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Populism）依維基百科的解釋，是最沒有精確定義的社會科學名詞之一，它通常是菁英主義的反義詞，希望由人民直接決定政治事務。但在台灣卻變成罵人的形容詞，特別是有一些人在自己主張的道理和民意支持都不如別人時，用來反罵別人沒有道理甚至未得多數人民支持的用語。道理和民意爭輸了，只要罵對方是民粹就可以模糊問題或至少自己阿Q一番。這現象若用實例來看，常不難明辨是非。
有人說核四不是公開討論後決定停建，而是由於林義雄先生絕食的壓力而封存，乃是民粹治國。這說法忽略了核四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討論。圖片來源：達志圖庫
前一陣子郝龍斌先生在兩岸自由貿易論壇中說：「台灣悶經濟最大的難題是什麼？答案是民粹，而不是經濟」（2018年6月13日《經濟日報》）。他如果只說這句話那也許並不算錯，因為民粹沒有精確的定義，而台灣那麼多經濟問題和意見，總有一些可以被稱為是民粹。但他卻再進一步說反對國民黨2012年推出之「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是民粹，於是暴露了他既不懂自由經濟示範區，也不懂什麼是民粹，而只是用民粹罵人的真相。
當年有很多人反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不只我寫了很多篇文章從學理說明該政策為何不是正確的政策，企業界也有很多人批評。單就該政策要給區內企業租稅減免獎勵一項來說，我即指出那會對區外同類廠商造成不公平競爭，會使一些區外廠商改到區內投資，而造成該政策表面上吸引到投資，實際上卻只是浪費資源和稅收去讓廠商搬遷位置。
有企業家更直接指出，若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好的，進到裡面的廠商該願意納更多稅，為何反而要用減稅來吸引人去？連馬政府內閣中也有人極力反對隨便租稅減免。然而馬政府卻一直未能據理裡反駁這些批評，反而以批評者「比中共的左派還可惡」這種情緒謾罵來回應。郝龍斌先生不懂經濟，也似未看這些講道理的評論，就把反對意思說成民粹是太草率了。真正不講道理或民粹的不是反對者，而是講不出好道理卻只用「自由」一個詞就宣傳要人民接受政策的人士。
郝龍斌先生說「台灣市場資金不足，但過度恐中，對大陸資金提高門檻，設限拒絕。」這句話也顯示他的外行，因為即使認為台灣很不好而缺很多東西的人，也知道台灣不只不缺資金，而且還有資金太多的問題，銀行現在就有超過十兆的過剩資金或濫頭寸。至於人民是否該恐中對接受九二共識的郝先生而言是無法理解的。
郝龍斌先生又說：「自由貿易是大是大非的是非題，但在民粹的壓力下，幾乎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導致經濟停滯不前。」郝先生曾和我一起在扁政府工作，我負責經濟規劃，他負責環保，當時相處合作愉快，我認為他既不笨也非壞人，但他這句話仍是外行。而用「自由」、「大是大非」這類簡化語言，而非具體道理，來鼓吹自己的主張，恰是民粹式的做法。
國際貿易的教科書是提到一些自由貿易的好處，但也提到更多的壞處和副作用，所以極少國家會採取完全自由貿易的做法，大部分國家都會依實際狀況採取一些限制。把自由貿易說成是「大是大非」好像不能有不同意見，其實就是索羅斯（G. Soros）和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 E. Stiglitz）所指責的市場基本教義派，也就是「意識形態」而非道理或學理。自由經濟是否最好及該有什麼限制較好的問題很複雜，也因實際情況而有不同，很難三言兩語說服已相信某種意識形態的人。想繼續主張自由開放最好的人士請不必找我。史迪格里茲在其《失落的未來》（Free Fall）一書中，用了一整章來說明自由放任不是最好的學理，仍主張自由貿易是大是大非的人請去看那本書，直接挑戰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較有成就感。
台灣批評別人民粹還有更複雜的情況，那就是並非完全不講道理，而是用局部看似有理的說法而忽視別人的道理。例如有人說核四不是公開討論後決定停建，而是由於林義雄先生絕食的壓力而封存，乃是民粹治國。這說法忽略了核四三十多年來已有許多討論。而當時政府在說要公投之後卻又直接決定封存，也可能是因為瞭解了核四不可行的因素，以及知道多數民意已反對核四而公投必過（？），林義雄先生的絕食只是給政府一個下台階而已，不能說當時的政府或林義雄先生是民粹。
也有人說如果多數民意違反社會的「客觀利益」，則民主便可以被指控為民粹。這畫看起來有點道理，但關鍵在於社會的客觀利益是由誰來決定？有很多政策問題涉及許多層面的利益，而不同層面的利益常無法用科學或客觀的方法來比較其相對重要性，因此也就無法客觀說哪種政策的社會利益較大。以核四為例，贊成者心中的社會利益常以生產和經濟為主，而反對者卻更關心生命安全，真正客觀的人絕不敢說一條人命或一年的恐懼值多少錢，因此也不敢把這兩個不同的利益任意加總為一個「客觀的社會利益」，而據以做決策。說自己客觀而罵別人民粹的人，通常是只看自己重視的那個層面而否定別人眾是的那個層面。
解決這種觀點不同之爭議的重要方法就是民主，在各方充分表達及提出論據而無法有定論之後，該由每個人民自己判斷不同目標的重要性而依民主方式做選擇，不是由某個人自稱是專家或代表客觀社會利益來獨裁地選擇，或罵不同意且和民主的選擇是民粹。1985年核四爭議初起時，曾有部長主張這應該尊重專家的意見，還說核能有益出口所以要建核四。當時我即在《自立晚報》寫了兩篇短文說明了人民不只一種目標，核四應在充分討論後依民主程序來決定的主張（《自立晚報》1985年4月13日，〈專家政治的限度〉；4月20日，〈不惜一切為出口〉）。沒想到，三十多年過去，核四還在爭論，還那麼多政治人物和資本家依據片面的理由甚至私利，而罵不同意且甚至多數意見是民粹。
作者為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台灣知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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