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25）：那段淒風苦雪的日子

中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在1980年代初，一直考慮去美國僑界辦一份《中國時報》，一如台灣所有的事物那樣，總會出現正面敘述與反面敘述。這兩面敘述都不是根據事實作為判斷的基礎，而是根據恩怨情仇的主觀臆測。

余先生開始在紐約皇后區長島市購買一家倒閉的工廠，作為辦報的大本營；同時也在舊金山和洛杉磯購買廠房作為西岸的辦報基地，由於洛杉磯的華人遠多於舊金山，西岸的總部遂放在洛杉磯。

1982年，余先生菁英盡出，把整個鉛字房和排版師父派往紐約和洛杉磯，優秀的記者和編輯群也大舉赴美，還有一些正在美國留學的同仁也被徵召前來助陣，像是周天瑞和我。一時之間把原來寂靜無聲，形同煉獄的破敗工廠炒成人聲鼎沸的新興事業。

由於人手還是不足，若干優秀的攻讀博士留學生也來打工，多半從事外電翻譯。這群菁英分子後來在社會上或學術界都有傑出的表現，像是杜念中（如圖）、周陽山、羅久蓉、周仲根（筆名范疇）等，而我也忝為編譯群中程度最差、濫竽充數的一員，經常向英文甚佳、謙沖含蓄的台大外文系畢業生羅久蓉請教。她後來拿到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研究主題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從五位女性的戰爭故事為主軸，以性別、國族為經緯，透過夾議夾敘的書寫手法，從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等不同角度，呈現近代中國女性面對日益高漲的政治意識，以及她們的國族忠奸之辨。

除了來自台灣的余先生中央嫡系部隊、在美國加入的志願軍、其他報社來的散兵游勇之外，還有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和新聞局派在美國的官員如趙怡、陳亮月、黃肇松等（余先生私下對我說，為了堵住小人們向經國先生陷害美洲中時通匪的讒言，必須雇用海工會和新聞局的人，表示效忠黨國）。如此一支雜牌軍不過一年多就打得《世界日報》抬不起頭，讀者對黨味甚濃的《世界日報》（母報是台灣《聯合報》）早已不滿，對氣象一新的《中國時報》趨之若鶩，使得中時報份遽增，眼看到1983年底銷售量就能超過《世界日報》。

美洲中時畢竟是台灣中時的兒子，老爸所有的弊病兒子也全盤發揚，其中人事鬥爭乃是基因宿命，正如前總編輯汪祖怡先生所說：「美洲中時前途無亮，後患無窮」，真是洞若觀火，一語中的。當時余先生聘用許世兆為總編輯，這位名不見於經傳的老派報人，無法得到大家的尊敬。有一天我們正在上班，排字房裡一位員工拿著許世兆親自下的標題到編輯部大聲說，這種編法是南部小報的做法，我們《中國時報》從來不這麼編，當場很尷尬，須知美洲中時編輯部很小，不像台灣報社般寬大，一點聲音全部人都聽得清楚，因此很多人都在偷笑。

那時剛創報，在台灣的余先生經常問訊美洲中時的情形。有次余先生打電話到紐約中時給許問如何處理政治敏感的新聞，只聽見許大聲說：「余先生，我每天都天人交戰啊」，還旋然欲涕。從此天人交戰成為大家的口頭語。

後來余先生解釋用許世兆的原因是，許在台灣新聞界經驗豐富，辦報（《台灣時報》）曾經成功過，也曾經失敗過，需要他這樣的經驗來主持編輯部。但是許生性猜忌，對台北來的嫡系部隊十分厭惡打壓，自然也得不到嫡系的尊重。某日，正在上班，駐華府特派傅建中先生來電，剛好我接到，傅問「你們那邊情況如何？」我說：「麻雀雖小，矛盾俱全」，傅也向余先生報告了我的麻雀論。

許世兆的問題不只缺乏領導能力，還沒有美國史、地、政、經及生活的知識。有人做打油詩在《時報週刊》上說：「中國人他不理，美國人不理他，論洋務他不懂，談僑情像傻瓜」，同事們一致認為描述的就是他。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清苦，薪水低，工時長，大雪天深夜下班走在漫天的雪花中，路燈放出詭異的光芒，有如鬼域。我有輛舊的二手車，把同事們一一送回家，然後一個人開車回家，心中一片寂寥。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清苦，薪水低，工時長，大雪天深夜下班走在漫天的雪花中，路燈放出詭異的光芒，有如鬼域。我有輛舊的二手車，把同事們一一送回家，然後一個人開車回家，心中一片寂寥。圖片來源：pxhere

有次下大雪，是50年來最大的一次，市政府下令停班停課。未料許世兆當晚竟下令全員上班。同事告訴他市府已下令停班停課，許仍堅持到班，大家只好去，也告訴他明天停班，送報公司沒人上班，他也不聽。大家很納悶為什麼明知明天不送報，還要抗市府之命上班？如果路上有人傷亡，公司要賠多少錢？等大家到班後才真相大白，只聽到他打電話給在台北的余先生大聲說，下大雪，同事們都不想來上班，是我把他們叫來的。言下非常得意。第二天果然沒人送報，倉庫理堆滿了當天的報紙。

那時在台北中時擔任我們美洲中時對應窗口的是學識優異的王杏慶（南方朔），美洲中時結束後，王請年假，等回來後竟找不到自己辦公的桌椅。後來有人告訴他余先生叫人把他桌椅搬走，原因不知，王只好自己搬張桌椅放在資料室後面上班。這也成為大家笑談的話題，開玩笑警告同事別休假，否則桌椅四條腿，會自動消失不見。

1984年，我請調到洛杉磯，後來擔任美洲中時副總編輯，掌理西岸編務。當時總編輯已換了俞國基（許世兆升任社長），再換到周天瑞。那年的大事是洛杉磯奧運，有好心人警告我們不要刊登中國選手得金牌的新聞（中國獎牌全球第三多），否則會被告到台灣政府那裡說我們「為匪宣傳」，何況歷屆奧運《世界日報》都不報導中國選手的成績，有此先例可做貴報的擋箭牌。但周天瑞是新聞完美主義者，特地飛到洛杉磯來討論如何處理。我說大陸選手得牌是華人都關心的事情，不能避過好像沒有發生。天瑞也持同樣意見，於是作成結論，中國選手得牌照常刊登，但有三不：「不表揚得牌個人、不出現中國國旗、不刊載中國官員的說話。」

果然，美洲中時刊登中國選手獲獎的新聞，《世界日報》完全沒有，大獲僑界的讚賞，我們的發行量就在那時「大躍進」，嚴重威脅《世界日報》的霸權。

果然，各種小報告也打到蔣經國那裡，包括駐美代表錢復辦公室，說美洲中時「為匪宣傳」云云，傷害了余紀忠與蔣經國的關係。這是後來美洲中時關門的四大原因之一，其他三個是：批評雷根的社論、江南案以及財務問題。表面上是奧運案、江南案和雷根案，其實真正一槍斃命的是財務問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