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接見，所以那時候總是會失望，就會邊走邊哭」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家屬高儷珊等人在景美看守所的歷史記憶，分別在綠島和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升級成為國家級人權博物館後，如同以最高規格對外宣示，台灣重視人權價值。
相較於台灣以國家高度，踏出推廣人權教育、正視人權迫害及轉型正義的一大步，德國納粹集中營布亨瓦德（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歷經蘇聯與東德威權時期，最終能保留並改建成人權博物館問世。兩國在處理威權遺緒與不義遺址，邁向人權博物館過程的比較，將在下文一一分析。
座落在德國威瑪（Weimar）的集中營布亨瓦德，是德國境內最大的納粹集中營，自一九三七年成立至二戰結束，至少關押超過廿五萬來自五十國以上的受難者，並造成五萬六千人以上的槍決與間接死亡，致死率極高。
圖左：布亨瓦德集中營受害者照片展示/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右：無人能倖免於威權體制下的人權侵害/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蘇聯駐德軍事委員會在二戰結束後，直接接管布亨瓦德集中營，並由情報組織「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通稱契卡Cheka），改組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轉型成NKVD二號特別營，大規模逮捕、搜查、拘禁、移送勞改營（Gulag）（註1）及槍決蘇聯國內外的戰俘、反革命分子、農民與工人。
一九四五至五O年間，至少約二萬八千多名受難者，遭遇不間斷的強迫移送與勞改。至蘇聯於一九五O年將布亨瓦德重新移交給東德（DDR）管理，NKVD二號特別營總計超過七千人死亡，致死率將近三成。
柏林圍牆倒塌後，布亨瓦德集中營的營區規模被完整保留，建物仍剩隔離電網、焚化爐、槍斃室、醫護室、屍體停放間、禁閉室、倉庫等原始建築，與受難者紀念碑，部分改裝陳列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囚服、處決流程、影音回憶錄象與NKVD二號特別營展區。由於營區保留的完整性高，縱使集中營歷經不同的威權暴行，初訪者在體察受難者的處境與遭遇，並不困難。
圖三：布亨瓦德集中營的焚化爐/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德國在面對納粹與東德時期的威權遺緒，德國人直面自身曾是加害者的過往，並邀請世界檢視自己國家的醜陋過去，時時刻刻警惕自己的「反求諸己」，並以國家力量出資成立人權博物館與管理紀念基金會，盡可能保留不義遺址，輔以開放檔案查詢與加害者研究（例如：東德的情報機構史塔西Stasi），同時配合司法追溯至今。從法律、預算編列、修改教育課綱與校外教學、社區（甚至是納粹黨羽通勤的公車站牌），整體所形塑的記憶文化、對真相釐清的堅持，在價值的彰顯下，面對歷史傷口不需再悲情，正義甚至帶來了觀光的多樣性，集中營的參訪人數亦逐年緩步成長。
布亨瓦德集中營保留的重要性，見證了民主國家的公民，一旦輕忽人權、接受並授權獨裁者執政，從民主走向威權專制，包含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等，不同意識形態的威權，都將輕易踐踏民主與人權，造成公民社會的價值長期崩潰。相較於德國的過往，台灣歷經世界最久的戒嚴，要從威權走向民主，一如其他國家，是在艱困且漫長的過程中摸索，逐步正視人權與轉型正義的重要。
以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為例，前身為軍法學校校區（今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一九六七年軍法學校併入政治作戰學校遷離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及所屬單位遷入，另闢建三軍首座頗具規模之現代化軍事看守所。直到一九九二年警總裁撤，軍法處看守所改為海岸巡防司令部看守所。二OO五年，園區由文建會文化資產管理處籌備處代管，直至二O一一年文化部鑑於人權價值，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後，終至今年五月，正式成立國家級博物館。
圖四：人權博物館所彰顯的是普世價值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五：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入口的受難者紀念碑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儘管景美園區在歷史現場的重構上，藉由曾在看守所醫務室服牢役的陳中統醫師等政治受難者，繪製完成現場草圖，進而讓園區當年的餐廳、圖書室、手工藝工廠、洗衣工廠、會面室與醫務室等建物，復原成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現場」與圖像，搭配押房、軍事法庭、第一法庭及口述歷史影像，已可完整再現人權受迫害的畫面。
不過，台灣在重視人權、平反二二八事件等促進轉型正義的議題上，自鄭南榕於一九八七年呼喚至今，仍有兩大項缺漏，充分窒礙民眾在參訪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時，體察受難者的處境，並產生釐清真相的動機，進而形塑記憶文化。
圖六： 難能可貴的會面機會，往往只有短暫的十分鐘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圖七：關押政治受難者的狹小押房走道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首先，儘管《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於二O一七年年底通過，肩負開放政治檔案、保存不義遺址、還原歷史真相、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等項目。但不僅落後國際多年，不義遺址所在國有地多已拋售或改建，進而影響景美園區在人權議題的展陳上，為求完整呈現政治受難者自刑求、審判、囚禁、勞役至槍決的過程，展陳只能以模型及照片替代。例如：園區內景美看守所是位於青島東路三號，警總軍法處看守所的延續，無論是在青島東路或是景美審判後的政治受難者，部分會移送至馬場町槍決。但由於青島東路三號已轉售予喜來登大飯店、馬場町公園亦轉型成親子公園，不義遺址的不復存在，嚴重影響人權教育的開展與全面認識，難以效法德國形塑人權博物館聚落。
圖八： 洗整衣物是政治受難者額外的勞役之一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其次，《政治檔案法》未立法與歷史真相未明，政治檔案公開與民間檔案徵集持續延宕。雖然景美園區可以一窺美麗島大審的所在地，但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可能都在等待與疑惑，威權時期迫害人權的元兇與連帶加害者的身軀與魂魄，是否還在民主社會的上空中盤旋揮之不去，無法如德國一般釐清迫害的責任。
這不僅導致民眾在人權博物館中，無法建立人權受迫害的因果關係，甚至會進一步疑惑，《江南案》下的汪希苓如何在景美園區獲得特殊待遇、陳虎門出獄後還能復職，並晉升少將後退役。當正義未經由司法彰顯，在台灣對人權及轉型正義的訴求，是否只是緣木求魚？
上述兩項缺漏，不僅已造成台灣人權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下降，在二二八檔案的近期清查中，更新增近千名受難者名單，儘管《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已於今年修正，受難者申請賠償期限將延長四年，並可申請平反自身及親屬名譽，但台灣社會曾被撕裂的傷痕，依舊未曾痊癒與平撫。
最後，德國近年拍攝了電影《昨日盛開的花朵》，劇情描述德國納粹加害者與被害者後代，在機緣下共同推動轉型正義的跨國工作，在追溯德國納粹暴行的同時，最終和解且相知相戀。也許侵害人權的加害者與被害者，最終能坦然和解，往往都是藉由堅持真相下的深度挖掘。
註1：此處對於勞改營統稱Gulag，是採用俄羅斯良心、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中的定義，Gulag泛指蘇聯勞改營和所有形式的蘇聯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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