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男對金庸的漫長告別

Tsio̍h Bo̍k-b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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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金庸,就如同令狐沖告別岳不群一樣艱難。

不是報人、小說作者、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查良鏞辭世那樣的告別。一九七〇年代,在香港《明報》最後的連載結束,就此封筆以後,金庸便是引號裡的「金庸」。「金庸」是整合新聞、出版、影視、電子娛樂產業的生產線。產業鏈的構建愈發宏偉,「金庸」成為學術。在規模可大可小,校園裡為賦新詞的慘綠愁緒裡,「金庸」是思春少女少男的愛情摹本。兩情相悅或者單相思愁腸百轉之外,「金庸」也是文藝少俠的版本學。遠景的白皮、水墨畫書封版本為佳。遠流黃皮版以致彩色書皮襯底水墨皴擦版本,再到軟精裝「世紀新修版」,收藏價值那是每況愈下。最後者的劣跡超過了裝幀,還壞在查良鏞的增刪。更坐實了引號中的「金庸」之觀察。查良鏞窮後半生希冀臻於至善的,是叫做「金庸」的品牌及產品。

2018年立冬前夕,「金庸」的作者已死。滄海桑田的江湖更加詭譎,「作者已死」的讀法來讀「金庸」還嫌天真稚拙。君不見影視改編之中,最傳神最本色小龍女的永恆追尋;單行本每回伊始,提綱挈領的插圖,姜雲行和王司馬兩先生的作品何者較佳的論辯,都是「金庸」。

怎麼不無痛楚地告別「金庸」,像令狐沖告別岳不群一樣?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在虛擬介面上「木可米分」之類次文化蔚然成風的新世紀,幾近一甲子以前將「鏞」字寫成「金庸」的金庸,其開風氣之先的歷久彌新,不無弔詭且諷刺地展現穩定的文字本身所不足以傳遞、捕捉,或者曳出文字既有表意功能的額外意義。閱讀從「金庸」曳走,探看他額外的意義,是一種告別。漫長的告別。捧讀「金庸」長成的前文藝青年、愛書人,以令狐沖的俠骨自詡的「異男」,怎麼告別「金庸」?

怎麼不無痛楚地告別「金庸」,像令狐沖告別岳不群一樣?

告別可能會在一己的性別意識覺醒中,發現「金庸」中的性別關係完全屈從於一個異性戀男性的凝視。每一部書的男主角都能視為敘事者「金庸」的自我。幾乎所有值得凝視的女性都必須、理應、果然要愛上整個敘事的核心男性。極端男性中心的世界觀,和PTT次文化當中的「母豬教」之間的差異幾希啊;或許,差別只是那些作為核心的男性果然風度翩翩,而且一身武藝。這麼看,無奈又糟了個糕⋯⋯,「君子好逑」固然又是種男性定義的秩序;女性、秘笈、武功的收集、解鎖、堆積,不啻又令那些「金庸」的自我,化身多多展示獸首、獎盃、跑車的人形陽剛巢穴(man cave)。

「金庸」異性戀男性的凝視,甚至可以是不寬容且不溫柔的。《笑傲江湖》中的東方不敗、岳不群、林平之、左冷禪、勞德諾⋯⋯,習練或真或假「葵花寶典」/「辟邪劍譜」的群眾,數目之多,是「金庸」筆下最接近文學中「畸零人」(outsider)類型的書寫。但「金庸」的畸零人卻不是被體諒的對象,而成為某種「修辭」;肉體(性徵)的殘缺,成為角色之扭曲醜陋的具體示眾。「金庸」筆法的故步自封,甚至連說它「非酷兒」的餘地都不可得。(按)

告別也可能在文學類型的觀察。在《連城訣》中發現模仿《基度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的敘事結構。在《俠客行》中看見「金庸」複製義大利藝術喜劇(Commedia dell’arte)以致莎士比亞劇作一再演練的「錯認」敘事模型。在《天龍八部》中看見「金庸」的「天龍八部」、「天人五衰」角色設定,實際上脫胎自中世紀「道德劇」(morality play)擬人化特定性格、德行的傳統。直至警醒到「金庸」的筆,果然始終安頓在類型之內,而未曾試探文字、文學的疆界。

江(ㄓㄨㄥ)湖(ㄍㄨㄛˊ)可以是文化的虛擬和寄託,但它同時也無比牢固穩定,以至於「金庸」和令狐沖都從來未曾越界。

告別,最終會發生在第N次讀完《笑傲江湖》以後。連後記都仔細地讀了,讀到查良鏞自己的話:「盈盈伸手扣住令狐沖的手腕,⋯⋯,令狐沖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你訝異於查良鏞的世界觀竟然如此誤讀,甚至粉飾著「金庸」。

「金庸」的《笑傲江湖》,實際上是一部徹頭徹尾環環相扣的矛盾之書。追求一統卻結果於幾近全部覆滅的五嶽劍派。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金庸」的《笑傲江湖》,實際上是一部徹頭徹尾環環相扣的矛盾之書。追求一統卻結果於幾近全部覆滅的五嶽劍派。牴觸名字中的謙下而飛揚不遜的男主角(令狐沖)。處心積慮榮膺大位隨即無心教務的教主(東方不敗)。代代相傳著「子孫不可翻看」的秘笈(辟邪劍譜)⋯⋯。一切矛盾,一切拉扯,一切艱難正中央的令狐沖的一切煩惱困頓,全都來自令狐沖無法告別岳不群。實際上,令狐沖的無能告別岳不群並冀望「重列門牆」,再被接納進穩定的秩序中,在在顯示令狐沖並無意追求自由。

一切矛盾的核心,是令狐沖始終無意告別在他名為「正派」,在「金庸」名為江湖,在離散華人名為「中國」,實則是以儒文化作為底蘊的家父長、父權傳統,一種倫理的秩序。更關鍵的是,《笑傲江湖》是「金庸」以剔除特定(中國)歷史參酌作為書寫企圖,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寓言。並且是引號內的「政治」。一切的政治,權力政治、(泛)家庭政治、科層政治、階級政治、性別政治,全部主張為儒家男性中心的父權倫理。整部《笑傲江湖》都在寫令狐沖的並不想自由。執意愛任盈盈,實則是令狐沖唯一行使的自由。

查良鏞的後記,卻幡然倒轉;任盈盈象徵的廝守成為不自由,令狐沖及其安身於倫理秩序的渴望,竟能理解為對於「自由」的追求。笑傲於江(ㄓㄨㄥ)湖(ㄍㄨㄛˊ),就是自由的;只要不去質疑形成江湖的秩序本身,只要不去質疑名為中國的倫理本身。

查良鏞其人與香港政治及中國政權的糾葛,每每與「金庸」筆下的任俠相去甚遠,並不意外,而是繼承其世界觀的必然。作者死去以前,「金庸」在大眾文化與記憶中的比重,愈發傾向可嚮往或可比附的(異性戀)愛情模型,實則是綿延漫長的「向『金庸』告別」。其江湖與政治已經陳舊得不堪留戀,唯有愛情還在異性戀的體制中常新。

那告別斷然的完成,恐怕要出現在「異性戀」及其霸權終於被明確指認為必須檢討的一種「陳舊的政治」那時。


筆者按:「連說他(金庸)『非酷兒』的餘地都不可得」就教盧郁佳〈東方不敗原本是死娘炮?你不記得的金庸護家盟〉一文。盧文認為金庸中「同志形象是跳梁小丑,」恐怕還對金庸慈悲寬容了些。性少數在「金庸」中完全不被看見。也就是連作為跳樑小丑的「同志」都不是。「金庸」實際上是將一切非異性戀的「性」挪用來示眾,並等同於邪惡醜陋。

作者為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亞洲研究學系台灣文學博士。與《星際大戰》(StarWars)同年。成人才發現支持台灣獨立不會變成絕地武士。身份並包括思想復仇者。(謎之音:你不要再影射流行文化。)異性戀男性,佔盡一切便宜。研究旨趣包含性別理論、台語文,及不必壓迫性少數的基督新教神學。為人傲慢,不服管教。現任職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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