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西方的命運》
作者：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時間：2108／10／02
導言：西方的概念
打從我們任何人有記憶以來，所謂的現代就是西方，而西方幾乎是所有最先進事物的代名詞，包括科學、社會改革、文化、人民富足、影響力及權力的各種形式。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種狀態，有時就連西方國家的人也不例外，但除去酸葡萄心態或意識形態分歧，這種西方現代性霸權的現象確實穩固，我們早已不太清楚一切究竟從何開始。我們甚至不太確定「西方」的定義為何，儘管往好處看，原因或許是現代性及其特徵早已不局限於「西方」這個地理區域，指稱的也不再只是西歐、北美，或其它被西歐殖民過因而共享文化根源的國家。畢竟，無論是現在的日本、台灣、斯洛維尼亞或南韓，本質上都已跟瑞典、法國及加拿大一樣現代化，也一樣西化。這些國家與西方共享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歷史，而是一種概念。
那是一種非常有力且至關重要的概念。之所以至關重要，顯然是因為它提升了許多國家富裕、安全、穩定、和平及科學進展的層次，而且達到之前幾個時代都難以想像的高度。此外，這個概念也因為此刻正遭受攻擊而至關重要，理由非常正當：最近這個概念已無法適當回應國家公民的期待，尤其是他們對公平、繁榮及安定的渴望。而這更帶來糟糕的後果：代表「反西方」概念的人或勢力陸續興起甚至掌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唐納．川普（ Donald Trump ）。這些人的想法要是得以橫行，甚至找到機會扎根茁壯，很可能會摧毀西方及其過往創造的成就。
這種反挫將是一種悲劇，而且是歷史性的悲劇。因為一直以來，採行西方概念的國家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及機會，其程度遠遠超越任何其它社會組織概念曾企及的成就。截至目前為止，西方確實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概念。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它？又為何有這麼多國家決定改行其道？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個概念只要受到小心呵護就能帶來正向循環：自由及垂手可得的機會創造出許多新事物，而相對不受限的生活也能帶來繁榮、穩定及安定，之後這些成果又會回頭強化社會信任及經濟資源，於是國家整體得以不停往前邁進。
我們通常把此概念稱為「自由主義」或「自由民主」，但兩者都無法真正駕馭這個概念的感性及理性層面。就感性層面而言，這兩個詞彙都太故作正經，而且帶有過強的技術性、哲學性及學術性，難以激發聽者熱情。此外，許多人會把這兩個詞跟某些美國人口中的「自由主義者」混為一談，此處的「自由主義者」帶有負面輕視意味，暗示這些人把太多稅收用來溺愛那些沒用的公民及扭曲失靈的市場；另外尤其在歐洲，有些人會在「自由主義者」之前輕蔑地加上「新」字，並認為此種「新自由主義者」擁護自由市場弱肉強食的殘暴力量。若是理性思考，這兩個詞彙本身足以抗拒外來的混淆及扭曲影響，但令人會心一笑的是，「自由民主」是同義反覆詞，畢竟民主（democracy）本來就該將權力賦予人民（demos），因此絕不可能出現「不自由的民主」。一旦民主失去「自由」的意涵，就幾乎只是個毫無意義可言的技術性過程，任誰都能使用或濫用。
然而，在這些詞彙背後還存在另外兩個重要詞彙，你能說那是兩種理想，或所謂的指導原則。第一個詞是「開放」，拉丁文的「liber」，也就是我們透過自由主義闡述的「自由」。這裡的「liber」除了是個體所渴望的理想結果，也能描述一群自由個體定居之任何社會條件，因此，開放社會一定願意擁抱任何全新的概念、菁英、條件及機會，而且不限於商品及服務貿易、文化或科學。這類社會並不仰賴中央的智慧領導，而是由成員的集體欲望及行動形塑而成，也因此出現我們要談的第二個理想或所謂指導原則：「平等」。
若要確保社會開放，就得持續推進「平等」概念，長遠來看，人們才可能藉此真正擁抱開放性，並收如虎添翼之效。否則，自由個體之間勢必出現衝突，而當某些人覺得吃虧、淪為弱勢或遭受漠視及拋棄時，國家也沒有安撫或解決問題的手段。這正是美國及西歐許多國家最近發生的狀況：人們感覺不受重視，對平等的信任感逐漸消失，或已遭受嚴重侵蝕。
平等具有解決衝突及安撫社會的效果，但主要針對的並非收入或財產。確實，貧富差距擴大會對「平等」的實質意義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但此處我們談的，是公民必須擁有平等的聲量、權利與待遇，以及在現行建立的開放氛圍中，每個人都能擁有同樣發言及參與的機會。古希臘民主被稱為「 isonomia 」，亦即「政治權利的平等」，其中也包括極為重要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簡而言之，這正是我們所稱的「公民權」。
古希臘的「 isonomia 」包括在議會發言的平等權利，但之後每個政治體制中的平等權利都會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呈現，於是「 isonomia 」也隨時代發展出不同樣貌。總之，成年公民權利及聲量的平等是最基本的原則；而正是透過遵循同一套運作規則，許多國家被串聯起來，他們不但透過法律保障言論及資訊自由，也選擇透過基於普選權的定期自由選舉去落實政治課責（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原則。平等性代表了所有人共享利益，也進一步鼓勵社會選擇透過法律及稅收共生共榮，因為某些「公共利益」真的有益於社會整體，例如由國家補助的義務教育、面對困境時可用的社會福利措施、廣泛且可負擔的健康保險，以及由軍武及警察所維繫的社會安定。無論日本或美國、法國或瑞典，還是澳洲或英國，即便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享受的都是「 isonomia 」所代表的平等，只是實際體現形式有所差異。
我們其實在各方面都不平等，包括收入、財富、才華、職業、個性或社會地位，現實上也永遠不可能平等，但在西方社會，我們原則上（或說應該）擁有平等的基本公民權，以及衍生而來的平等政治聲量。這種權利平等能將社會的焦點從集權、獨裁式的走向轉移開來，進而走向更有機且由下而上的路線，也能透過保護我們的財產、想法及行動，進一步允許或鼓勵我們去冒險、創新，並為此投資時間與金錢。相對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任何宣稱全知全能的烏托邦式傲慢，這種權利平等更是一種本質上的謙卑表現。開放社會勢必不停遭受衝擊或轉變，而當這些情況發生時，權利平等能提供穩定應對的社會信任及正當性。
西方概念一直以來都非常成功，但現在碰上了麻煩，而且是大麻煩。衰退的感受出現在西方心臟地帶，包括美國、歐洲，以及打從一九七○年代以來另一個真正的西方心臟地帶—日本。首先是經濟衰退帶來失望，接著是人口老化及活力降低，隨之襲來的則是無法參與全球事務的全新無力感。這種衰退感及隱身其後的病灶，在國家之間及之內創造出新的隔閡。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數十年間西方國家透過國際合作建立起穩固城牆，並藉此提升彼此的力量及韌性，而衰退感使得城牆出現了裂痕。這是悲觀的時代，是解體的時代，也是國族主義重燃火苗的時代。我們理解各方勢力於二十世紀前半帶領我們走向了何方，但正因理解，才更加悲觀且滿腦子不祥預感，就連支持川普、或於二○一六年投票支持脫歐的人想必也不例外。他們之所以做出以上選擇，純粹是對辜負他們的體制及系統發出怒吼，但不見得願意為川普或脫歐的後果背書。
就跟大西洋兩側的各式反體制運動一樣，川普二○一六年之所以競選成功，確實是因為就各方面而言，他都切中許多西方國家公民正在面對或感受到的問題。然而，找對問題不必然代表找對解決方案。他的執政路線提出了三項主要解答，每一項都對西方未來造成巨大威脅。他表示要退出自由貿易協定，使用保護措施嘉惠美國本土企業，懲罰外國企業，但早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從未有任何一任美國政府系統化地執行過這項措施；他還說，美國自一九四五年起展開各項保安同盟計畫，但此刻看來不再符合國家基本利益，至於美國最重要也最強大的戰後盟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他也不確定是否要在任期內繼續遵守之前與其簽訂的共同防衛義務；此外，他不只希望加強美國對移民的管制（許多國家也這麼做），還希望針對移民手續進行宗教篩選，這項措施會把所有歐洲穆斯林擋在國門外，也會讓美國移民政策退回（跟商業保護措施一樣的）一九三○年代。
這些解決方法全都對西方造成威脅。首先，貿易的開放性被保護主義取代，原本靠國際通則維護的開放性走上回頭路，不但變得封閉，還倒退回由威脅及惡勢力主宰的原始商業體系。在這種原始體系內，人們為了成功，不會再像一九四五年盛行的那般考量貿易量及消費者權益，反而類似較為獨裁的時代，純粹以盈餘及赤字為指標。其次，放棄保安協定會使原本自由、開放及友善的國家關係出現嫌隙，妨礙國與國之間的各項善意交流，尤其可能出現信任危機。第三，一旦美國強烈質疑一直以來的盟友結構及許下的承諾，其它國家也會有所保留，甚至去和非西方國家建立關係，原本自由國家更為可靠及值得信任的基本前提也會被破壞。
彼得．泰爾（ Peter Thiel ）是一位支持川普的矽谷億萬富翁，他曾言語機巧地表示：投票給新總統的選民是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是認真看待他說的話；而批評他的人所犯的錯，就是只認真解讀他說的話，卻不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過，無論他所提倡的政策是否需要依字面解讀，必須認真面對的議題是，根據川普所提出的政策，他並不瞭解自己及任何西方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何。
二○○八年，西方國家經濟重挫，不但是打從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西方國家連續幾年行事過度自滿、輕忽又腐敗的毀滅性結果。西方目前的病痛可以、也應該被歸咎為當時的餘波盪漾，而根源正是政治聲量及權力的嚴重不平等；此外，政府無法適當又公平地應對這項危機，也是這場不平等病痛的徵狀。銀行在一個由政府仍持續支持的體系中製造出此項危機，更糟的是，所有銀行的現任及歷任主事者依然富有，但全美卻有一千五百萬房屋持有者在二○○八年十二月時目睹貸款遭受止償。不管怎麼看，這都不是個令人感覺公平的體系。
無論在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或其它國家，若工作機會及收入在二○○八年後快速復甦，確實會有助於澆熄人民怒火，但這情況並未發生。將近十年之後，仍有許多人民覺得受困於無用的工作及教育體制中。其實早在二○○八年之前，早已有更深層的因素促成這項困境，包含科技轉型、人口老化以及收入差距增加，也都在社會中累積了不少緊繃的張力。政府本來可以也應該處理這些張力，他們可以更敏銳地發現人民之間的不公平問題，並為了長遠發展，幫助社會做出更完善的準備，但他們沒有這麼做，結果就是巨大金融危機襲捲一切。
於是，許多社會不再對過往享受的開放及平等抱持信心，人們曾因此享有的繁榮、安定、穩定、健康及幸福也全都失去了。開放與平等做為人民的指導原則，之前總是彼此呼應，現在卻出現矛盾，於是在許多社會裡，愈來愈多人將各種封閉性保護政策視為潛在解決方案，尤其是那些感覺被拋在腦後、遭受不公對待的公民。
為了瞭解並克服這種無奈感，我們得先承認，即便西方概念非常強大，也非常成功，卻至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弱點，而且必須被定期處理。西方社會的運作方式太過自由，太去中心化，太缺乏行事藍圖或既定規範，因此，人們可能將此概念本質上的優點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輕忽或扭曲其存在。也就是說，正因如此，這些優點不只會被惡意的外來者損害或顛覆，也可能被自己人無意誤用，又或者被只懂自利或充滿惡意的自己人濫用。透過民主的運作，開放、平等及兩者所表現的形式會隨時間弱化、損害甚至摧毀民主自身的根基。
因此，本書試圖呈現的是在二○○八年的毀滅倒數之前，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和德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此，西方的概念以及我們對其意義的理解，必須被定期更新、活化，其中隱含的弱點也才可能被克服。為了維持現代化，西方國家必須撼動與生俱來的自滿心態，重溫那些曾讓他們如此成功的基本價值，進行復興工作，並在必要時改造基本價值的樣貌。但為了成功進行這項撼動、復興以至於改造西方的工作，我們也得同時於概念上擊退那些以封閉、孤立主義及排外國族主義為解方的論述。川普總統頂多就是撼動了西方，但可能只會使整個西方往錯誤的方向傾斜。無論是在競選過程或上任後，由於他對事實及真相的漫不經心，非常可能只會使人民深陷無知處境，或在受誤導後拒絕面對現實，而非真正清醒過來。
不過我們仍能保持樂觀，也能對自己更有自信，理由非常簡單；西方的概念終究強悍又穩固。西方社會之所以能生存甚至繁榮，正是因為其帶有開放及平等的特質，無論面對內在或外來的新威脅或處境，它們都是足以幫助社會進化的動力。只要西方概念受到保護、保存，並在必要時得到復興，其中的進化力量早已證明它比任何其它種類的社會組織還優秀。
近期歷史已給了我們一個簡單卻令人信服的例子。一九五六年，蘇聯的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對一群西方大使宣布：「無論你們喜不喜歡，歷史站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埋葬你們。」但事實已經證明他錯了。隨著時間過去，比起赫魯雪夫所領導的蘇聯，西方系統被證實更有彈性，也更有進化的能力。
因此，重要的不是讓歷史站在你身邊，而是當歷史帶領所有人歡快舞動時，你必須要有適應並學習新舞步的能力。蘇聯的政治體制或社會都過度僵化且封閉，缺乏進化能力，最後終於栽了跟頭。而在此同時，我們所知的西方國家正以各種方式進行調適及改變。就跟共產國家一樣，西方國家也在冷戰時期面臨各種形式的危機及社會動盪：歐洲在一九六八年出現青年運動，美國則出現民權運動及反戰行動，義大利和德國瀰漫恐怖主義，英國出現罷工及分離主義者引發的暴力動盪，日本則有環境問題。他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也常懷疑好日子是否結束了？過程中也常得處理派系鬥爭，但最後總能找到調適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而且是透過循序漸進的進化，而非顛覆性的革命。
西方之所以擁有這種進化能力，根源正是它的開放性、權利平等以及社會信任。當然，國家不同、大陸不同，另外還得考量發展進程，以上幾種元素的形式與強弱程度也會隨之出現差異。另外，就各種層面而言，一個社會究竟要多開放、多平等，或彼此信任到什麼程度才足夠？這點確實也還有很大的辯論空間。不過目前為止，西方社會確實展現出克服一連串歷史難關的能力，不但能隨之適應、進化，也永遠能找到新事情可做，以及做這些事情的新方法。我們現在該憂心的應該是這項能力是否依然完好，是否足以治癒當下的病痛，並祈禱這項能力尚未弱化到致命的程度。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最近才開始令人憂心。一次大戰尾聲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出版了上下兩冊的史詩鉅著《西方的沒落》（ Decline of the West ），其中認定西方文明是所謂的歐美文明，而他所探討的與其說是西方的概念，不如說是西方的文化。確實，經過一次大戰這場終究虛無又具毀滅性的戰爭，斯賓格勒認為歐美文明已經走向黃昏或夕陽時分，這點毫不令人驚訝，另外也有許多人抱持類似的悲觀看法。不過，他進一步推展自己的論述，指出歷史由一系列文明及高度發展的文化所組成，而其中每個文明都會走過興起、成熟及沒落的循環。現在即將沒落的輪到西方文明，也就是歐美世界，而且最終勢必會被其它文明取代。
斯賓格勒的文明循環以一千年為單位，因此，至少我們在一百年內先別認定他說錯好了。二次大戰時，逐漸升溫的情勢以兩顆投在日本都市的原子彈作結，其規模幾乎可稱作末日浩劫，但若德國或日本發展出足以和美國匹敵的核武，結局可能更具毀滅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甘地（ Mahatma Gandhi ）曾在被問及對西方文明的想法時（這段八成是杜撰故事，畢竟轉述者沒有引用可靠來源）冷冰冰地回答，「是個不錯的主意。」若二次大戰升級為更瘋狂的核武大戰，那就只會是個死翹翹的主意。
但情勢沒有如此發展。西方文明持續繁榮超過七十年，加上許多國家轉而採用帶來現代性的西方概念，這條興盛的西方隊伍可說愈來愈長。不過此刻，有個問題站在我們面前一邊搖頭一邊擺動手指，姿態有點像斯賓格勒，而他想知道：這段繁榮時期是否已到尾聲？或者即將到達尾聲？西方不再如同斯賓格勒百年前所引述的那般容易定義，也不再局限於歐美世界，但確實有很多人認為它正在沒落。
我們活在一個開放性遭受挑戰的時代，比起幾十年前，權利及待遇的平等遭受更激烈的質疑，社會信任也變得極為薄弱。我們透過漫長的試誤過程，想知道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組織社會，最後卻似乎迷失在自己創造的信仰中；而且正因失去信仰，曾幫助我們生存及繁榮的事物如今深陷危機，也就是懂得進化、隨條件改變適應，且克服威脅與入侵者的能力。
此刻及之後的數十年，西方的命運全仰賴這份進化能力，因此，做為西方國家的公民，我們首先必須抵抗封閉國門、國界及心靈的誘惑，接著辨識、確認並移除持續累積並阻擋我們進化及改變的主要障礙。我們還有許多值得樂觀的理由。我們的西方國家曾有豐富經驗，不但能使質疑者意想不到，也能處理內在心魔，而現在應該也能藉此產生再打一場勝仗的信心。更何況戰爭早已開打，我們沒得逃躲。
總之，若想讓西方概念再次得勝，我們必須再次追隨那兩項指導原則，並謹記在心：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
作者曾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總編輯，在1993至2006年主持《經濟學人》編務的十幾年內，成功為該雜誌打造出「全球菁英必讀」的品牌。2006年為專注寫作宣布急流勇退，一時轟動英美傳媒界。此後他運用自身長期關注國際社會所累積的前瞻思維，陸續交出《較勁：中國、日本、印度三強鼎立的亞洲新紀元》（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等13本著作，也關注日本後311社會、義大利政經發展等議題。
除了著書針砭時事，艾摩特也參與紀錄片《重度昏迷的女友》（Girlfriend in a Coma，2013）的旁白及共同作者，及影片《歐洲大災難電影》（The Great European Disaster Movie，2015）的執行製作人，以上兩部影像作品都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播放。他現在是警醒基金會（Wake Up Foundation）主席，此基金會為教育慈善組織，致力於透過影像、文字及活動提升大眾對西方社會正在沒落的意識，並提倡足以預防沒落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