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對臺灣一個六年級前段班歷史家的影響

加上余英時先生最近出版的回憶錄，雖說我的研究興趣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地方政治史，但我的手邊也積累了九本余先生的著作。若看買書的時間，最早的兩本應該是大學時因為修課所以讀了余先生的《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1993再版）以及《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94再版）兩本書。過了廿多年後，重新翻看這一疊書，回想年輕的自己是怎樣動念去「硬讀」余先生的著作。當時會願意去「硬讀」余先生的書，除了課程的規定外，其實也有一點「追星」的心態。不過，廿多年後回想起來，其實更是因為余先生關於中國歷史中的「知識分子」與「自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我更早著迷的柏楊與李敖等人的不同切入角度。更準確地說，就是對所謂道理的不同陳述方式深深吸引了我。讓年少的我知道除了被感染嘻笑怒罵的氣憤外，還有高標準的學術成果可供借鑑來繼續進行思索。

回想年輕的自己是怎樣動念去「硬讀」余先生的著作。其實更是因為余先生關於中國歷史中的「知識分子」與「自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我更早著迷的柏楊與李敖等人的不同切入角度。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應該是很多朋友一樣，大學時代的我對所謂的「理論」有很高的興趣，還記得大一時宋光宇老師（1949-2016）在人類學導論的課堂上，便跟我們談韋伯的理論，還連帶推薦了余先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1992再版）跟一些相關的社會科學的東亞研究著作。讀了這些書之後感到很興奮，因為以前讀的歷史教科書喜歡談民族文化的不同，還喜歡把臺灣、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分開敘述，好像各不連屬。但透過余先生的研究，也才慢慢明白對歷史學家而言，對理論的思考所產生的問題，其實是可以用來貫通對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的生活經驗的討論，而且還可以透過歷史上累積的資料去疏理後並提出嚴謹的解答。

後來很幸運地有機會到清華大學歷史所讀碩士，早期的清華以思想史的研究著名於學界。我也還清楚地記得歷史所的辦公室裡就有一副余先生在創所時所題的字，加上所內的老師與學長姐關於思想史的濃厚研究興趣所造成的氛圍，讓我一直有機會可以去反思「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句話的意義。那段時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張元老師的研究實習課，我記得當時已經醉心社會史與人類學研究的我，透過張老師的耐心引導又重新去讀思想史與傳統史學研究。

除了科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外，還記得張老師在課堂上推薦了余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1995）那本書，並因此大幅地修改了自大學以來我對《國史大綱》那本書產生的許多疑惑。但真可以把我那時的社會史研究興趣與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打通的，還是讀了余先生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台北：東大圖書，1996）那一本書。雖說受限於對思想史資料的了解不足，但余先生的「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的切入方法，對我則極具啟發性，或說根本就是一個史學方法的再啟發，從而學到可以如何把資料所呈現的世界給立體化，並再據之進行書寫與解釋的工作。

我想我今天關於地方史的研究興趣，除了在清華那三年的人類學啟發之外，很重要的一塊就是沒有完全忘記歷史與史料解讀的深刻延續性對地方社會文化積累所產生的影響。

除了獲益於余先生的著作外，就我個人的求學歷程而言，我只有幾次演講的場合看過余先生，不過因為余先生訓練了好幾位第一流的學者，這些傑出的學者於公於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但此間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Katz）老師，康老師是余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足。簡單地說，若沒有在研究所時代受到康老師關於東亞研究與民間信仰研究的啟發，我應該是不會想到可以從事地方社會的研究。

余先生訓練了好幾位第一流的學者，這些傑出的學者於公於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但此間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Katz）老師，康老師是余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的高足。圖片來源：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CC BY-NC-ND 2.0 TW)

讀了余先生的回憶錄，除了注意到余先生早年也對費孝通（1910-2005）先生的研究深感興趣外，也才更明白原來余先生除了對「正式思想」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外，也早已經關注到「民間思想」對於建構史家的「可以理解的整體」的重要性。

余先生早年對費孝通（1910-2005，圖左）先生的研究深感興趣，因為余先生除了對「正式思想」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外，也早已經關注到「民間思想」對於建構史家的「可以理解的整體」的重要性。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從余先生的回憶錄讀到他自言研究進行的三個階段：研究問題、引進學說與整理國故，這對有興趣將強調研究的「厚度」的思想史切入角度去結合社會史的討論的我而言，無疑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方向的指引。我同時也一直在思考的是：若說對過去思想界對所謂的平等與自由的討論各有偏重，從而產生了被簡化後的左右光譜兩端的討論，並因此衍生了許多問題。

在這樣的狀況下，特別是針對十九世紀末以來地方社會的研究，此間隨著大量官方與民間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如何去透過關注一般民眾的「民間思想」的研究，去推動對土地的感情，以及對人性在於追求自由與尊嚴的了解的歷史學研究，因而達到強化公民社會，並鞏固臺灣民主生活方式的效果，應該是吾輩之後更應戮力前進的方向。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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