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兵司令部呈報一二一〇專案（美麗島事件）有功人員獎勵建議名冊。圖片來源：筆者向檔案管理局申請。
5月17日，蔡英文總統在綠島出席「國家人權博物館」揭牌儀式，強調政府會用最嚴肅和積極的態度來推動轉型正義，尤其是政治犯前輩為什麼受難？「加害體系」如何運作？誰該負責？「政府一定徹底釐清」。代表政治受難者致詞的蔡焜霖也要求政府查明誰是加害者，是「誰殺死我的朋友」？
隔（18）日，文化部長鄭麗君出席「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揭牌儀式，強調「未來配合政治檔案之逐步開放，將開啟加害體系及其協力者的研究」。當天出席的政治犯受難者陳中統在致詞時則希望「知道當年是誰告了我的密，拿了我案子的破案獎金」。19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黃煌雄出席一場研討會時表示，會在兩年任內努力面對過去臺灣社會普遍未碰觸的問題：「加害者在哪」。
以上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政治受難者的發言，都不約而同指向一個長年來臺灣推動轉型正義一個近乎缺席的關鍵問題：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運作。從1980年代後期開啟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以來，過去30年來，受害者的聲音大量浮現，相關口述歷史、傳記、回憶錄汗牛充棟，但在金錢補償之外，卻始終面臨「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質疑。還原歷史真相及釐清責任歸屬是轉型正義的兩大目標，二二八事件的部分，或許還能說勉強沾上邊，至少有行政院正式調查報告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責任歸屬報告，但延續時間至少40年以上的白色恐怖，迄今連一份正式的調查報告都沒有，更遑論找出誰是加害者與加害體系如何運作。
「加害者」不會自己跑出來承認自己是「加害者」，加害體系也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關於誰是加害者的問題，對於政治受難者來說當然是重要的，但這必須奠基在對加害體系的探究上，而且唯有我們對加害體系有所瞭解，才有辦法釐清加害者所處的位置及其應負的責任，讓加害者的「面貌」更為立體清晰，而非只是泛黃檔案中的一個名字，在釐清誰是告密者，誰領取破案獎金的同時，也才能深化我們對於威權體制運作的瞭解，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關於白色恐怖的研究隨著政治檔案的徵集而逐步展開，累積迄今也有不少成果，但多數研究著重個案分析，以「還原歷史真相」為主要目的，但幾乎沒有針對加害體系的研究，對於責任歸屬的問題因此難以觸及，原因來自於這是一個龐大工程，需要全面性、系統性的分析與探究，非個別研究者「單打獨鬥」所能負荷。即便促轉會做為擁有經費與人力的行政機關，但要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勢必仍難以針對數量達上萬件的政治案件做逐案式的分析。
對於加害「體系」的探究，既然稱之為「體系」，勢必有一定的模式可尋，在此邏輯與時間限制之下，以既有及未來徵集到的政治檔案為基礎，促轉會應以指標性的案件做為切入點，指標可包含案件牽涉人數、規模、複雜度、代表性、地域性等，並涵蓋1940至1990年代之間，以此探究黨政機關、情治機構的組織運作、人員組成、具體案件中的分工情形等，若能釐清這些問題，加害「體系」的樣貌十之八九已水落石出。個案之間容或有不同之處，但就「體系」而言，必然具有相當的共通性。
這部分除有賴促轉會相關研究人力的投入外，基礎的政治檔案開放工作是不可免的前置作業，目前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政治檔案，堆疊起來比101大樓還高，數量逼近4百萬頁，而尚待徵集者數量恐不亞於此數字，除了行政機關所藏檔案外，《促轉條例》也明訂可徵集政黨（主要是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黨營機構所保管之檔案，這部分是釐清白色恐怖時期威權統治體制運作的關鍵，自然是探究加害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塊。如何有效地徵集、整理並加以開放、應用這些政治檔案，相當程度決定了促轉會能否順利撰寫調查報告，需善加規劃，訂出明確時程。
促轉會是任務型機關，調查報告出爐後即告解散，但轉型正義所欲追求的還原歷史真相、釐清責任歸屬卻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參與，不因促轉會解散而告結束，而加害體系的探究攸關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深度與廣度，促轉會應將之視為重中之重的工作，投入最多人力與心力，提出一個可信的體系框架與解釋，也為未來更長遠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礎，持續深化我們對於國家機器暴力的認識，讓白色恐怖所留下的歷史教訓能永續傳承。
作者為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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