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帆之聲》講的是一個殘酷的體系。圖片來源：采昌國際多媒體
《獨帆之聲》嚇了我一跳。從電影院走出來時我想：這部電影和我預想的完全不同。並不是說它不好，就是和預期太不同了。它不全是關於一個人在大海上航行的孤獨和恐懼，不是關於自由，不是關於夢想，不是關於家人。尤其，它絕不能說是部勵志片。
都不是。實際上它是關於一個殘酷的體系。這個體系，基本上是立足在陸地上的。但它卻將一個人送上了汪洋。它讓一個人誤以為，海洋會是他（略有些擱淺了的）陸地人生的出路。海洋以其沈默，以其未知，以其神秘莫測，默許了這個幻覺。喜愛故事與奇蹟的旁觀者，媒體，市場行銷者，推波助瀾中，助長了這個幻覺。於是，真的就像海浪，一波一波地，每一句話語、每一個決定，不知不覺間都被順向同一個方向，所有的作用力，一起推導出最後的結果。
我不是唯一吃了一驚的人。散場後的電梯裡，有兩個人在對話：「我不懂怎麼會？」「他好像不小心就說得太過火，就變成那樣了。」
這讓我想到另一部，也有柯林・佛斯（Colin Firth）演出的電影——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著小說改編的間諜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它也是關於一個在不知不覺中，就變得殘酷了的體系。這次，不是升斗小民順著彼此的話說，就把人推向了大海。這片是菁英中的菁英，劍橋畢業、受過最嚴格訓練的情治人員，在冷戰時期做出了叛國的決定。和《獨帆之聲》一樣，《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也有真人真事的影子。柯林・佛斯演的比爾，角色原型是冷戰時期蘇聯潛伏在英國軍情六處的情報員金・費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Philby，1912.1.1－1988.5.11），這個現實中的人物，是在大學時候就加入共產黨，於英國潛伏了15年，1963年逃往蘇聯後，還繼續在KGB效力直到過世。
約翰・勒卡雷在塑造比爾這個角色時，可能用上了金・費爾比的形象，也可能是融合了好幾個劍橋出身的間諜（確實，有好幾個）。和金・費爾比不同，小說和電影中的比爾不是大學時代就加入共產黨，而是後來被策反。這樣的安排，應是有更一層深意，好藉一個西方陣營裡的自己人竟而自願投向敵方，來描寫發生在西方體制內部，一場無聲的潰敗。
片中的比爾聰明、沈著，你可以想像：就是非常適合柯林・佛斯演的角色。然而在電影中，他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孤獨感。一場軍情處的派對裡，這個聰明人，顯然被身邊的人們無趣而庸俗的舉止弄得煩悶至極。唯一一個和他一樣，舉止侷促，坐立不安的孤獨者，是一個名叫吉姆的情報員（Mark Strong飾演）。那幕戲非常精彩，比爾從一個比較高的（站著的）視角，看出了（坐著的）吉姆的孤獨。他就笑了。吉姆一抬頭，看到比爾的笑，感到終於在派對裡發現了和他同樣覺得無聊的人，他立刻也笑了，但當他想靠近時，比爾卻擺擺手掉轉頭走了。兩個孤獨者短暫的目光交會，主導權握在比爾手中。他看見，他懂了，但寧願不靠近。
這個不靠近，是一個「美學」的、自負的選擇。劇中，比爾幾乎是因為「美學的」理由，因為孤獨的緣故，而選擇了叛國。「整個西方都變得醜陋了」，身份被揭穿時他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是用表面冷峻、實則憂傷而同情的目光，在說一個關於冷戰的故事。那是一個讓活在裡面的人，不可能好好地去「愛」的體制。互相懷疑、防守、隔絕，不理解也不被理解。《新世紀福爾摩斯》的演員班奈迪克・康伯拜區（Benedict Timothy Carlton Cumberbatch），在片中飾演一名沒有出櫃的同性戀情報員。他在受命暗中調查中情局內臥底的時候，發現以局內的運作方式，他自己的生活很有可能也在被監看，沒有秘密可言。當天回家他就跟同居的伴侶分手了。班奈迪克・康伯拜區的角色最終揭穿了比爾的間諜身份，以失去愛為代價。
《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是一部非常優美的電影。優美但無可挽救的，是深深嵌入在體制中的孤獨。《獨帆之聲》的企圖，應該也是拍一部憂傷美麗的電影，講的是同樣深深嵌在制度之中的無情。它使一個想要翻身、但終究無法翻身的小人物，半自願半被推著而選擇了往大海前去的路徑。他在最後留下一個字：「Mercy」，慈悲。但看完電影的人，應該都會想：究竟何處，有此慈悲？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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