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的「新潮文庫」向張清吉先生致敬主題徵文
我喜歡買書、看書，有時一年竟可以購入上百冊，好友、同時也是知名作家郝譽翔總笑說，作家及出版商都應該好好感謝我這等讀者。
認真反思我這般強烈的「書慾」，應是源於自小身處知識沙漠的匱乏所致──一方面那是個文網嚴密的封閉年代（對此有興趣者可參讀賴慈芸教授所著《翻譯偵探事務所》），雖然我所成長的「民國」六、七十年代已經不若國民黨初遷來台時般風聲鶴唳，但長久噤若寒蟬的文化界，還是因此變得保守消極，對文史哲等較為敏感的新知之引進尤其小心謹慎。
二來我住在以往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高雄，住家方圓數哩沒有任何一家像樣的書店，只有賣些文具及參考書的小舖，即使到了熱鬧的車站附近，書局中販售的，也多是中國古典或歌頌統治者一類的著作（例如《國父傳》、《蔣總統傳》），所謂的「禁書」，或許由於我當時尚年輕無知，不知何處去找；又或因書店老闆怕惹是生非，根本不敢賣。
一直到一九八○年初，我上了高中，才終於因強烈地想探索自我在世界上的定義而漸漸體會出本身思考上的匱乏，所以也就有意識地渴求文哲領域的著作。很幸運的，在一次下課偶然到雄中附近書店閒晃的機緣，我找到一本「志文出版社」所印行的卡謬（Albert Camus）名著《異鄉人》，由詩人莫渝重新翻譯，剛好在我甫升高二那年出版。
在一次下課偶然到雄中附近書店閒晃的機緣，我找到一本「志文出版社」所印行的卡謬（Albert Camus）名著《異鄉人》，由詩人莫渝重新翻譯，剛好在我甫升高二那年出版。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這本被編入「新潮文庫」第265號的傑作對當年十七歲的我而言，宛若沙漠中綻放的巨型仙人掌，既稍稍滿足我渴求知識的匱乏，也從此開啟我狂熱的「書慾」。我相信在那個知識遭到禁錮的年代，想讀點「不一樣」的書的年輕人，對「新潮文庫」必然與我有相當的感受。
坦白說，我初讀《異鄉人》時，雖感震撼，心中卻十分煎熬與不適，主因那與我自小在「黨國教育」下所接受的道德、奮發意識完全牴觸。我承認自己當時並不完全理解小說的精義，但對書中主角莫梭那種對母喪的冷漠、對殺人指控毫不在乎的態度一時難以接受。唯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複閱，加上陸續按圖索驥地讀了卡謬《薛西弗斯的神話》（張漢良譯本，志文出版，1974）、《瘟疫》（周行之譯，志文，1975。周老師是我大學的業師），以及陳鼓應編著的《存在主義》（商務，1967）後，我才對書中主角莫梭的言行有了另一層次的認識：基於某種道德框架所形構成的集體意識或社群秩序，反而才是荒謬的根源。這個認識除了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人與宿命、現實間的關係外，不知為什麼竟令我想起蔣介石去世時，一群人長跪在細雨飄零的陰濕大街上，如喪考妣般淚流滿頰的詭異畫面。大概我懂得嫌惡獨裁政權，乃自伊始。
原來一個規模不必然大的出版社，真的可以啟迪一代知識青年的心靈、拓展他們的視野，也難怪任何獨裁政權都要嚴格管控出版業。志文出版社成立於1967年，離啟明書店沈志明因出版《長征二萬五千里》及翻印馮沅君所著《中國文學史簡編》而遭警總以「為匪宣傳」罪名起訴不過區區八載，而不時公告的《查禁圖書目錄》也總是搞得文化界人心惶惶（有一則關於白色恐怖受害者張良澤教授的「笑話」是，連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都被當作「通匪」證據，因為「馬克」是「馬克思」的兄弟），但張清吉先生卻仍兢兢戰戰地在許多文化青年的鼓舞下，陸續出版重要的國外文哲名著，對台灣當時的知識界卓實貢獻厥偉。
若進一步相較於彼岸時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那麼台灣有識之士後來逐漸培養出強烈的批判意識，帶領社會朝自由開放的領域前進，並與中國的禁錮獨裁相去日遠，「新潮文庫」的影響，至少在我看來，是不能不記上一筆的，而創辦人張清吉也自然值得我輩知識青年追思緬懷了。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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