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指出，「男性、無婚姻、獨居、失業、缺乏親密友人等特質」是屬於犯罪高危險群，有可能虐童、隨機殺人。為了強化婦女與幼童安全，應由醫療與社福機構訪查，以掌握這些「不定時炸彈」。這種歧視性言論引發爭議。丁守中原先宣稱這是根據大數據的調查，後來改口是引用衛福部的研究報告，最後他趕緊公開承認失言，避免持續影響選情。
日前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指出，「男性、無婚姻、獨居、失業、缺乏親密友人等特質」是屬於犯罪高危險群，有可能虐童、隨機殺人，輿論譁然。圖片來源：Youtube華視新聞
丁守中的聲明強調，如果造成某些人的不舒服，他願意道歉。講白了，他在意的是那些經常自稱是交不到女朋友、找不到好工作的肥宅，因為他們的聲音往往主導了網路論壇。將鄉民一股腦兒打成變態罪犯，等於是向天下網民宣戰，肯定是不智之舉。事實上，在晚近台灣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爆發之後，一些政治人物經常將問題指向那些單身獨處、缺乏親密關係、沈迷網路遊戲的男性，要求積極管制這些「邊緣人」。根本不需要大數據研究，亦或引用官方資料，丁守中只是想討好飽受驚嚇的家長選民，他保證已經找到潛在犯罪份子，接下來只要緊盯著他們，台北市小朋友的安全就可以受到保障。
候選人要爭取各界選民的支持，本來就是民主選舉的常態，也是政治改革的動力之一。不過，丁守中的改口顯然只是著眼於歧視所帶來的「不舒服」，而沒有意識到更嚴重的標籤化（labeling）問題。
歧視即是先入為主的成見，以某些人所屬的的群體特性（獨居、失業），來推論其個體行為（虐童、隨機殺人）。很多普遍存在的歧視並不是不符合客觀現實，男性的犯罪率與自殺率通常比女性還高，但是這不是因為有睪丸比有子宮更為危險，而是因為男女的社會處境不同。歧視的宣稱有可能是符合經驗事實，但是因果推論卻可能是錯誤的。獨居失業男子容易犯罪，但是原因很可能是來自於更廣大的社會因素。很有可能他本身是來自於弱勢家庭或是偏鄉地區，如此他才獨居與失業，而進一步走上犯罪的不歸路。因此，歧視的問題並不在於錯誤指控，而是不負責、取巧投機的鋸箭法。要監控獨居失業男子，總是比消除家庭弱勢或是城鄉差距更可行，就如同治標比治本更為容易。
如果說歧視是笨，那麼標籤化則是十足的壞。一項社會科學的根本發現即是，我們的生活是高度依賴於我們所共享的想法與認知，而不只是立基於某些客觀現實。主觀因素是重要的，因為我們經常依循這些規範與期待，而調整自己的行為。我們如何認識與理解這個社會，其本身就構成了這個社會的一部分。因此，社會科學經常提到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之現象。也就是說，當一個未來的台北市長宣稱其獨居失業的男性市民是治安危害時，其後果就是促成其宣稱的實現。一旦這樣的言論被公然表述，而且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獨居失業的男性有可能備受排斥，使得他們處於更為邊緣化的情境，因而更願意鋌而走險。其他市民也將他們當成潛在罪犯，不願意聘用、貸款或是租賃房舍，如此將會加劇其邊緣化的處境。
標籤化作用已經在社會科學成為既有的發現，許多大學一年級教科書都會提到。犯罪學研究有個標籤化學派，他們強調偏差行為並不是因為其本身是邪惡，而是來自於強勢社群的看法與定義。美國都市黑人男性之所有高犯罪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別人認為他們容易犯罪，因此，他們特別容易被逮補與判刑。社會工作研究也很早就是發現了所謂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的現象。政府提供的各種救濟措施，原先只是為了協助身陷緊急苦難的公民渡過難關，但是施行結果卻創造出一群不願自立自強的依賴者，他們被認為、也被期待成為永遠的弱勢者。
上述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是源自於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時序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些重要的發現不可遺忘，也不能因為政治利益，而扭曲學術研究成果。我特別強調這一點，因是為丁守中長期在台大政治系担任兼任教授，算起來也是社會科學院的同事。以其的美國博士的學術資歷，丁守中應該不會知道標籤化的問題。我期待他回歸學術研究的求真求實的原心，不要成為媚俗反智的政客。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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