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獎名單於上週一（10月1日）出爐，由美國的免疫學家艾利森（ James P. Allison ）與日本的免疫學家本庶佑（ Honjo Tasuku ）共同獲得。本庶佑以癌症的免疫療法獲得諾貝爾獎，是第26位獲得諾貝爾奬的日本人，目前任職於京都大學，是繼2012年的山中伸彌教授之後，京大醫學部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教授，也是第七位榮獲諾貝爾獎的京大畢業生。
雖說從京大出身的學者的諾貝爾獎獲獎數目前仍不如東京大學的11個，但由於日本首位拿到諾貝爾獎的是京大的湯川秀樹（於1949年獲獎），加上獲獎後本庶佑的發言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提醒學界「不要貪快、不要追逐發表期刊」，使得眾人的目光再度聚焦於京大重視基礎研究的學術傳統以及尊重學術自主的自由學風。
講到京大獨樹一格的自由學風就必須要追溯到1933年發生的瀧川事件。九一八瀋陽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氣焰高漲，政府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自由主義者也成為被整肅對象。1933年，京大法學部的瀧川幸辰教授由於在其著作中對「通姦罪只適用於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評，竟被指為是思想左傾的共產主義學說。文部省要求校方將瀧川免職，校長不從，瀧川被迫停職，法學部教授31人也全體提出辭任抗議。
接著法學部學生跟隨辭職的教授們全體退學以明志，並發起罷課活動，隨後席捲京大校園和跨校的大規模學生抗議活動爆發，這就是「瀧川事件」，也稱為「京大事件」。為了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30年代的京大師生勇敢站出來與官僚體制激烈抗爭，展現知識份子的風骨，是世界大學運動史上，唯一一次大學教授全體請辭、學生全員退學的事件。
1933年，京大法學部的瀧川幸辰教授由於在其著作中對「通姦罪只適用於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評，竟被指為是思想左傾的共產主義學說。文部省要求校方將瀧川免職，校長不從，瀧川被迫停職，法學部教授31人也全體提出辭任抗議，這就是「瀧川事件」。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黑澤明於二次大戰後的首部名作《我對青春無悔》即以瀧川事件為背景，探討在與體制的抗爭過程中個人所做的犧牲與掙扎。電影中學生歡唱著「自由的搖籃、學問的聖地」，反映當時京大師生對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堅持，令人動容。
如今，有著自由傳統的京都大學是否能抵擋日本全面的大學商業化與全球化的潮流呢？筆者猶記得在上世紀末剛到京都大學留學時，經常聽到「諾貝爾獎」這幾個字。研究室學長帶著筆者導覽校園時，巧遇幾個諾貝爾獎呼聲很高的學者，學長邊介紹也邊透露著在京大這樣的巧遇是再尋常也不過的日常。隔幾天，筆者參加一個以京大理工醫科學生為主的聚會，聽著那些同學說他們的人生夢想就是拿諾貝爾獎，貢獻自己給人類社會，當場不禁跟著這樣偉大的夢想激動起來。
然而，不過幾年，在京大卻越難感受到人們的意氣風發。京大指導教授批評：日本政府的大學改革政策顢頇、京大不再是個以教授治校自豪的學校、以及學校經費不足等等問題。才幾年的光景，日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切要從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化談起。
日本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是日本政府從2004年起開始推動的大學改革政策，目的在藉由法人化，讓國立大學脫離僵化的公務體系，使其經營自主，提高經營效率，加強競爭力。主要的做法則是藉由政府逐年刪減提供給國立大學的預算，要求國立大學提高自籌經費的能力、積極從事產學合作與專利授權。在法人化的基礎之下，日本政府又於2013年推出「國立大學改革計畫」，針對少子化、全球化與國際競爭等問題，提出強化產學合作、招募優秀人才、留學生倍增等政策目標，這樣看似「鬆綁」與「彈性」的大學改革政策，卻衍生更多新問題。
日本文科省於2013年推出「國立大學改革計畫」，針對少子化、全球化與國際競爭等問題，提出強化產學合作、招募優秀人才、留學生倍增等政策目標，這樣看似「鬆綁」與「彈性」的大學改革政策，卻衍生更多新問題。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首先，在大學自籌經費能力追不上政府預算刪減幅度之下，各國立大學都有教師員額減少、教學時間增加、教師行政負擔加重等問題。其次，由於文科省要求各國立大學必須提高「競爭性經費」的比例，透過預算分配的彈性來鼓勵競爭，此舉反而讓研究者為了爭取經費都必須擠出寶貴的研究時間來申請經費、寫報告、疲於奔命的應付繁冗的作業流程…。由於這種需要另外申請的科研費往往不能拿來支付設備費、實驗室的電費…，這些費用就由研究者自行負擔。
而政策中最大的變革是由教授治校轉變為權力集中於校長的體制。由於日本政府認為法人化後國立大學已充分自主，不需以大學自治來防止國家對學術自由的侵害，若再繼續讓教授治校反而會阻礙改革，因此修法限制教授會議權限，以強化校長校務領導權力。另一方面，各國立大學為了達成強化產學合作的政策目標，也紛紛進行人文社會科系的整併，並縮減基礎研究的經費。
本來日本的大學改革是為了解決日本國立大學象牙塔般的與社會疏離、以及學閥壟斷資源等等的陋習，如今看來卻變成是一個使大學過於商業化以及平庸化的政策。
日本原本的學術體制之優點究竟在哪？為何日本能產生這麼多的諾貝爾獎得主？顯然急於以世界標準要求自己的日本政府也不知道。而日本學界不追求國際期刊發表量的「鎖國」傳統，固然造就其異於他國的成就，不可否認的，也限制了日本以學術成就去影響國際學術界的能力。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滋養其成長的日本學術土壤，也快速受到平庸學術體制的入侵。難道人們只能感嘆嗎？諾貝爾獎得主們何時能集結起來挑戰學術生產體制的平庸化？學術的商業化與全球化難道是股無法抵禦的洪流？
反觀台灣，當台灣有些學者高喊拒絕學術殖民、建立本土學術觀點時，是否也能找出適合於台灣的路徑呢？
作者國中時綽號為費雯，大學念台大經濟系，研究所念新聞，於日本京都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公共電視研究員，現在在傳播學院教書。關注各國影視產業發展，也喜愛追劇以及考察各種庶民史，相信數位時代中仍存在著具支配力的媒體，因此需要公民持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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