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自治──個人與集體的社會參與

每一個世代，都有屬於當代的社會議題。政治參與便是個隨著社會氛圍持續變化迄今的主要問題之一，如英國工人階級如何降低薪資門檻；南非如何跨越種族侷限。

2018年的臺灣，我們面臨的是商業資本主義的橫行、不合理的勞工權益、普遍性的政治潔癖。以上種種的問題，造成了現況下低落的政治參與率，尤其是校園內的各項議題，投票率往往落在10%以下，如此嚴峻的環境，加上每年的改選，是造成學生自治積弱不振的主因。

上溯源頭，筆者認為有兩項重要的因素。

交通、網路的革新，使得人們來往日趨方便，地緣因素隨之降低；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的關係扁平化，當社會中的互動越來越靠向事物性質合作，人際關係的建構也會變得單一、容易斷裂，人與土地的關係亦同。

又，不合理的勞工權益，讓廣大藍領階級處於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水平，他們並不會有身為集體的思想，而是一個個斷裂的個人。現行的勞工制度本意便是將其拆散，避免集結的力量大到可以脅迫資方，這也終究導致群體喪失對於未來的想像，只管把注意力放在小額折扣，而不是社會剩餘的分配不均。

以上兩項理由，降低了社會中的個人能動性，即個體逐漸不相信自己的政治參與能為大環境帶來改變，而後降低對於公共議題的熱誠。投票時，抱持「不差我這一票」、「我只是勞工，政治不是我的事」想法屢見不鮮，長期來看，也算是社會制度排除特定族群的例子。

同時，臺灣的環境也使得中間機構逐漸失能。中間機構在社會中理應扮演意見、思想的匯流、衝擊與創新。然而，現在呢？富二代們躲進私立學校，專心準備SAT與雅思、學習上流社交，學校的清潔人員在沒有勞保的情況下出了意外，能佔據他們的注意多久？地域性質的里民服務處，也難尋年輕的身影。畢竟平日工作就耗費了大部分的精力，能夠有個價格合理、房東和善的居住地便該偷笑了，要生出額外的時間去認識腳下因為工作而搬遷的土地，難如登天。

整個社會架構是如此，那麼身而為相對弱勢身份的「學生」，又要如何抵抗整個社會對於我們的幼體化？又要如何在升學主義掛帥的價值間求生存？

整個社會架構是如此，那麼身而為相對弱勢身份的「學生」，又要如何抵抗整個社會對於我們的幼體化？又要如何在升學主義掛帥的價值間求生存？圖片來源：政治大學網站。

對此，筆者認為應從大環境的期待著手。整個社會對於學生的期待就是盡學生的「本分」，這個本分時常是在升學主義包裝下的服從，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發表論述，建立出以學生為主體的組織架構與運行模式，更進一步利用自治社團的性質在社會議題的辯駁中發聲、改變社會對學生的刻板印象，是學生自治的第一步。

有了獨立運作、不受校方社團評鑑限制的學生自治組織後，第二個難關是代表性的問題。歷年來校內投票率低落，甚至連最低門檻都常常過不了，一個學生會長可能只得到5~8%的同意票，更容易被質疑代表性不足，無法成為學生發聲的管道。這個問題會進一步導致學生意見（個人）與學生會意向（集體）的落差，也就是先前提到中間機構失能的問題。

學生政治參與率的提升並非一蹴可幾，社會結構亦需要世代間的努力，然而筆者有兩項拙見，多少能緩解以上問題，進而提升學生會在社會、在人們心中的影響力。

最簡單的，更加任務性的活動流程。在表態前，視事務的嚴謹程度去調整意見收集的方式，如須以學生會名義參加民間正式連署，可能就需要非常嚴謹的投票；反之如是校內對於流浪狗的政策，可能僅需要網路表單的整理。以上程序雖會增加學生會成員業務量，但短期之內可以解決代表性的問題、順便宣傳，長遠來看，自治組織本來就該負擔起培力人民的責任，透過頻繁且務實的實際參與（選舉以外），也可以讓人們在執行的過程中重新理解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影響力關係。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以跨校的學生會聯合去面對巨大的社會議題。筆者雖不支持草率的積極擴張，但在面對無法縮小的社會議題，如市長選舉的政策辯論、國家教育政策修改，依舊需要校與校之間的緊密合作。筆者所屬的政治大學學生會，就為了舉辦雙北市長辯論的活動與諸多學校聯合；同時，因應年底的投票，各個學生會也擬定聯合在校內設客運點，成立返鄉投票專車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