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學的可能:從德國Chamisso文學獎談起

玉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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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isso文學獎創辦之初主要作為一個平台,使第一代客工對移工生活的描寫得以讓文化之國看看,有人無需歌德亦能在此地度日。圖片來源:Chamisso文學獎官網

日前指考落幕,「移民工文學獎」首次入國文科試題,令我想到2017年德國文學圈的一件要事:Chamisso文學獎(Adelbert-von-Chamisso-Preis)的終止。

德國自詡以文化立國。德語中有「文化國家」(Kulturnation)的概念,即將「國家」理解為「由一群有共同文化並因此感到彼此相關的人所組成的群體」,在這「文化國家」境內,大小文學獎自然繁不勝數。而使Chamisso文學獎獨樹一幟的是該獎項特殊的授獎對象:母語非德文卻以德文創作的作家,此獎項因此以兩三百年前那位母語為法語的德文詩人Adelbert von Chamisso為名。

Chamisso文學獎創建於1985年,對於德國移民文學(Migrationsliteratur)至今的發展居功厥偉。儘管1985年距離第一批土耳其客工(Gastarbeiter)的到來已經過了二十餘年,當時的德國社會仍然對這群南方人抱有排斥。畢竟「文化之國」乃是以文化建國——當然這裡的文化指的是歌德的文學或者舒伯特的古典樂等「高等文化」(Hochkultur),而非街角的旋轉烤肉或清真寺——這群客工無論如何難以被劃入這種「文化國家」的想像中,更遑論在文化圈掌握發聲位置。

因此,Chamisso文學獎創辦之初主要作為一個平台,使第一代客工對移工生活的描寫得以讓文化之國看看,有人無需歌德亦能在此地度日。然而隨著時間經過,Chamisso文學獎的獲獎者越發多元。得獎者不再限於客工獲肯定的創作主題,也超越工人離鄉打拼的典型勞苦敘事,開始蔓延至更多跨文化題材,把玩離散、身分認同、族群融合等課題,處理上更愈發具有文學巧思。

除了文學性的愈臻成熟,Chamisso文學獎在政治與社會意義上也不停挑戰德國文化國家的「文化」定義。中後期獲獎作家諸如移民二代Feridun Zaimoglu、政治犯Abbas Khider、或者主修文學的Yoko Tawada,都能信手書寫流暢優美的德文、甚至自德文古典文學旁徵博引,卻不約而同地透過作品促成換位思考,藉由故事引導德國讀者以文化他者的視角重新觀看世界。當「文化」不再為「文化國家」服務,德國人的國族想像亦必須受到鬆動。Chamisso文學獎三十多年來的獲獎者名單,正是一份德國社會如何多元化的紀錄。因此,當這個獎項宣布終止時,上下一片譁然。

官方的說法是最初的設獎目的已經圓滿達成,故本獎項不再繼續頒發—各位非母語作家們現都已妙筆生花,實力足夠在其他文學獎大放異彩,因此本獎項已無存在必要。贊同者認為這個獎項的結束象徵著「德國國家文學(deutsche Nationalliteratur)已經如此國際化:在生理德國人文學(biodeutsche Literatur)與移入者文學(Immigrantenliteratur)之間已無真正差異存在。」(Radisch, 2016)

姑且不論此處標籤有多令人困惑,將文類以寫作者定義(而非寫作風格、主題或題材),首先就顯得過時。而批評者的主要論述則多質疑這樣的取消理由過於家父長式,並事先便預設了某種德國文學的標準模樣:起初視移民文學為孱弱而需要幫助,於是分給這些人一些關注和獎金,現今移民可以跟德國人寫得「一樣」好,就不再有頒發獎項的必要。雙方幾次論辯未果,Chamisso文學獎仍在2017年落幕。而同時間的德國社會亦是風雨飄搖;難民問題浮現,國內極右派趁勢操作,排外情緒又起。

一元文化或者多元文化?這個長期以來不論在德國知識圈或日常討論都佔據重要地位的價值選擇,或許又要白熱化。文化之國的文學社群對於如此變動又會作何反應,亦值得保持關注。

回望台灣,逐年攀升的移工總數與日漸寬鬆的居留規定意味著台灣也正走向多元社會(以往的台灣除了社會課本的宣稱外,恐怕蒼白得整座島嶼都受華國思維邏輯支配),對於這樣可見的未來,台灣社會將以何種態度面對?應該負起相應責任的知識分子又應該如何參與這個過程?大考中心對於移民工文學的入題表示:「等於國文科非常重視文化,對於這群同樣生活在台灣的重要人群產出的文學,藉由入題來喚醒社會大眾正視。」這份盛情固然令人欣喜。然而是否有一天,移民工文學能不被標籤為移民工產出的文學?不被看作天生需要扶助的文類?也無須道德主義式的溫情加身,本身的多元價值便能使台灣社會珍而重之?

作者在文學與社會學之間載浮載沉,一直還在教自己怎麼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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