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五）：在政大的3650天 Part 3

1972年2月到1975年6月發生震動台灣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事因之一是台大哲學系的年輕老師們像是王曉波、陳鼓應等人，因傳閱一本禁書並互相討論而遭警總查獲。

該書是本小冊子，是留美數理邏輯學者王浩所寫《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我在東亞所看到，書中對毛及其文革滿懷崇拜與幻想，而文字極具煽動力，為「偉大中國」敲鑼打鼓，看了會莫名感動，被警總列為嚴禁書刊。當時涉案的許多老師們紛紛遭到解聘，最嚴重的懲罰竟然是迫使台大哲學系停招學生一年。戒嚴之斧砍掉了學術的尊嚴與自主，管中閔事件若在那時，根本不會拖延那麼久，早已政治解決了。

有一天中午，面色憂鬱的去職教授陳鼓應邀請我及三、四個朋友上小館午餐。在路上他說有一組警總便衣特務天天跟蹤他，他在家時特務就守在門口，記錄他的一舉一動，日子久了反而變成朋友，還不時交談。我們到餐館坐下，兩名特務就坐隔壁桌，把一個收音錄音機大剌剌衝著我們放在桌上，收錄我們的談話。陳鼓應只能苦笑也無計可施。

李登輝在課堂上經常痛批當紅的、以李國鼎為首的加工出口外貿派，說外貿派吸光了農村青壯人口，促使農業凋敝，而加工出口工人的工資很低，沒有勞動正義。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他說了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他的女兒那年才讀小學五年級，每天回家就哭說肚子痛，帶她看了不同的醫生、做了各種檢查都查不出原因，也治不好。最後有位醫生溫柔地鬆弛小女孩的警戒心，問她在學校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嗎？女孩哇地哭了出來，說老師在班上罵她爸爸是賣國賊，對她非常冷淡；同學們都不跟她玩，也跟著老師罵他們父女叛國，回家也不敢對父母說，悶久了就悶出身心官能症，莫名其妙地腹痛。

陳鼓應夫婦後來千方百計把女兒弄出國，聽說女孩因而病好了。這件事告訴我們，高壓統治的害處是在每個人心中散布恐懼，導致焦慮、恐慌、抑鬱和其他各種官能症，並且內化到潛意識層面。現在台灣年輕一代身心都比上一代健康，實在是解嚴、民主化的無量功德啊。

1960年代全球主要國家都陷入反建制、反權威、反體制的洶湧浪潮裡，包括中國的文革，只有台灣一片死寂，黨國體制堅如磐石，學校教育一泓死水，念大學和研究所的我們苦悶至極，只能聽披頭、木匠兄妹、畢吉斯、老鷹等樂團所唱的西方流行歌曲解悶，並看西方雜誌透口悶氣，即使西方雜誌裡的毛澤東像（紅到歐洲去了，抗爭學生舉著毛像和毛語錄的牌子如「為人民服務」示威遊行，極為肯定中國的文革）都被警總拿黑粗筆塗黑，但我們仍能從其他蛛絲馬跡看到一些訊息，吸口新鮮氧氣。我那時是叛逆青年，對文革和全球學運有無知愚蠢的景仰。有一天我對教「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朱堅章教授說台灣也需要文革，來打破一切官僚主義的條條框框，並向他介紹約翰．藍儂（披頭四之一）那時正紅的名曲《想像》所楬櫫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朱老師只淡淡笑了笑，沒對我的輕狂表達意見。如果朱老師去密告我，我就要去唱《綠島小夜曲》啦。

我沒有唬爛，陳映真曾對我說：「你運氣好，晚生了幾年，你若跟我一樣大，一定也關到綠島去了。」

1974年我當兵回來進入政大東亞研究所。選擇東亞所是因為那是全台灣唯一可以看到中共資訊的民間機構，當初建所的目的是培養「對匪鬥爭」的幹部，黨國氣息非常濃厚。所裡因此有兩條路線鬥爭：學者型教授如鄭學稼等主張東亞所走學術路線，其他政客型教授奉行黨幹路線。台灣民主化後，黨幹路線消失，學術路線獲勝，後來的學生有福了。

研二那年，我選修當時蔣經國聘任的政務委員的李登輝，教授「東南亞經濟發展」的課。他上課層次分明、有條不紊、清晰明確，只是英語口音極重，同學都一臉茫然，等他寫在黑板上，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個意思」。他的英語口音，是混合了日語、台語和「國語」的Taiglish，比小朋友的火星文更艱深晦澀，乃是台灣頭號第一「菜英文」，但文法、用字、書寫都沒問題。

李登輝對蔣經國很推崇。他在課堂上經常痛批當紅的、以李國鼎為首的加工出口外貿派，說外貿派吸光了農村青壯人口，促使農業凋敝，而加工出口工人的工資很低，沒有勞動正義，害得農、工都成勞苦弱勢。說到此猶記他疾言厲色、義憤填膺的神色。我們才知道，原來蔣經國時代政府內部是有兩條路線鬥爭的，並非鐵板一塊，李的重農思想當時頗令我們這些幼稚左派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