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意見。如果純粹只是私人議題，看法與見解的差異就像是口味癖好一樣，這是沒有什麼好爭論；但是一旦涉及了公共事務的安排，那麼就得有一套共同的遊戲規則。如果是處於一個強勢的統治者之下，秩序就是由其定義，大部分的人沒有置喙的餘地；如果大家都是身份平等，那麼要如何獲得出大家都願意遵守的規定？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決，從我們許多生活大小事都可以知道，只要願意彼此尊重，有話好好說，經過了公開的討論之後，一定可以獲得合情合理的共識。放到更廣大的層次，公民本來有不同利益、信念與價值判斷，但是如果能通過開放的辯論，也應該會形塑出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輿論，代表大多數的人意志。
德國學者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研究指出，在邁向當代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公共領域透過報紙、文學作品、沙龍與社交團體，歐洲的資產階級形成為了一個相互討論與論證的群體，其結果就是促成公共輿論之誔生。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這種能夠促成理性發言與討論，並且形成輿論壓力的環境，德國學者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稱之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他的研究指出，在邁向當代民主社會的過程中，公共領域曾發揮重大的作用，透過報紙、文學作品、沙龍與社交團體，歐洲的資產階級形成為了一個相互討論與論證的群體，其結果就是促成要求法治與重視權利的公共輿論之誔生。
哈柏瑪斯的研究最早是在1962年以德文發表，但是很快地被遺忘。經過後來的第三波民主化衝擊，東歐、拉美、東亞各地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都紛紛開始討論所謂「公民社會」，亦即是由下而上的自發組織如何成功地挑戰了威權統治者，公共領域一詞也重新獲得重視。其英文譯本在1991年出版，這意味著十七、八世紀的歐洲歷史演變，也有可能在其他地區重演，值得深入考察。
當代中國自然是一個測試公共社會理論的重要個案，尤其當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眾所觀注的問題即是：到底經濟成長是否會帶來要求民主化的動力，撼動一黨專政的封閉格局，亦或是共產黨能夠成功地馴化資本主義，得以動用更多的經濟資源強化大其統治根基？無論中國未來走向如何，匯集並且形塑輿論力量的公共領域在其中會扮演何種角色，都是一個重要關鍵。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雅雯（Ya-wen Lei）出身於台灣，她在2018年出版了《中國抗爭性公共領域》一書（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試圖運用源自歐洲的概念，以解當前各種層出不窮的「輿論事件」所具有歷史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雅雯在2018年出版了《中國抗爭性公共領域》一書，試圖運用源自歐洲的概念，以解當前各種層出不窮的「輿論事件」所具有歷史意義。圖片來源：博客來
根據雷雅雯的分析，中國出現持續性的公共討論，並且形成一股透過輿論批判當權者的力量，是2005年之後才出現的趨勢。在此之前，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1979年的北京之春、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都曾出現批判當局者的強大呼聲，不過都是暴起暴落，都沒有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很多人可能認為，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發展是其主因，畢竟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網路媒體的即時性、去中心化、移動性就足以挑戰中東與北非的獨裁者。然而，這樣的技術決定論過於簡化，也不能解釋為何網路上的輿論事件在中國產生了特定的政治衝擊。從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一位因為收容遣送制度而枉死的青年）到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中國網民的線上討論與參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改革力量，迫使執政者不得不重視。
然而，如果只是片面強調網路所帶來的科技衝擊，就是忽略了更廣大的社會變遷背景。雷雅雯指出，早在網路與社群媒體普及之前，法律與媒體之發展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在文革浩劫之後，共產黨領導者開始討論「法律監督」的問題，其重點是要避免一人專政所帶來的政治災難。官方媒體開始出現法律教育的電視節目，「以法治國」的講法最早也是在1997年就出現。再者，為了吸收外資，法律的明文保障也是必要的。如此一來，權利的概念普及化，各種抗爭者也採取法律的論述，成為了所謂的「維權」抗爭。1990年代的媒體市場化也使得黨中央宣傳部無法全面掌握，出現各種「批判性報導」，以爭取讀者的認同。尤其是在廣州，自由派的媒體獲得較不受約束的發展空間，透過其報導，開啟了記者與律師的合作關係。
要促成經濟發展，統治者不得不接受新形態的法律與媒體，但是現代化並不是一份可以任君挑選的菜單。一旦要求法律的限制，就不能只要保障外資私有財產的部分，而拒絕承認人民權利的相關規定。同樣的道理可以適用於媒體與網際網路。換言之，批判式的公共領域之浮現，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現代化所意外產生的後果。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黨當然不會平白坐視網路公共領域的「和平演進」，甚至危及其統治基礎。尤其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以來，開始緊縮意識形態的控制，公民社會、憲政主義等價值成為禁止的「七不講」，媒體被要求保持忠誠，永遠「姓黨」。在這種壓縮下，透過網路與社群媒體來發動維權運動自然就成為政權整肅的對象。共產黨開始以敵我矛盾關係來看待網路公民社會，其目標在於將「灰色地帶」（混雜不明、不表態的網民）轉化成為「紅色地帶」（支持黨與政府的網民），並且消弭「黑色地帶」（批評黨國的網民）。從2014年以後，中國政府以反恐之名推行了網路實名制，也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持「網路主權」。
雷雅雯的研究指出，這些打壓固然使一些批判的聲音從網路消失，但是仍沒有辦法完全壓制公共領域的發聲。儘管政權大力扶植了「網路評論員」（亦即是所謂的五毛黨），但是佔據網路發言核心位置的仍是屬於自由派的人士。換言之，中國公共領域的前途仍是未明朗化，儘管有來自於政權由上而下的打壓，但是仍沒有完全喪失其積極的能動性。
雷雅雯的觀察主要是到2016年為止，後續的發展仍是有一些需要再追問的議題。監控網路公共領域，避免單純的「輿論事件」演變成為政治事件，自然是共產黨統治者所關切的，但是其作用畢竟是被動性、防禦性，是否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共產黨有可能採取更積極的策略？晚近以來關於「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的討論即是與此密切相關，透過生物標識技術、超級電腦的運算，以及無所不在的監視設備，政權可以主動主擊，直接掌控某些特定人士的行踪，而不是等到事件爆發之後，再來處理。此外，2016年的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當選也顯示，外國勢力所支持的假新聞風潮，有可能干擾視聽，影響民主國家的投票結果。在晚近台灣，一些深藍的臉書社團、LINE群組也常流傳一些對岸製造的假新聞。
網路曾一度成功地挑戰世界各地的獨裁者，讓更多人民得以享有自由與人權的保障。然而我們如今是否已經過了一個歷史轉捩點，進化的獨裁者已經馴化了資訊科技，創造假的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他們不只能夠鞏固自己的專制，並且也能對外出擊，瓦解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
關於這些問題思索，雷雅雯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讓我們得以從過往的軌跡，思索與探討未來的可能性。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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