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初，由哲學家威廉．洪堡所組織的大學（現今的柏林洪堡大學， HU Berlin），吸納了德國境內三種學術傳統：理性科學、觀念論哲學、基督新教神學。也就因此，德國中產階級成了文化中產階級（cultural middle class）。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近年來，通識教育及公民素養漸漸成為台灣社會與論界的熱門話題。許多人開始在問做為一位關心台灣政治與社會事務的良好公民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以及，有識之士如何可能透過教育來啟發大眾的公民意識？面對這些問題，筆者想藉由將德國的人文學術發展史作為參考對象，再進一步思考現今台灣文化教育與公民素質培養所需努力的方向。
德國文化教養觀念的起源
十九世紀的德國中產階級不同於英國和法國的中產階級，其社會地位取決於教育而非財富。1806年普魯士王國被拿破崙的軍隊於耶拿（Jena）擊敗後退至位於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Koenigsberg，現今位於俄國境內）。在柯尼斯堡期間王室進行了一系列現代化的官僚改革，將具有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納入國家統治機構。在教育改革部分，由哲學家威廉．洪堡所組織的大學（現今的柏林洪堡大， HU Berlin），吸納了德國境內三種學術傳統：理性科學、觀念論哲學、基督新教神學。也就因此，德國中產階級在改革後的大學教育薰陶之下成了文化中產階級（cultural middle class）。
對德國的文化中產階級來說，人格的形塑、培養是整套教育的重點，浪漫派詩人歌德（Goethe, 1749-1832）筆下博學多聞的人物成了最佳的樣板。在德語中，「科學」（Wissenschaft）所研究的對象不若英語世界中的科學（Science），只研究純粹的物理現象，而是將自然萬物視為有機的整體，包括人類的內在精神世界。這樣的教育方式被稱作「文化教養」（Bildung），成為往後的大學通識教育所追求的理想目標。
文化教養走向社會關懷
說到這裡，我們似乎還不知道文化教養與公民的社會參與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事實上，直到1890年代以前，德國中產階級只把文化教養當作私人的事務，對公共事務較少關心（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因為完成德國統一的是普魯士貴族而非中產階級）。1890年代開始，德國境內因為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導致社會產生劇烈的變化。部分學者有感於此，於是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進大學，但直到1920年以前社會科學都無法成為學術主流。主要是因為重視人格培養的傳統無法接受重視實用目的的社會科學，而且社會科學也常常與社會主義畫上等號，在當時將打壓社會主義視為「國策」的德國是不被允許的。
美國歷史學家Fritz Ringer指出，1890-1930年這段期間的德國人文學界處在兩派集團的互相鬥爭之中，一派是以研究貴族政治史以及抽象哲學為主「傳統派」，一派是以社會、政治改革為基礎的「現代派」。
這樣的分裂現象直到納粹黨當政後打壓大學學術自由才告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學界除了開始反省德國走向極權主義的問題之外，也針對當時學界的種種問題進行爭論。有學者認為，德國的文化教養傳統使得德國知識分子只關注個人的內在發展而疏於關心公共政治，才使得納粹黨能夠順利崛起。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極權主義的興起是因為工業化導致的專業分工使人們僅僅專注於自己的工作訓練而缺乏對分辨是非善惡能力的培養。
反思台灣
近來台灣社會產生許多偏激言論，而許許多多同情民眾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批判起來，不問內容只問對象去護航各種「來自底層」的聲音。圖片來源：Pixabay
近來，台灣社會在公共領域的討論越來越熱絡。然而，伴隨著討論的熱絡而來的卻不是公民素質的提升，反而是不負責任的發言越發猖狂。具有群眾魅力的意見領袖對政治社會不滿，竟也放縱自己的偏見跟道聽塗說的社會新聞起舞，宣揚可能將整個民主體制消滅的極端言論。甚至，許許多多同情民眾的知識分子開始自我批判起來，不問內容只問對象去護航各種「來自底層」的聲音。
要改善以上種種現象，筆者在這裡試著提出三點台灣公民社會可以努力的方向：第一，強化歷史知識與思辯能力的教育，這裡指的歷史是具有強烈現實關懷所推動求知方式，不同於歷史神話或歷史消費品。第二，強化民眾的集體認同感和參與感，要避免人們只想從集體社會中撈取個人利益的心態，以及清楚自己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所要承擔的責任，而非只有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才要負責。第三，公民社會應盡可能爭取使人擁有更多私人空間與時間運用的權利，這樣將有助於民眾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自我栽培，以及增加人們在真實的公共領域互動的機會。
作者現職為研究生，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將英國史家愛德華‧卡耳的名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作為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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