一年爆發金融危機），金泳三則反唇相譏：「我至少沒有像你殺人如麻！」兩人差一點大打出手。

東亞經濟是靠《廣場協定》拉抬

全斗煥的經濟成績，其實真正要感謝的是《廣場協定》（Plaza Accord）。1985年9月，五大先進工業國的財政部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集會，討論讓美元貶值的問題，後來簽署的協定就稱為《廣場協定》。從此日圓快速升值，從一美元兌換240日圓一路狂升，曾經一度升到一美元兌換80日圓，後來才穩住一美元兌換100日圓至今。而台幣跟韓元也跟著日圓升值，1986年起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一美元兌換40元，曾一度飆升到一美元兌換25元，後來貶回一美元兌換30元至今。1980年代後半期韓元也是一樣跟著日圓升值。

當時駐韓當特派員的我，注意到韓國媒體經常發表的民意調查，自認為屬於「中產層（中產階級）」的人民，都已超過半數以上，達到55%～60%，韓元升值讓中產階級大量興起。經濟發展理論常說「經濟發展會帶動民主化」，這是唸過大學的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我的觀察則是「中產階級成為一個社會的主流與多數之後，就不可能再以獨裁高壓的手段來統治」。韓國如此，台灣也是如此。所以兩國的獨裁政權後來都在「由下而上」的抗爭壓力下向民意投降，而宣布民主化與自由開放。

全斗煥執政時經濟持續穩定，而且呈高速成長，真正的功勞在於《廣場協定》，算是他好狗運，絕不是一介草莽軍人有多大推動經濟的能力。

最後，還必須提一件全斗煥的惡劣事蹟。1979年5月，金大中以煽動內亂罪在隔年八月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是在美國為首的各國壓力下，全斗煥政權不敢執行。但是金大中的死刑，卻成為被南韓利用為對美談判的籌碼。我在史丹福大學的老師、美國前駐日大使阿瑪科斯特與當時的首席外交顧問艾倫，先後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雷根為了救金大中同意邀請全斗煥訪美。全斗煥政權把金大中的生命做交換條件，實在是骯髒又卑鄙的伎倆。

行文至此，大家應該可以知道：全斗煥這個「光州屠夫」究竟做過多少骯髒事，又做過哪些好事了吧。第一個促成南北韓會談的總統？第一個訪問日本的韓國總統？任內經濟成績亮麗？這都是不懂當時事件背景與事後被揭露秘辛的西方記者膚淺的認知，然後台灣無知的媒體依樣照抄。

新世代的媒體人，請用功一些、多讀一些書、多攝取一些文獻吧！否則，如此寫一個歷史罪人的訃聞，是會貽笑國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