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級前段班的我，小時候聽過一段相聲說：你讀的地理都變成歷史了，至於你讀的歷史都成了小說了！
臺灣目前負責大學層級歷史研究且有留學美國經驗的師資，除了歷史系之外，亦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東亞系。在研究的脈絡上，東亞系主要是研究中國、日本、韓國與臺灣的歷史、語言、文化也旁及政治與經濟脈絡的統合研究。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從小在臺灣各級學校的歷史課強調：學習歷史乃是為了瞭解民族國家的過去，與先烈建造國家的辛勞。小時候讀這些部編本的教科書時，背誦之餘也總是很好奇，如果民族、國家與領袖真如課本裡講得那樣英明偉大，那為何歷史課本裡不是強調跟我們很遙遠的盛世，不然就是充滿了挫折與「自虐」的描寫？還有總是懷疑，都說讀歷史要「知得失興替」，請問我們需要知道的興替只有帝王將相跟才子佳人的嘛？讀歷史無法因此更了解普遍的人性嘛？
2013年回台任教的時候，系上一位前輩問我打算開設的課程，我答道：除了研究所的歷史人類學課程外，我最想把在美國任教時開設的「東亞史」帶回來臺灣。從2013秋天到2018年的春天，連續十個學期在大學部開設了通識課：東亞現代史。每一次的選課人數都有一百五十人以上，這十個學期來，我從學生的身上學習到了非常多。感覺上，也完成了當年對自己的一個期許。
不管是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或是任教過的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的師資分工，往往是以時間跟所關切的地域與主題為區分的標準。以布朗大學為例，東亞史方面是把中國史與日本史獨立成各一個學期，由兩位系上資深的教授負責。對我比較明顯的衝擊，首先就是何以在臺灣需要花六年學兩遍框架幾乎一模一樣的中國史，在美國竟然只能用一學期的時間去講完。2005年第一次擔任中國通史的討論課助教時，跟我的指導教授，同時也是美國當代著名宋史專戴仁柱（Richard Davis）教授開備課會議，席間有一位加拿大同學抱怨道：中國歷史這樣長，內容也這樣多，才一個學期怎可能教得完？這不是開玩笑嗎？記得戴教授笑著回說：沒錯，一定講不完。所以一定得要能講得很有概念，才能透過貫通去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可以啟發他們對歷史的普遍興趣！
另一個比較大的震撼是，到了美國我選擇以現代日本史為副修領域後，這才發現：身為臺灣人，我們其實對日本的現代歷史瞭解得非常少。我印象最深的例子就是，日本史老師指定我讀一系列關於明治維新的英文著作，我這才理解明治維新並非是神話。日本人事實上花了很大的力氣，才取得被中國與臺灣神話化的過去。
以我所知，美國大學歷史系大多是以歐美史的研究為強項，比較有規模一點的歷史系，一般來說會有各兩位分別為前現代與現代的中國與日本史的師資來組成東亞史教學與研究陣容。至於臺灣的歷史系，除了相對少數的世界史師資外，雖說近年來已經補進不少臺灣史師資。但相對而言，研究中國史的老師仍是多數。因此與其說是歷史系，不如說是中國歷史系。另一方面，以我所知，臺灣目前負責大學層級歷史研究且有留學美國經驗的師資，除了歷史系之外，亦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東亞系。在研究的脈絡上，東亞系主要是研究中國、日本、韓國與臺灣的歷史、語言、文化也旁及政治與經濟脈絡的統合研究。我們可以說東亞系乃是二戰以來美國的「瞭解你的敵人」到冷戰時期的區域抗衡思維下的歷史產物。但觀察近年來東亞系的轉型，其實也反映了自197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高度發展的歷史現實。
剛取得博士學位要在美國找工作的時候，我發現大多數的教職工作，雖說會鎖定特定的領域專家，但除非是很大的歷史系（例如柏克萊大學、哈佛大學等），不然，系上的課程設計則往往都會希望可以開設東亞國家的歷史課程。在美國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學者，以我所知，在一個主修與兩個副修（所謂的主修即為博士論文的撰寫方向; 副修則為可以教授的領域）的選擇上，也往往會把中國與日本的歷史搭配在一起。
2010年到了康乃狄克大學任教後，康大歷史系跟多數美國其他學校的歷史系一樣是把中國史跟日本史當成東亞史的重要組成。但跟之前的經驗很不同的是：康大歷史系對東亞史的規劃是把中國跟日本合在一起講，在一年的時間裡，第一學期要從遠古講到十九世紀，第二學期則是要從十九世紀講到現在。等於說不是用臺灣所習見的朝代史，同時也不是用中國中心的方式去組織課程。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除了語言的藩籬讓一般的美國學生難以深入外，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歷史是針對時間而非國家的學問外，就學生在大學裡對知識的追求這件事情上，他們還有非常多其他的東西需要學！
到了康大，系上是以現代中國的領域聘我，我除了負責現代中國史的課程外，系上要求我去接「東亞通史」課程。面對前來學習外國史的美國學生，第一堂課，我總是喜歡半開玩笑地問：東亞的歷史很長，但請問各位覺得東亞的歷史會有多少年呢？總是記得有一個學生很認真地答說：一萬年吧？我也總是喜歡問他們：為何來學這門課？幾年的經驗下來，所收集到的答案，除了是因為系上對學生多元選課的要求外；最常聽到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可以透過學習亞洲的歷史來去多瞭解他們。
來自教學現場的挑戰，往往是如何讓他們可以更瞭解東亞歷史發展的自身脈絡，而不是讓他們以習慣但不自覺的文化相對論去「收集」另一個只是他們之前不瞭解的文明發展的過程。簡單地說，在教學現場裡，我不能只是對美國學生說：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或是說中國現在已經發展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強權，所以讓我們開始好好學習與敬畏他們的歷史！
在備課與教課的過程中，事實上，我常在思考的問題是：要如何講得有概念？要如何講得讓他們對歷史的思維方式感到興趣？要如何讓他們能正視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所想遮掩的傲慢，從而可以更具備對人性的普遍理解能力？從而可以更有自信更具包容心地去面對這個世界的紛擾。對此，我總記得在康大教書時的這一段臉書貼文，我也總是喜歡用這一個故事去跟學生透過歷史的學習所想建立的人文精神可以是什麼：
2013/4/9每年講到1970年代的中國，我最喜歡給學生看張藝謀的《活著》。教了幾年書了，每年總有學生喜歡跟我聊這一部電影。
今天下了課，準備回家的路上。班上有一個學生跟他女友剛好跟我一起走。等到他女友走向另一個方向後，那個平常總是看起來很無所謂而且超喜歡打XBox的學生低聲地跟我說：他剛看到鳳霞難產過世那一段，竟也掉下淚來。
然後我就在想，人文素養不就是這樣嘛？那怕是看到遙遠的外國人的苦處，若懂得苦人所苦，還可以觸動了自己內心那一塊最柔軟的地方，這也不枉費有受過教育了吧！
記得在上文之前，那時的台灣各界正因為釣魚台問題氛鬧不已。但也正如臺灣許多其他問題一樣，正在被不同的固定立場所塗抹遮蔽，但真正的論辯卻不能也不想在公民社會的領域進行辯論的展開，進而取得新的方向，並因此達到鞏固民主制度的作用。我也還記得那一學期的最後一堂課，我講完review session後，回到住處，我寫下了這一段話：
2012/12/6
昨天上這學期兩門課的最後一堂課。看到最近台灣的時事，想起廿幾歲時的自己。所以總結的時候，我不無感慨地跟我的學生們說：我真得很幸運，可以有機會當你們的歷史老師。正因為要教你們，我必須跳脫「民族國家」、「族群認同」與蒼白的「啟蒙思維」所產生的「黨同伐異」對不管是中國或是台灣人民歷史書寫的汙染。也因為是你們的歷史老師，我因而有機會用探討在你們生活世界另外一端的人的經驗所產生的意義與價值去思考歷史。我真得覺得我非常幸運！我也真誠地希望，你們跟我能有一樣的感覺！還有，我還真是喜歡上課的時候跟你們一起接力講冷笑話！
回來臺灣工作後，偶爾讀到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文字，我這才想得更清楚了作為一個歷史老師，我用以組織每一堂課的概念以及所想用來引起學生思考的方法，其實都還是來自我自己與學生的作為一個人持續對過去發問的成長經驗：
所謂的老師，……，並不是一個知道怎樣去教未知的人，而是可以把學生心中的某種問題，重新再創造出來弄清楚，以此為工作的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的策略是把學生無法用語言說清楚但知道的事情，由他來做確認。他們所專擅的事情是把人們心中壓抑著、阻礙對真知更了解的各種力量，將之破壞。這就是為何老師要比學生問更多問題的理由。（ 大江健三郎，《為什麼孩子要上學》，台北：時報出版，2002）
這樣不斷師生之間不停的思索，不管是對過去人事物的批判還是孺慕，但都是讓歷史的學習讓人有興趣的重要因素。背景不同的學生都總是會問到：歷史有何用？或怎樣用？與其說無用為大用等解釋，我總喜歡說：道理很簡單，正因為今天會結束，明天也會結束，只有昨天永遠不會結束。為了要活得更明白，我們更需要了解歷史。
但換句話說，只是強調「溫情與敬意」去思考單一國家民族的史觀，還足以回答我跟學生對教科書裡所傳達的來自過去的「訊息」所產生的疑惑嘛？遇到論辯進行的時候，除了顯然威權加持的「事情就是這樣」的過去教科書裡的歷史又可以給年輕一輩的學生多大的幫助？
歷史是以證據和理性進行的激烈辯論，教科書卻讓學生以為歷史是必須學習的的事實。（ James Loewen，《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台北：紅桌文化，2015）
但一牽涉到歷史問題相關的辯論，卻往往因為現行「考試領導教學」的桎梏，進而導致歷史往往與表面上「知興替」但實際上在進行「說教」的狀況下。歷史的複雜性因此被低估，歷史對人類追求自由的過程所引發的作用遭到擱置，甚至變成「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臺灣與中國都曾面臨相似的困境：
我們的教科書有些問題，就是忽視基本史實，直接給政治結論。這樣不是在給學生增長知識，而是灌輸政治意識。說教多了，學生會有逆反心理。歷史就應該講故事，歷史學者應該研究真實的歷史，就別去參與說教了。我在歷史面前誠惶誠恐，以肅然起敬的心態做研究，因為我深感責任重大。──沈志華（1950─），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史專家
很長的一段時間，身為教育者仰賴權威去遺忘而低估了學生的逆反心理，從而相信國家有責任教給學生所謂「正確的歷史」的鬼話。但卻忘記了，如何讓歷史不受政治的影響，「公民有權力學習不被操縱的歷史」，方才是讓歷史不被工具化而繼續引人關注的重要辦法。
可以怎樣做呢？今日台灣的學生真得只會被動地接受老師或官方乃至於媒體的歷史解釋嘛？學生真得都不會具有反思的能力嘛？但如同以色列著名的科學家Ehud Keinan所提出的觀察：台灣學生能力不弱，缺得是表現空間。下文我想引用一位大一學生期中報告的佳句，對於歷史他有觀察如下：
我認為我們的歷史教育著重事情，而沒有把一個歷史人物當成一個活生生、有感情、會哭、會笑的活人看待，讓學生設身處地的學歷史。我們應該給學生背景知識，然後思考如果我是蔣經國，我會怎樣統治？如果我是鄧小平人生如此跌宕起伏，我是不是能從陰霾中站起來？如果我是當時的學生，我會不會參加五四運動，有什麼因素或壓力讓我參加或不參加？就像我們現在上課的討論。如果我們可以多做這一類的思考，我們便不會偶像崇拜，威權崇拜，我相信台灣的威權遺跡將會隨著更多人的思考，而變成真正的歷史。
2015年的春季，同一門通識課的學生寫出以下的句子，讓人覺得沒白忙一場：
地質二 我才明白一個社會下，不是只有一種風貌。中國革命後不是美好的、全新的未來；日本明治維新並非神話，它是犧牲地方權益的結果；美國接手後的南韓，不是自由民主的社會，軍人專權使人民流了很多血。我在歷史課本上讀到的，是政府想讓我看到的，會讓人忘記時代衝撞下的人們，是活得多麼辛苦、多麼精彩！透過中、日、韓再來看今日的台灣，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們對台灣的社會抱怨連連，卻不問如果要轉型，我們會失去什麼？雖然台灣人喜歡自己和自己吵架是不爭的事實，我開始欣賞這種現象。在這裡，想當台灣人？很好！但如果不想當台灣人，也沒關係。在這裡，愛國主義是選擇，不是教條。赫胥黎的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描繪一個人人都快樂的社會，第一次閱讀時的我，無法理解這個社會有何毛病。然而現在我開始明白，在人人都快樂時能夠選擇不快樂、在家家都愛國時能夠選擇不愛國，是真正的自由。
另一批通識課學生佳句，也都寫得很有意思：
社會一現代人評價歷史人物，常犯兩個錯誤：一是拿現在的標準、價值觀要求舊時代的人；二是把歷史人物從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罔顧他們身處的大環境，不考慮他們的背景家世、成長經歷和處境，直接以他們的一言一行和成敗得失蓋棺論定。這樣，對歷史人物很不公道。
社會學相信個人的行為、選擇較多的是受社會制度、文化和整個大環境的支配，所以社會學不會過多地譴責單一的個人。社會學認為人的行為和思想，有形無形，都是被社會制度、文化和整個大環境型塑了的，只是一般人習以為常，渾然不覺罷了。經濟學更乾脆，假設人都是一樣的，都是自私、理性的。在經濟學看來，一種米之所以養出百種人，不是人有好壞善惡之分，不過是人人所處的環境、局限不同罷了。歷史的經驗似乎也是這樣看。歷史之所以有借鑒作為，是因為人性在面對相同的情況時，不同的人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麽歷史總是不斷地重演，也是為什麽人總是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了。
所以評價歷史人物，要把他們放回他們身處的大環境，考慮他們的背景家世、成長經歷和處境，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設想。這樣想，多半你我不會對他過於苛責，因為互換位置，將心比心，在他面對的選擇和局限下，你我很可能和他一樣選走同樣的路，卻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多、更好。
國家是座巫術的大花園VS明治維新
談到明治維新，教科書中所談到的，讀起來似乎有種「光環感」，會讓人下意識地認定這是個偉大的、燦爛的、成功的工程，既富國強兵，也帶給社會現代化的新氣象。然而，也似乎很少問自己，新制跟舊制實質上的優缺、新制的實行背後是否隱藏什麼推力。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國家是座巫術的大花園」，這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而我個人對其的解讀是「大花園」指國家的外觀，可能是一個國家外表美好或強大的呈現，其中可能包含武力強大是戰爭中的常勝軍、社會內部穩定而秩序良好、以法治國有義務教育等等；而「巫術」指的應該是國家達成「大花園」目的的手段、方法，像是如何讓人民服從命令、認同國家制度、知足於當下社會等，其中最常見的可能是形塑核心價值並透過教育及媒體廣為宣達且正當化、崇高化統治者的理念等。因此，在我看來，我認為國家是座巫術的大花園這句話可說是國家透過一定手段包裝其所欲達成的目的，而這個現象並無絕對的是非對錯。
談到明治維新，就像老師上課所說的，從國中到高中，教科書中所談到的明治維新，讀起來似乎有種「光環感」，會讓人下意識地認定這是個偉大的、燦爛的、成功的工程，改革了國家很多的弊端，既富國強兵，也帶給社會現代化的新氣象。然而，也似乎很少問自己，新制跟舊制實質上的優缺、新制的實行背後是否隱藏什麼推力（說服力）又推力（說服力）何來、過渡時期的社會狀態，以及庶民的角度如何評價新制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尤其是最後一項。
我覺得在台灣學歷史有一個特點是，課本常常以結果論的方式編排。（之前有同學準備申請美國大學，在念美國教科書的World History我們有互相討論了一下）因此，念完書以後會知道很多現象和事實，但有些細部原因、環節會被省略。（甚至有時候歷史讀起來很零散的感覺）然而對我來說，往往這些才是歷史真的有趣的地方，也是能真的以之為鑑之處。
文章的最後，我想引用已故臺灣歷史學家張炎憲（1947─2014）老師的一段話，當做本文的結束，以及點出未來再教學現場可以更努力的方向：
我認為台灣過往的歷史教育，欠缺很重要的兩個元素。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解，或者說是真實面對困境或挑戰的如何適應？這兩方面的缺乏，當然與政治文化相關，但在整個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化時，應該針對這問題來修正。這樣的體悟，與我專攻台灣史後，想要追究與突破的問題有關 — 究竟如何能掌握台灣民眾的觀點，重新發掘台灣人的歷史感情與歷史世界？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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