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是中國命運的轉捩點。當歐美因為金融風暴而焦頭爛額，不得不求助於中國時，北京奧運將中國的民族自信心推上了頂點，寬鬆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使得中國安然渡過金融風暴，中國開始逐漸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積極對外擴張政策，決定了今日美中經濟戰的框架。
2012年2月習近平在成為全國最高領導人之前，以副主席的身份訪問美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明白對美國釋放訊號要改變兩國的國際地位。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自改革開放起，中國的經濟成長主要來自大量的資本投入，這並不稀奇，十九世紀的德法俄如此，二十世紀的日台韓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也是如此。但是這種增長模式無法長久持續，當資本生產力下降而本國技術與先進國家縮短之後，就必須從投資驅動的模式轉變為創新驅動，中國也是如此。
但是要將利潤來源從大量製造的效率租轉變為創新的熊彼得租並不容易，因為2008年之後，中國大量投資在低生產力的項目，不但使得總要素生產力從佔GDP的20％ 降為負值，非金融債務更從佔GDP的140%以下增加到超過300%，不但經濟成長難以為繼，甚至有發生本土金融危機的風險。
而好大喜功的習近平，自上任起就對美國世界領袖的地位發起一連串的挑戰。
2012年2月習近平在成為全國最高領導人之前，以副主席的身份訪問美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明白對美國釋放訊號要改變兩國的國際地位。2013年在與菲律賓的南海爭議，不理會國際法庭的仲裁，更提出「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上與美國對抗；2014年在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後，與俄國簽訂石油協議補貼以對抗國際對俄國的經濟制裁，不僅如此，在美國對伊朗與北韓的經濟制裁中，也如法泡製。中國認為歐巴馬軟弱無能，甚至在2016年歐巴馬訪問中國時，在空軍一號的客梯上對歐巴馬刁難，將美國媒體甚至國家安全顧問Rice隔離在外，中國官員對美國官員大吼道：「這是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的機場。」並受到政府與媒體的大肆讚揚，中國的自信心達到頂點。
川普的上台標示兩國關係的改變。川普一開始發動的貿易戰，中國並不確定川普的真正意圖，透過各種管道接近川普團隊。之後研判川普的商人本色可以用利益擺平，所以回應相當陳腐，一方宣傳中國必成最大贏家，另一方面認為只要多向美國採購，並且針對川普的票倉報復，軟硬兼施下可以消除危機。
不料川普政府貫徹2017年將中國由戰略夥伴轉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2018年突然與北韓達成協議，美國國會更接連通過《台灣旅行法》與《國防授權法》，罕見成為兩黨共識。這時中國仍寄望於川普對世界各國發起的貿易戰，給予中國與各國結盟對抗美國的機會，也在歐盟分別與日本、美國的零關稅協議以及WTO對中國侵犯智慧財產權等指控中幻滅，中國不僅未能洞燭機先理解川普政府已經從貿易戰升級為經濟戰，更對看似毫無章法的川普束手無策，更持續以寬鬆政策來應對危機。
為什麼在川普對世界發起無差別的貿易戰後，習近平在無比自信中卻左支右絀，回應如此遲緩而僵化？這有幾個原因：
首先，中美雙方應戰的工具並不對等。由於貿易戰仍在進行中，雙方增加關稅的項目與稅率仍在變動，使得估計成本十分困難，不過就公佈的計畫來說，以損失佔GDP比重來說，中國損失可達美國的5-10倍，這還不包括中國貿易之外的損失。中國的產品相較美國的替代性高、缺乏關鍵技術、對美元商品與美國市場的依賴，而且大量官員的財富藏身於美國等因素，限制了中國報復的手段、強度與回應速度。
其次，從個人決策的角度而言，過去一百年來對決策過程的研究發現，即使面對環境劇烈變遷，還是有些人無法跳脫既有的決策模式，只能以僵化的方式反應，這與幾個因素有關：年齡、人格、性別和價值與習慣。大體上而言，超過一定年齡之後，年紀越大，決策模式越難改變；而且越具有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者，決策模式越僵化；同時男性比女性僵化，這三者大約都與習近平的決策圈相關。最後則是價值與習慣，上星期聯合國反種族歧視委員會副主席批評中國當局將新疆數百萬穆斯林關入再教育營的批評是相當典型的例子，中國代表除了否認再教育營的存在（儘管存在衛星照片等證據），宣稱這是給犯罪份子融入社會的機會之外，在交給聯合國的報告中，竟然在一個關於普世價值的質疑中，以新疆GDP的增長為自己辯護，中國官員習於以利益的框架看待各種事物，也容易造成反應模式的僵化。
從組織決策的角度而言，當組織受到威脅，而產生資源與權力的焦慮時，決策者更容易依賴過去的知識，甚至減少資訊的複雜性，以便放入既有的框架中理解。習近平剛修改憲法成為中國最有權勢者之後，面對川普前所未見的威脅，與內部可能的金融危機時，出自對權力的焦慮，反而會更依賴信任的資訊來源與過去的知識與經驗，因此與一般認知相反，反而更可能對複雜的資訊以及資訊處理模式加以限制，更依賴既有的回應模式，而產生僵化的反應。
其次是決策者更可能認為需要回應外界的威脅以及降低對權力的焦慮，而要求更加集中權力與資源，而非更加分權。事實上從習近平反對李克強而要求將國企做強做大開始，就注定中國經濟成長將受到享有國有銀行資金優勢的國企所拖累。如同毛澤東，習近平長於權力鬥爭而疏於治國，他的權威性格與權力鬥爭的經驗，會使得在面對危機與挑戰時，更不相信分散的制度與市場，而更要求權力與資源的集中；更麻煩的是，習近平這些年來集中權力，將個人與黨及國家綁成三位一體，回應環境劇烈挑戰的方式，會受到問責等權力分配因素的影響，降低中國會對環境劇烈變動的適應性，因此除非中國在政治與經濟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否則習政權將對川普的挑戰以更保守的方式回覆，而不會如某些中國自由派所想像的，如果柯林頓將中國引入WTO的世界經濟體系無法令中國更加民主，那麼川普直接的經濟挑戰，也無法達成這個目標。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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