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奮戰不懈的克羅埃西亞足球隊在世界盃中贏得全世界的尊敬，我們對這個小國寡民爭取獨立的故事也產生了不少想像。這不過是二十幾年前的事，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早一步邁開，但如今克羅埃西亞已建國成功，國旗飄揚全世界，身著國旗裝的女總統成為世足場上最美麗的焦點。台灣呢？奧運正名還遙遙無期，東亞青年運動會已先遭殃，而我們的女總統呢？也只能低調過境，弄點邊際效益。台灣人見此不免失落，但不見克羅埃西亞的轉型正義其實也充滿問題，值得我們研究。
儘管克羅埃西亞經過高度國族動員的獨立戰爭（1991-1995），統派已不存在，但獨立後歷史記憶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政治議題，轉型正義往往變成政治鬥爭的場域。在以戰爭取得獨立的國家中，這個現象並不常見，但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建立的國家中卻很普遍。這些經過戰爭蹂躪而獨立的巴爾幹諸國，在和平到來之後竟有大量的公民一方面擁抱新的國族認同，一方面又選擇性失憶，對戰前那段黑暗史出現了病態的懷念。
這個現象不能簡單解釋為戰爭創傷的後遺症，而是南斯拉夫解體後，原本應該如東歐其他共產國家立刻啟動轉型正義，但緊接的戰爭壓縮了討論的空間，無法適當處理前狄托政權的罪行。一旦戰爭結束，國族動員的急迫性降低，歷史記憶的爭奪便再度浮現。若仔細分析台克兩地造成社會分裂的元素，台灣除了少打一場獨立戰爭，國族認同尚未鞏固外，幾乎可以完美對應。分歧均源自對二戰歷史的不同記憶，繼之對二戰後極權統治的不同詮釋，極權潰散後的路線之爭、統獨之爭，面對共同敵人所造成的團結與內部矛盾等等。無止無盡的二分法，成為政客做政治動員的最佳工具。
本文先簡單回顧克羅埃西亞的歷史。由於許多事件可信的歷史真相闕如，許多數字成為政治立場雙方的遊戲，例如狄托犯下的1945年布萊堡（Bleiburg）大屠殺，受難者人數從數千到50萬都有人主張，獨立後的教科書記載為30萬，但可信的統計應該是介於7至8萬之間。筆者基於對不同立場均採取保留的態度，以下的討論除非有可信的資料，只以籠統的數字或形容詞代表普遍的認知，如「無數」、「十數萬」、「數十萬」、「百萬」等。
克羅埃西亞悠久的歷史可追溯至希臘羅馬時代，但從未自己建立過王國。
站在首任總統Franjo Tudjman肖像下舉納粹手勢的克羅埃西亞國族主義者。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首任總統Franjo Tudjman（1922-1999）於1991年宣布獨立時，驕傲地說，克羅埃西亞人千年的建國夢想終於實現了。其實這位歷史學者出身，被公認為國父的領袖隱藏了一個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實，第一個獨立的克羅埃西亞國不是在1991年建立，而是在1941年建立的獨立國家NDH（Nezavisna Država Hrvatska）， 即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1941-1945）。這個短命的國家雖然被理解為納粹的魁儡政權，但那確實是一戰後克羅埃西亞建國運動 Ustasha努力以求的理想國。Ustasha是一個從事恐怖主義的建國組織，也是克羅埃西亞近代國族主義的濫觴，完全抄襲納粹的意識形態，是NDH的掌權者，屠殺了無數的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猶太人等。這不是一段光榮的歷史。
隨者軸心國的戰敗，取而代之的狄托共產黨政權則又是另一個極端。狄托大搞秘密警察與領袖崇拜的本領，絕不下希特勒。簡單的比喻，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相當於在台灣的蔣中正。戰後的狄托，成為南斯拉夫的民族救星，世界的偉人，不但人格絕對的完美，知識上更是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等，當然也成為永遠的領袖，享受絕對的權威。1980年過世時舉國哀悼，人民如喪考妣。
狄托倚靠莫斯科的關係迅速崛起，在二戰中成為反抗軍領袖。戰後狄托一方面靠誇大解放軍的戰功與妖魔化Ustasha政權來增加自己的傳奇，另一方面掩蓋自己政權的殘暴本質。在狄托的政權下，很少人知道1945到1948之間，狄托的解放軍屠殺了多少Ustasha軍民，包括大量的婦孺。前面提到的布萊堡大屠殺只是其中之一，那是1945年五月德國投降後，數十萬Ustasha政權的部隊與難民原本打算向英軍投降，但最後在奧地利邊界的布萊堡由狄托的軍隊接收，狄托下令屠殺。這是歐戰結束後第一件集體屠殺的慘案，在狄托政權下是禁忌的話題，就像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228好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
戰後狄托與史達林在1948正式決裂，在冷戰對峙中一個主要共產國家不與華沙集團結盟，很容易得到西方的支持，但狄托的高壓統治與任何共產國家無異。為了統治族群複雜的南斯拉夫，狄托以泛斯拉夫主義壓制所有的國族意識，更以反法西斯復辟為大旗，對異議分子、政敵、知識分子無所不用其極的迫害，甚至追殺到海外。狄托政權下的犧牲者到底有多少？眾說紛紜。根據專研20世紀「民眾殺戮」（democide ，即非武裝衝突中的計畫性屠殺） 的學者Rudolph Rummel 估計，犧牲者高達260萬，其中60萬是1945年戰後對平民的殺戮。
在國族正確的氣氛下，懷念狄托的Titostalgia與懷念南斯拉夫的Yugostalgia仍大有人在，否則當狄托的孫女（見圖）用輕浮的態度諷刺狄托政權的死難者，也不會瞬間得到大聲喝采。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南斯拉夫雖然獨立於蘇聯之外，但蘇聯1989年解體後，狄托一手打造的社會主義天堂同樣受到挑戰，各邦的國族主義正式爆發。克羅埃西亞的國族主義者從Ustasha的歷史找到信仰的源頭，然而為了挑戰前南斯拉夫的意識形態而與Ustasha聯結，相當不智，成為日後反國族主義者的攻擊點。
其實克羅埃西亞國族主義在反法西斯的年代便已開始醞釀，早在60年代後期便出現「克羅埃西亞之春」，這個運動在1971年遭到狄托政權強力打壓。之後成為首任總統的Tudjman原本是任教於札格瑞布大學（University of Zagreb）的歷史學者，當年也因參與「克羅埃西亞之春」而入獄，第二任總統Stjepan Mesić亦然。「克羅埃西亞之春」雖然失敗，但也促成了狄托於1974年制定新憲法，給予共和國更多自治權利，國族主義進一步找到蟄伏的場所。
狄托死後，Tudjman再度鼓吹獨立而於1981年獲罪入獄。1989年受到蘇聯解體鼓舞，建國的情緒高漲，許多克羅埃西亞人紛紛由傳統的社會主義信仰者轉變為國族主義的追求者。早已從解放軍的將軍轉變為學者，再轉變為國族主義者的Tudjman於1989年創立HDZ（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在1990的議會改選中以國族主義做為競選訴求，贏得議會多數，成為南斯拉夫邦聯內的克羅埃西亞總統。但另一方面，克羅埃西亞高漲的國族主義也同時引發境內塞爾維亞人的恐懼，傳統左派知識分子亦從同情轉為負面的態度，形成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持續至今。
很不幸的，這兩個陣營各自回到歷史的黑暗面尋求合理化，一邊成為Ustasha的辯護者，有如宗教般的護教士（apologist），並強調狄托政權對Ustasha的迫害甚於它所應得的；另一方則以獨立戰中的罪行對照狄托時代的美好時光，認為妖魔化狄托政權只是為了掩蓋國族主義者不堪的過去與戰爭所帶來的痛苦。台灣是藍綠分裂，在克羅埃西亞則是紅黑分裂，紅色為傳統的左派政黨，黑色代表克羅埃西亞國族主義，來自Ustasha黑色軍團（Black Legion）的制服。黑營指控紅營賣國，紅營指控黑營法西斯，毫無對話的可能。
Tudjman於1990年取得議會多數後，旋即展開制憲運動，於1991五月推動獨立公投，同年六月宣布獨立，與塞爾維亞人的軍事衝突全面升高為克羅埃西亞反抗南斯拉夫的獨立戰爭，戰爭延續4年7個月。戰爭期間國族主義者得以跳過轉型正義的檢驗，不經和解，直接取得論述完全的正當性。獨立戰爭之後政客各自回到政治的場域，克羅埃西亞能繼續逃避檢驗嗎？
對仍須依賴國族主義提款的政客而言，移除狄托的雕像並不困難，政府每年盛大舉辦布萊堡屠殺紀念會也不是問題，但麻煩的是不知如何處理穿著Ustasha軍服的示威者，不知如何清除仍在腦海深處的狄托情結。毫無疑問，在國族正確的氣氛下，左派或許低調，但懷念狄托的Titostalgia與懷念南斯拉夫的Yugostalgia仍大有人在，否則當狄托的孫女用輕浮的態度諷刺狄托政權的死難者，也不會瞬間得到大聲喝采，反而把主張清算狄托政權的前HDZ黨魁Tomislav Karamarko打成極端份子。這是一段Karamarko對記者說的話：
「克羅埃西亞的悲劇與畸形，就是我們用不同的屈光鏡看待極權主義 …… 即使在今日，許多人仍喜歡以狄托為街道、廣場命名，甚至在辦公室裡擺座狄托的雕像。」要拿掉屈光鏡的辦法只有一個，落實轉型正義，遺忘與炒作，都是讓社會將來付出更大代價的毒品。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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